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延续至今得益于自元大都开始连续的建设，历经明、清、民国发展至今，空间形态基本保存完好，它的空间演化亦是城市历史和发展的见证。根据空间序列和特征大致可以将中轴线分为三段，每一段都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功能息息相关。如今的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北京老城核心区域的骨架，向南北延伸的格局更是与现代城市建设共融共生的见证。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不仅在于表达了中国古代营城制度及传统礼制思想，而且是历史更迭与空间延续的见证，逐渐成为北京作为现代化国际古都的新地标。
北京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城市建设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成为封建王朝首都以及实际的统治中心则萌芽于金代。金灭北宋之后，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朝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将首都从松花江上的会宁府，迁至原北宋的燕山府，即今天的北京地区。与同为历史古都的西安、杭州、咸阳等城市不同，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时间线几乎是连续的，自金开始历经元、明、清，我国历史上最后的几个封建王朝皆在此地建都。北京中轴线一直留存至今也得益于这种城市建设的连续，它的演化亦是城市历史和发展的见证。
北京作为都城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有两条中轴线。第一条很少被提及，即金中都的中轴线。金中都旧址处于如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部，它沿用辽南京城的宫城和中轴线进行布局，并参照北宋汴梁的规制进行改造与扩建。金中都的中轴线在城市中央偏西的位置，以宫城为中心贯穿南北，并不处于全城的中心。蒙古灭金后，金中都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故到了元代，依靠金中都东北郊离宫太宁宫另建新城，史称元大都。另一条便是以元大都为始，重新规划建设的中轴线，历经明、清、民国发展至今，空间形态基本保存完好，这条轴线俨然已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记录者。全文主要针对后者进行时空演化的分析。
威严午门（摄影：张娜依）
一、历史变迁过程中北京中轴线的演化
（一）元代的始建与规划
元大都的中轴线随着这座城市的建设而明确。考虑到用水、漕运、景观营建等因素，受水系建设的影响皇城位于全城偏西南处，并不在整个城市的中心。而关于元大都城市中心在何处，元代《析津志》有相关描述：“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由此可以推断，元大都以中心台为全城的中心，也位于全城的中轴线上。
至于中心台是否为中轴线的北端点，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中轴线始于丽正门止于中心阁，然通过上文“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且“中心台为四方之中”可见中心阁与中心台东西而立，故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中轴线北端点与明清北京城一致，应结束于钟鼓楼。判断此种说法，首先应明确元代钟鼓楼的空间位置。《析津志》中记载：“齐政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上有壶漏、鼓角。”“更鼓”指报更的鼓声，“壶漏”“鼓角”也均是计时报时的工具。明确了齐政楼在城市功能中起鼓楼的作用，可以判断这就是元大都的鼓楼。钟楼在齐政楼正北，两楼南北而立。接着来判断钟鼓楼在全城的位置，《析津志》中：“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可见中心台与齐政楼均位于中心阁以西，根据元代1步为5尺、1尺约等于34.8 cm的数量关系计算，中心台与中心阁之间约为26 m，结合空间关系和鼓楼的体量，齐政楼几乎不可能位于台与阁之间，据此推断齐政楼也位于中心台西侧，故元代钟鼓楼并没有位于城市中轴线上。侯仁之先生也曾指出：“中心台迤西之南北大街上南北分建鼓楼与钟楼，晨钟暮鼓为全城报时之所。”
根据以上可以基本判定元大都的中轴线自南大门丽正门为始，穿过宫城，再向北到达中心台为止，此时的钟鼓楼虽位于元大都的中心区域，但较中轴线略偏西，整条轴线全长不足4公里，并未贯穿全城，北京中轴线的雏形也自此出现。
（二）明代的重构与定型
明代北京城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建。明洪武元年，明军攻入大都后将其北部废弃，同时拆毁了大内宫殿，定都南京，并将大都降为北平府。大都城几乎被战火焚毁殆尽，永乐年间决定迁都北京，在延续元大都空间位置的基础上重新修筑城垣，但北京城其实是在元大都基址上另建的新城。
于是，元大都中轴线与明代北京城中轴线的相对位置便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对于这两条中轴线是否重合，首先，可以根据万宁桥的位置进行判断。如今北京中轴线上唯一遗留下来的元代建筑便是万宁桥，若元大都中轴线与明清北京中轴线重合，那么万宁桥也应该位于元大都的中轴线上，反之则不重合。侯仁之先生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中提到：“元朝设计大都城以‘中心台’为起点，也就是今天钟鼓楼所在的地方，向南紧傍什刹海东岸，即今天后门桥所在的地方。”其中所提到的后门桥就是万宁桥。元代统治者原属于游牧民族，素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不难看出元大都的规划将水系设计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万宁桥在元大都城的建设中对保障供给至关重要，是大都城内通惠河上游的重要通水孔道。再结合中国素来的“择中观”推测，重要的建筑往往建设在正中，故万宁桥在元大都始建时应该就位于中轴线上。其次，在1964—1974年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合作，共同进行元大都的考古工作。其考古成果记录在《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一文中，文章中指出：“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 m，即是大都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综上，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元大都与明清北京中轴线相对位置仍有争议，但结合万宁桥的实物遗存、考古队的遗址发掘以及相关的文献记载，笔者认为明清北京中轴线延续元大都中轴线的可能性最大。
根据前文的论述，虽然明北京城中轴线较元大都的空间位置未变，但是轴线的长度、重要建筑组群的位置等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中轴线向南北延伸。明成祖迁都之后，将元大都南北城墙均向南移动，丽正门也随城墙位置的改变向南平移，此门也是当时中轴线南起点，在元代钟鼓楼西侧重新建设钟鼓楼作为中轴线北端点。嘉靖年间随着外城的扩建，中轴线北端点不变，南起点至永定门。第二，在中轴线上重建宫城，四周开挖护城河，泥土向南堆积成山，名曰“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第三，坛庙的重新规划。在中轴线南部东西两侧建设天坛与先农坛；继续遵循“左祖右社”的规制，但太庙与社稷坛的位置由元大都东西两侧，移置宫城前侧左右。考虑到元大都宫城与皇城南城墙之间的空间比较紧凑，不便布置两座坛庙，加之初入中原的蒙古民族本没有祭祖、祭土地五谷之神的传统，因此两座坛庙设置在全城两侧。而明改建北京城时，加大了皇城与宫城之间的空间，这样的改变既便于皇帝亲自参加祭祀，也大大增加了禁宫前面的景深，进一步突出“皇权至上”。结合空间和当权者的使用习惯，坛庙的位置有了这样的改变。
经过三百余年的建设，北京城“凸”字形的平面布局就此形成，自此长达7.8 km的北京中轴线格局也基本定型。
（三）清代至近现代的继承与延伸
清顺治入关后仍定都北京，北京城继续被清廷沿用，中轴线的格局也得以继承，仅在沿线的部分城市空间上进行了调整，扩建了皇城及坛庙，钟楼由于失火将原本木结构谯楼改为砖石结构。随着清代经济逐渐复兴，中轴线两侧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活跃的市场，丰富了沿线的城市空间。
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皇权的瓦解，北京中轴线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使用功能上，由服务于皇家转为服务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沿线部分建筑被拆除，中轴线所代表的神圣性、权威性开始受到局部侵蚀与消解。原本百姓不能涉足的皇家用地被打开，部分辟为公共游览场所。天坛和先农坛的部分坛墙被拆除，形成了部分居民区。由于交通需求，正阳桥、正阳门瓮城、千步廊、地安门等也陆续拆除。从城市空间的角度上看，这段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与战乱，加之公众保护意识的不足，中轴线在整体形态的完整性上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地区实施了系列改建工程，这也是整条中轴线继明代定型后最大的改变。改造后打破了正阳门至天安门前原本封闭集中的空间，在此建设开阔的广场。随着封闭空间的破除，用开阔的前场突出天安门的主体地位，中轴线上的重点也由紫禁城转变为天安门，象征着时代的交替。随着北京的继续发展，中轴线在整个城市的延续被考虑到历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中指出：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北京中轴线作为“两轴”之一，其延长线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如今的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北京老城核心区域的骨架，更是与现代城市建设共融共生的桥梁。
二、北京中轴线的空间艺术特征
（一）宏观视角
虽然元大都是最接近周礼规制的城市，但无论是大都还是明清北京城，纵观全局，轴线处于正中之位但并没有贯穿全城，这与《考工记》中周王城理想平面图并不相符。对比之下，皇城与宫城的轴线与全城中轴线重合，且起讫点均为城门，而北京中轴线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北端没有以“门”来收尾。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整个空间秩序上不禁让人感觉有些虎头蛇尾，根据分析，这样的布置是考虑风水的原因。
《周易》中规定：“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结合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不难推断“天象阳，地属阴”，阴阳学中又有“南面为阳，北面为阴”之说，这符合太阳运行规律，故南面象天、北面象地，因此北城墙只布置两门。在北京城的设计中取“天地”的意象，阴阳相对，寄托天地之和的意蕴。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城墙仅开两门，正中不设门，钟鼓楼以北到城墙所构成的街巷肌理没有延续中轴线的道路，故中轴线到达钟鼓楼后“无路可走”，且钟鼓楼以北也再没有标志性建筑。所以从城市空间上讲，结合道路、节点的布置，中轴北端在钟鼓楼处结尾的原因在此。这种意图在皇城的布置中也有所体现，明代只取天的意象，皇城南门是承天门，到了清代南门更名天安门，北门更名地安门，进一步完善“象天法地”的文化内涵。
地安门外大街（摄影：何晓玲）
（二）微观视角
探求中轴线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关系，从图底关系上可以清晰地发现自南到北有三个段落，分别是永定门至正阳门段、正阳门至景山段、景山至钟鼓楼段。随着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城市建设上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反映在中轴线的空间上即中间段落集中性最强，这种向心性随着轴线向南北两侧逐渐变弱，每一段空间序列的差异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承载了不同的功能。
中间段落贯穿宫城和皇城，在空间上最集中、节奏上最紧凑。无论是明清时期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封闭对称千步廊和棋盘街，还是如今天安门地区改建后开敞的广场，都是进入主体建筑的前导空间，起烘托作用。宫城之中门与院落空间的层层交替、东西对称的建筑布局强调了主体地位，以北的景山将城市中轴线的秩序感推向了高潮。空间的布置紧扣功能，符合历史上作为封建王朝权力中心的象征，也契合现代全国政治中心的定位。
正阳门以南逐渐开始放松，由于清代汉人不得居住在内城，市井百姓在此段聚集，出现了集中的市场和街巷格局自由的居民区，但尾端由于天坛和先农坛礼制建筑的约束，中轴序列略有加强。皇城以北是最贴近百姓生活的部分，中轴空间序列最为放松。漕运的沟通使得这里一直都是商业的聚集地，海子所塑造的景观空间自明代起就是市民游览区，街巷空间也由于不规则水岸生长得更活泼。钟鼓楼作为北终点虽然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但是在建筑体量和空间组合上不如南段的两座坛庙，加之钟鼓楼的作用是为全城报时，兼具服务全城百姓的作用，因此，北段在空间和城市功能上也是最融入市民生活区的。
三、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国古代营城制度及传统礼制思想
虽然《周礼·考工记》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历朝历代并没有严格遵循其中的营城制度，直到元代这样的规制才被用于实践。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发展演变是历代城市建设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城市规划史的重要篇章，中轴线并不是简单的南北道路相通，而是城市空间按照仪礼制度规划布局的集中体现。在营城制度之下，反映的是诸多中国传统礼制思想，“中和”“尊卑”“阴阳”等关系给这条城市轴线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