文 / 吴文清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瞭望智库（
ID：zhczyj）
又是一年高考日。库叔虽然早已度过了那段岁月，心情却和所有考生一般紧张。
资料图片：
河南省温县一中的一名高三学生在教室中复习，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新华社发
今年恰逢恢复高考
40年。在库叔看来，步入不惑之年的高考依旧充满着青春与活力，还多了些许成熟。
这
40年里，高考陪伴了多少人的变化？自身又经历了多少变迁？
那一年，当了三年农民、七年搬运工的张艺谋经过一番曲折的争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他说，
“没高考，没现在。”
那一年，身为中学老师的易中天，因避免和自己的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于
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那一年，刘震云刚刚结束为期五年的兵役，一举成为河南省文科状元，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果没有77、78的高考，我也有可能跟我表哥一样，会是一个建筑工地的一个搬砖的。”
10年里人们心中被按压住的悸动与渴望，在40年前那声令下中重新燃起。
前些日子，库叔与去年参加高考的堂妹交流，她感慨良多：
“如果我没有参加高考，或许现在和弟弟一样，只能在家附近打点散工做点体力活；如果当年我爸像你爸爸一样，参加高考上了大学，可能我也能和你一样，有更丰富的生活体验了。高考让我们的人生有着这么多的不同。”
考上大学，彻底改变了父亲的命运，继而改变了我的命运。
父亲是
“老三届”里最普通的一名。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瘦弱而矮小，并不是农业生产中优质的劳动力，但他却从小酷爱读书。
小时候，他的“卧室”是一间昏暗的木板阁楼，楼下堆着杂草，一支破旧的木梯是唯一的联通。阁楼里没有灯，年少时父亲常是在外借光看书，晚上抹黑小心翼翼地爬上阁楼。而那些书也都是从学校、老师、同学那里借的，“读书”多年，他却甚至连一本书都没有。
父亲的成绩很好，特别是语文和化学，他曾经骄傲地和我说过中学老师都对他刮目相看。但这些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或许并不重要
——祖父英年早逝，家中子女众多，奶奶当然希望父亲能多一点精力在种地上，少一些分心——毕竟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并不是什么好的身份。
1977年，高中毕业的父亲已经回乡务农一年。对学业已不抱希望的他却迎来了人生转折：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身在偏远农村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时，赶紧在最后的时刻报了名。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下手里的农活，重新拿起书本，为这一次考试做准备，
“那个时候，谁要是有本参考书，那可是像宝贝一样的。我就借了别人的书抄了好几本。”
1977年冬天，父亲参与了那场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高考。
后来数据告诉我，那场高考，全国录取率仅有
4.8%。
父亲说，当时整个村庄，他是唯一一名考上大学的，而整个县城，也仅有三名考生考上了大学。
报志愿时他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哪些高校哪些专业，最终还是相关部门根据他的成绩以及国家的需要，把他分配到了医科大学。
医药、师范和农业，正是那时国家最需要建设的专业方向。
父亲离家求学时，只带了一床破被，两身换洗衣服和一双鞋。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双鞋。”父亲说，“是我妈用旧轮胎给我做的。”
如今的父亲，已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救下了不少人的性命。回想当年，他依然感觉如梦一般。
“我这双手，可是锄地都锄不好的呀，怎么就拿起了手术刀呢？”
不知父亲是否知道，和他有着类似经历、类似想法的人还有许许多多，而正是这一代人，引领了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起航。
高考，给热爱知识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
正如刘震云说：
“因为大家一无所有，当世界出现一种机会的时候，他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给抓住，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着更多的可能。”
特别是，对于长期务工务农而又热爱知识的底层劳动群众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条会流动的通道，这就把他们奋勇向前的激情带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这也使得这一代大学生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无限高涨。他们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的技术主力，而这一通道也为数十年国家与社会稳定提供了基石。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这是向上发展的新希望，自我的完善与实现的新可能；对于国家发展而言，这是保持活力与创造力的新动力，经济腾飞的新机遇！
2017年6月5日，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镇，万人空巷。
赴考的学生、送考的家长，还有数家国内外媒体，在这一天的上午
8点08分，一起沸腾了这座位于大别山区的僻静小镇。
毛坦厂镇的声名远播，源于毛坦厂中学
——一所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超级中学”。
今年，毛坦厂中学共有55个高三班级，每班人数均在100人以上；同时还有67个复读班，其中理科53个、文科14个，每班人数在150人左右。
此次赴考考生近2万。而就在去年，这所中学本科达线人数达到一万多人。
毛坦厂中学现象只是当下高考盛况的一个缩影。
在河北，衡水中学半军事化的管理保证了
80%以上的一本录取率。虽然管理极其严格，但无数考生与家长趋之若鹜，衡中无论在哪里建分校都颇受欢迎；
某宝上，各类
“高考必备”一时成为热销，小到笔墨，大到衣物鞋帽，考生的家长、朋友纷纷购买赠送，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
在山东，孔庙一时人头攒动，不少考生的亲戚朋友簇拥而上为高考考生祈福祝愿，盼榜上提名，一举高中。
特别是，对于大多数来自于农民家庭、打工子弟、流动少年群体的高考考生而言，
他们和从小就有名师陪伴、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大都市精英孩子不同，若高考名落孙山，他们就只能外出打工漂泊，别无他选。
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是一家人的指望。
从父亲那一辈神话一般的高考故事，到毛坦厂中学万人空巷的送考盛况，高考已经经历了
40个春秋，不惑之年的高考纵使还不完美，但愈演愈烈的高考现象恰恰说明了“知识改变命运”从来没有过时，高考作为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通道的作用依然坚挺地存在。
在这
40个春夏秋冬里，中国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高考这个最重要的社会遴选机制。
两个改变贯穿着始终：
一是高考在改变着我们，不仅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固化，更使高中教育从精英教育转而成为大众教育，提高了文化普及率；
二是我们在改变高考，面对应试教育、区域录取不平衡等问题，我们一直对高考制度改革、调整，让高考制度更好地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
高考在改变我们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其激烈程度用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1977—1981年，普通高考录取率分别为4.8%、6.6%、5.9%、6%、5.5%，远低于“文革”前五年的高考录取率。
80年代中期至1998年，高考录取率开始从11.6%升至36%，高考竞争程度虽有所缓解，但仍然是“金榜题名难”。
高中教育本就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升高中，已经经过了一轮选拔，而高中到大学的录取率又如此之低，层层遴选保证了足够优异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这个知识圣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张亚群教授认为，当时的大学教育属于典型的
“精英教育”。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我国高等教育从
1999年开始连续大扩招。
与之相伴的是，高考录取率的大幅上升。
据统计，1998-2005年间，高考报考人数年均增长11.58%，高考录取人数年均增长23.75%。到2013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6%。到201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大学录取率的提升
——从1977年的100个人录取5人左右，到了2014年，上升至70多人，我国高考录取率一路攀升。
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步迈向“大众教育”。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的年代，考上大学已经不是稀罕事，现在大家更关注的是考上的是不是好学校、好专业。
与之伴随的，是全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
我国民众不同教育水平占比随年份变化图 （数据来源：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公
高考这个人才输送通道，为整个社会带来了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对于国家来说，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而借力于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
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有了与精英家庭孩子有了同一张试卷，在同一个考场。
根据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陈超教授的调研，
在
985等重点大学的学生中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至少占全部生源的60%以上，
其中来自农民家庭的生源占30%以上，占比排名第一。
高考对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推动底层社会流动的效果由此显著可见。
或许很多人还在控诉着高考的
“不公平”，但相较于其他遴选方式，这一纸试卷已是最公平的方式。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就表示：
如果不用高考的分数去衡量，就会有无数的办法“找关系”、“走后门”，使得无法公平公正选拔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