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徐焰将军纵横古今谈军改，揭秘操纵五千年强国幻灭的幕后巨手

军事改革——强国兴邦之道

纵观人类发展史，战争始终与之相伴。穷兵黩武固然会使国家遭受灾难，强盛国家却需要强大的军队。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也讲礼义、缔结协定，这是因为人类集群而成的国家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系统，是能够根据特定时代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而形成一整套文明规则的。在正常形势下，国家关系可以根据文明的规则运转，不过武力仍然是可以超越所有规则的终极手段。尤其是在文明规则对很多领土争端、经济纠纷等问题难以解决时，经常还是靠“拳头”说话，“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古往今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军事强国，却往往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昨盛今衰。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武力创造了古代头号军事帝国，不过一二百年就走向颓败并四分五裂。从关外崛起并横扫中原的“满蒙铁骑”，后来也堕落成不堪一战的“八旗子弟”。18世纪末，只有300万人口的美利坚合众国，凭借着民兵武装建国立业，不过百多年就成为世界军事头强。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受列强宰割的中国，如今却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之一。操纵这一历史变幻的幕后巨手，就是改革，就是国家能否进行改革，军队能否进行改革。

僵则死，变则通，古今一理。现在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改革，改革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本书将回顾中外历史上重大的军事改革，揭示历史规律，寻找现实价值。

成者为主败者奴

强军变革决定民族生存

人类生存有两项最重要的需求，一是安全，二是衣食。前者要靠武力自保，后者要靠生产获取，当然强者也可掠夺弱者，于是战争便出现了。据考古资料证明，最早的战争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社会的战争在氏族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展开，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而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

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政权，虽然仍有野蛮性却比过去大有进步，至少俘虏多数可以被当作奴隶而活命。这时有了最早的国家政权（严格讲很多属于部落联盟），有了父死子继的王权，在中国，大禹的儿子启首开世袭制，并以武力迫使周围部落臣服。在奴隶制时代，无论是中国的夏商还是古希腊抑或是古罗马王国的生存都靠战争来维持，那时出战的概念就等同打猎，只不过捕获的猎物变成了人，中国的夏、商政权都以不断的征战从周边部落抓捕奴隶，让这些俘虏当牛做马供自己驱使。

它们的崛起史，就是对外征服史。雅典城内有自由身份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余大多是奴隶。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人口有5000万，与当时的中国汉朝人口相等，其中有公民权的人（包括贵族和自由平民）却不足500万，其余的人除了奴隶还有臣服纳贡的部落族群。

但是，奴隶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逃跑、暴动层出不穷。被周朝妖魔化的商纣王帝辛，其实是一位才力过人的对外征战统帅，他抓到的战俘数量最多并送到首都朝歌，结果这些奴隶在周武王来攻城时发生暴动导致了殷商突然覆没。然而虽然迎来了新王朝，却没能抹去奴隶的痕迹。

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征战需要，就需要建立军队，这种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作用便是对内维护权力统治、对外进行战争。我国古代军事学“圣经”——《孙子兵法》在首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争结果，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若是一国军力不振就不能对外掠到人力、物力，自己还会被别国掠夺甚至全民成为奴隶。中国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就是战败后被押到吴国为奴，甚至还要口尝吴王夫差的粪便。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勒良率军东征萨珊波斯时不幸被俘，成了波斯王上马的垫脚石，这使他本人和那个西方最强帝国都受尽屈辱！

“成则为主，败则为奴”的残酷法则，使古代各国军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变革的成功者才能居于强国之位，败者就会跌落到苦难深渊。在中华大地上，秦国能以西方荒凉之域一统华夏，靠的是商鞅变法后的军制改革，从而打造出一支让关东六国胆寒的虎狼之师。

在18世纪欧洲的土地上，腓德烈大帝实行的军事改革使普鲁士从中欧一个不大的国家快速崛起，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列强之中，为发展成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自宋朝以后就转入僵化和衰落，当权者夜夜笙歌，丧失进取精神，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相继失败，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改革。清朝入主中原，却长期抱残守缺，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军事改革又总不成功，致使中华民族惨遭列强宰割百余年，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起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后，才使我们这个曾经衰落的古老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世界，虽然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阶段，但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苏联在解体前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强大军力，其继承者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落到第十名左右，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总体军力仍居于世界第二，这就使它在国际舞台上仍能同美国叫板，其政治影响力远比其经济实力要强得多。

而日本和俄罗斯相比，情况则正好相反。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三倍以上，可是国际上谁承认这个以“经济动物”著称的东洋岛国是强国呢？因日本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地位，至今在军事上仍受美国控制，自卫队没有核武器和远程攻击武器，因而其国际地位仍然远逊于俄罗斯等多个经济水平不如它的国家，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年造孽太深导致军力发展受限制。

有无进取奋斗的理念

决定军事变革成败

国无军不立，古代、近代的执国柄者也都清楚这一点，除了极度昏聩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往往视兵权如命。不过注重军事之国，并不一定能够强军，历史上经常有兵强马壮之国会逐渐变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事思想僵化和体制腐朽，不能引导变革甚至堕落得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称雄西方的古罗马，就因军事体制崩坏落得个瓦解的下场，此后意大利半岛还出现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从古至今的军事变革，绝不是仅靠换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号，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并举：

1.提出创新的军事指导思想；

2.更换新式的武器装备；

3.实现军队的新编制和结构重组。

了解历史的国人都知道，宋朝在人类战争史上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了火器，军队装备上出现了划时代进步的萌芽。然而此时因封建腐朽习气的压制，以宋太宗、徽宗、钦宗为首的朝廷都没有进取性的军事思想，对臃肿无能的军队也未进行改革，武器改进这一“单骑独进”并没有改变宋军的衰弱面貌，更谈不上实现什么军事变革。

19世纪后期清朝搞“洋务”时，购买了外国的先进军舰、火炮和洋枪，却仍维持着腐朽的军事思想和落后的官制、兵制。相比之下，此时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在军事变革中却是“三头并取”，即在军事思想上引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全面更换新式武器装备，编制上全面仿照西方军队建设多兵种有机结合的合成军。

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军事较量形成这样的对峙场面：一方是拿着近代武器的古代军队，一方是作战思想、武器和编制都已是近代化的军队。虽说清军在外购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大炮、加特林机枪等某些单项武器上有优势，在军事变革的总体进程中和日本却已存在“代差”，作战理念和军事体制上的落后，导致了清军在陆地与海上每遇交锋都一败涂地。

如果把军事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军事思想就是头脑，武器装备就是手足，编制体制就是躯干。在三者之中，头脑自然最重要，军事理念的进步才能有效指导变革。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思想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重大关系，中华民族形成的国家意识也是如此。纵观人类古代史，基本上有着三种文明，其生存环境决定了民族特点和军事特征：

河流文明——崇尚和平、文化水平高却又比较保守；

游牧文明——文化水平较低，剽悍善战；

海洋文明——长于商业，却常常进行殖民扩张。

地处爱琴海的群岛之国——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之一，连接欧亚非的战略要地，其古代建军便是海陆并重，并对外不断扩展殖民地。希腊本身虽然在中世纪和近代衰落，其历史文化基因却被西方国家包括现在的美国所继承。

作为多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河流文明状态，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数千年间多次南下，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然而在短时间内又被农耕文明影响，被同化。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在防务问题上崇尚礼义与和睦，鄙夷征服式扩张奴役他国，只有少数民族政权才在短期内热衷于对外远征。如中国从战国时期至明朝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修筑长城，这便是军事上的防御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体现。

熟悉自然地理的人会发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其走向大致与350毫米等降水量线相吻合。长城以北天气寒冷，降水量少，不适宜种庄稼；长城以南气候温暖，降水丰富，适合农作物的耕作。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从实质上看是农业文明防范游牧文明的一道院墙。

汉族当政的王朝，直接管辖区大都局限于适于农耕的长城之内，汉朝、唐朝虽有短期向外扩张却也很快退回长城之内。以满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在前期融合各民族，终于形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清朝进入后期，对外开拓的精神完全丧失，加上武器和军制落后，国家防务完全堕落为消极保守的防御型。

回顾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民族冲突，经济上是北方穷、南方富，军事上却一般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像诸葛亮的蜀军是以山地步兵为主，北伐时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就难敌曹魏的骑兵，只能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令人叹息的结局。再观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北伐，除了朱元璋利用全民反元大起义而获成功外，其余的没有一次成功。像岳飞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理想，就是没有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的阻挠，也绝无实现的可能。首先我们从军事角度分析，由于北方以畜牧业为主，适合发展骑兵，当地民风彪悍、善战，在冷兵器时代，占据了体力、机动力、战斗精神三项优势。南方以耕种为主，难以养马，军队多以步兵为主，民风也相对柔弱，这也是江南政权最终总是被北方政权或南下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原因所在。

现代的人们总愿意称赞华夏民族的汉朝、唐朝，认为它们开创了值得夸耀的盛世。在军事上，当时华夏民族确实击败了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从社会面貌和思想观念上考虑，汉唐前期的统治者还保留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并注重改进军制，打造先进的武器。汉唐两朝的前期，突破性地将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在长城内外的马场上养育了数以十万计的战马，大力发展冶金业，生产大量优质的铁制兵器。汉军同匈奴进行了百年骑兵大战，双方的战马和骑术基本相当，汉军有金属盔甲、尖铁箭头和强弩，匈奴却只有皮甲、骨头制作的箭头和简易弓，武器装备上同汉军有着重大差距，这些决定了双方交锋时的胜负次数。不过汉军因习惯于农业社会的生活而不能在草原久居，因此无法彻底消灭游牧于各地的匈奴，最后只能以“和亲”的方式求得双方休战，和睦相处。

王可伟的油画《角弓鸣》，形象表现了西汉军人对匈奴作战的场面。当时还没有马镫，汉军的弓箭尤其是箭头要优于匈奴。

唐朝初期，战马数量超过汉朝，金属铠甲和铁制兵器也较突厥占优，才能有太宗、高宗时期的辉煌盛世。

不过唐朝中期，当权者和汉族农民普遍厌倦战事，朝廷不得不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愿意应募当兵的多是擅长骑战的胡人，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少数民族将领由此壮大了实力，从而发动叛乱。唐朝虽然经过七年苦战，借来回纥骑兵平定了安史之乱，而藏族的吐蕃王国却乘机占领了唐朝的陇右马场。塞外养马的肥美草场丧失，导致唐朝后期直至后来的各个汉族政权都无法建立强大的骑兵，由此也丧失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优势。唐朝后期和宋朝、明朝，内地的尚武精神逐渐衰落，北方少数民族却日益强势。当这些夷狄建成拥有冶金制造业的政权并与原有的畜牧优势相结合时，对南方的威胁日益增强。

北方游牧民族虽说总体经济文化落后，却建立了统辖力较强的辽朝、西夏、金朝和元朝等政权，除了战马的强壮、士兵的彪悍，还得益于较高的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水平。虽然成吉思汗是个文盲，却特别重视提升武器质量，到处搜罗制造火器和攻城机械的工匠，蒙古军保持骑兵优势的同时在盔甲制作、发炮装置方面不亚于宋军。再加上蒙古民族强悍的作战精神，富庶的南宋政权就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猎物。

同样的历史悲剧，后来又发生在大明王朝同北方的清朝之间，努尔哈赤时代“满洲铁骑”使明军步兵难敌，明朝的袁崇焕还可以利用“红衣大炮”的优势取得少许胜利。当皇太极招降明朝火器队，建立铸炮业时，军事实力远胜于李自成的军队，明军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这就再次上演了贫瘠的北方征服富裕南方的历史剧目。

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贫困打败富裕、野蛮征服文明的赫赫战绩，关键在于富裕的“知识分子们”尚武精神丧失，贫困的“野蛮人”奋发图强，掌握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一情形在近现代世界上也一再出现过，如“二战”中的意大利也算得上是二流工业国，却打不过希腊这样的落后小国，原因也在于这些罗马帝国的后裔丧失了前人的战斗精神而只重享乐。

经济科技落后是灾难

观念僵化更可怕

在冷兵器时代，体力是战场搏杀的主要因素。此时经济落后却擅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对阵文明先进的农耕民族占有军事优势。中国的汉族政权一再败亡于游牧民族军队，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北方“蛮族”，是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

以火药发现为标志的热兵器出现后，化学能、机械能产生了千万倍于体能的打击力，武士再强的肌肉，穿戴再坚硬的盔甲都不可能挡住枪炮。热兵器的产业基础，又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产能，以及研制新武器的科技水平。工业化的国家对付农业国，在武器方面会有绝对的优势，经济和科技上“落后就要挨打”就成为了基本规律。

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技落伍和军事衰败，造成中国近代陷入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局面，追溯其根本原因是中华大地同西欧相比落后了几百年。自15世纪开始，欧洲走向资本主义后，明帝国便开始落后。清朝入主中原后以落后封闭的理念治国，导致国家愈贫、军队愈弱。

王可伟油画《乾隆射猎》，表现清朝入关后还长期迷信骑马射箭的武功。

谈论清朝时，有人总愿意说起“康乾盛世”，其实那只是社会相对稳定的回光返照。在此期间，中国同西欧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近年来国内有些人经常引用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和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说法，称“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国内总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这完全是出自臆想。最早提出此数据的麦迪森，面对国外一些严肃学者的质疑，也承认这是靠“猜测”。他依据的是1840年中国人口达4亿，占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生产力虽落后于欧洲，却优于亚、非、拉等其他地区，因而取全球的人均中间数值。这种估算法有最明显的经济学错误，就是忽略了工业化的产能和农耕生产力水平的巨大“代差”。当时西欧主要靠蒸汽机驱动的工业生产创造的价值，同靠人类手工生产的产品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西方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就大大超过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东方。据统计，以18世纪70年代蒸汽机问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的生产能力在70年间增长了20倍。1840年的英国人口总数虽只有2000万，只相当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但其生产总值大大超过中国。当时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根本无法进行国内总产值的计算，只有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的统计。1840年英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200万英镑，按当时的贸易汇率折合白银3.46亿两。换句话说，鸦片战争时白金汉宫掌握的钱财是紫禁城的8倍多。1840年的美国刚刚崛起，政府税收很低，年财政收入也达到了2600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比中国多一半，法国、普鲁士、俄国当年的财政收入也都超过了中国。

西方人正是靠雄厚财力、先进的工业化时代的科技生产能力，才能制造出标准化的枪炮和军舰，这与清朝靠手工工匠的经验打造的抬枪、前膛炮和刀矛等武器相比有着根本性的“代差”。因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同英军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军根本不能对等交锋，遇到对手后挨上一顿枪炮射击就会溃败而逃，“夷人”以“坚船利炮”轻易打开了贫弱“天朝”的大门。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搞起了“洋务”，国内却没有近代工业基础，设厂自制的兵船也不过是靠买来外国的发动机和航海设备来组装，质次价高，李鸿章等人就此才感叹“造船不如买船”。此时国家极其贫困，洋务运动中花费最大的北洋海军，在10年间购置装备费不过2000万两白银，如“定远”“镇远”这种单价160万两白银的铁甲舰只能买2艘。此时的英法俄等国各自却都保持着几十艘铁甲舰，连新兴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前的购舰、购枪炮费都超过了中国。1895年，清朝对日作战陆海两方面均大败而求和，日本勒索了2.3亿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年度财政收入只有8000万两白银，入不敷出，只有借外债付赔款，从此背上了近代始终还不清的高利贷，想搞工业和增强军备就更感缺钱。然而，1871年在普法战争中大败的法国，其境遇则和中国完全不同。德法签订的《法兰克福条约》中规定法国对德国的赔款数相当于7亿两白银，法国仅用了5年便还清了战争赔款，并且保持了经济的恢复和稳步的发展。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的贫富相差之大，由此也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的中国，祸乱交兴、四方离乱，除外国人在沿海地区建有少量企业外，当权者根本无力搞经济建设。民国年间不仅没有统计过国内总产值，就连国内有几亿人都搞不清。抗战时所说的“四万万同胞齐奋起”，都是根据清末统计人数以及民国时期卖盐量进行推断的，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首次人口普查才知道国内人口已超过6亿。国家当权者思想守旧，经济上穷困不堪，又没有工业基础，甚至买武器还要看洋大人的态度，这样的社会基础又怎搞军事变革呢？

1925年蒋介石等人建立了国民政府，却将绝大部分财力用来打仗，只是在其控制的部分地区进行工业建设，然而公路、铁路的数量少，修建的工厂规模更是小得可怜，建材和机器绝大多数还要靠进口。对比“二战”前，1936年各国工业建设的基础冶金业钢材的生产总量，中国关内只有4万吨（关外已沦亡于日本），日本则为580万吨，苏联为1500万吨，美国则超过6000万吨。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税收最高的1936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1.7亿法币，按当时汇率1法币折合0.33美元计算，仅相当于3.8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年国民产值超过800亿美元，政府年财政收入接近200亿美元。中国之穷和美国之富，相差又是何等悬殊！

民国年间的中国，依然处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期，也是极其贫困的灾难期，只是个别城市和租界里的极少数洋人和“高等华人”过着奢华生活。国民党方面还曾自吹什么全面抗战前有“十年黄金期”的建设，真是可悲的荒诞吹嘘，而近些年，国内网络上一些敌对势力的应声虫，所谓的“国粉”“蒋粉”，还重复这些谰言以图否定中国革命的必要性。直至腐朽无能的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国内连铁钉、镐头、水泥这些最基本的工业品大多都依靠进口，那时社会上对此的称号就是“洋钉”“洋镐”“洋灰”等，就更不用说武器装备了。国民党当局的兵工厂只能仿造少量机枪和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且因钢材质量差导致其性能远逊于原装。即使到了“二战”期间，中国造不出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艘军舰，步枪、机枪和子弹等轻武器也都主要靠进口，而此时的美国生产了29万架飞机、10.2万辆坦克和142艘航空母舰，苏联生产了13万架飞机、10.8万辆坦克，日本也生产了6万架飞机、2500辆坦克和15艘航空母舰，落后的农业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饱受工业化日本的欺凌。

中国的经济科技落后已成灾难，但僵化的军事观念将中国拖入了可怕的深渊。在清末民初时，中国陆军搞过“小站练兵”这种仿西式的建军模式，北洋军阀也曾模仿德国、日本的军制建立新军，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实施严格的新法训练。但是当时封建社会结构和军阀制度却没有变化，建成的军队非驴非马。手中拿的是近代武器，遵循的却是旧思想观念、旧人事制度、旧养兵之法的封建买办武装，打仗则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抗战期间，中国人民高唱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苏联在1945年出兵东北靠的是机械化作战，一举投入5500辆坦克和3900架战机，以装甲洪流向鬼子们的身上碾去。

此时的国民党军队依靠美国援助也实行了一些军事变革。然而军事指导思想追随美国，武器装备依赖美制，军队编制学习美军，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由于国家贫困和缺乏工业基础，无法生产现代化装备，加之美国援助有限，至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的285个师中只有39个师实现全美械化（同美军师的装备相差甚远），空军总共只有500多架飞机，装备保养还要靠美国。这样的军事改革，只能形成一支“半殖民地”军队，对外不会强大，对内被人民唾弃。孙中山讲过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世界工业、科技和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大潮中，中国因从明末、清朝到民国的当权者都思想落伍和受腐朽旧体制的束缚，日益落在后面，中华大地便成了列强竞相宰割的角力场。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出的结论。不过有些人仅仅把落后视为武器装备的落后，却忽视了思想观念的落后，军队体制的落后。若仔细研究一下甲午战争，中国陆海军武器总体水平同日军基本相当，此战是中国对外战争中武器装备同对手差距最小的一仗，却输得极其惨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近代以来武器装备同外敌差距最大的一仗，但战果极为辉煌。虽然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得到了苏联的装备技术援助，但远远比不上美军，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原因是在战火中进行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锻造出一支军事思想先进、战斗精神旺盛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找回了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丧失的民族自尊、军事自信。

历史证明，军事思想和体制的僵化腐朽是比武器落伍更可怕的落后，军事变革必须是全方位的。这种变革概括起来就是——军事思想要先行，武器装备做保障，体制重组当推手。

以变革实现腾飞

用强军确保发展

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苏发展核武器形成了“核毁灭平衡”，使得世界大战难以发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国力竞赛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竞赛。但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获得的发展机遇，仍然同自身的军力息息相关，适时地推进军事变革，保持和发展一支强大武器力量十分重要。

苏军核潜艇发射战略导弹的画面。

从20世纪开始，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科技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军事变革也走在世界前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凭借最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实现了全军机械化，而苏军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完成了军队机械化。在核武器和远程导弹方面，美国同苏联竞争几十年，美方一直占据着核打击力量上的优势。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开启了信息化战争的序幕，依然是美军独领风骚，把世界上的其他军事强国抛到了后面。

美利坚作为一个由跨洋闯荡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国民历来有一种开拓进取的文化基因。虽说美国文化有其粗俗、鼓吹极端利己主义的一面，却也有注重改革、鼓励科技创新的特点，这使它能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造就一支技术水平超强的军队，以“独霸”的姿态充当“世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不过这个国家的改革精神、科技创新、体制探索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其实每一步都离不开改革。解放初期，中国学习苏联模式。20世纪50年代，依靠自力更生和苏联的援助，奠定了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并开启了“两弹”的研制，虽说这个模式后面暴露出许多弊病，但同旧中国相比还是先进得多。

1950年，首次统计出国内总产值为426亿元人民币（新币），同年美国国内总产值为2862亿美元，按当时美元对人民币1∶4.2的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3.5%，占全世界总量的1.4%，名副其实的“一穷二白”。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中国“边打边建”，解放军也从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迅速变成现代装备的合成军。

中国出兵朝鲜，力挫美军，改变了近代一向挨打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内部承认，中国“软骨动物”的状态并未改变，那就是没有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此后中国集中力量建设工业包括军工业，国家财力主要投入城市和矿山，加速进行工业化建设，长此以往，结果形成了一个“二元化”建构，广大农村在“人民公社化”后仍然贫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完成了苏援的“156项”重点企业的建设，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虽不算先进却能保障常规武器实现国产化，60年代又研制出了“两弹（导弹、核弹）一星（卫星）”，跻身世界五个核大国之列。此时的中国虽然还算穷国，却也算是世界强国之一。如今，有些人抱怨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提高很慢，若细想起来那时的领导人也有其苦衷，若是不勒紧裤带建成较强的军力，如何能保障日后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呢？

中国的建设也走过弯路，如“大跃进”那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还有以空想社会主义进行的“文革”干扰了建设进程。军衔和许多条令的取消，导致军队在正规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倒退。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国家发展转为外向型，军事上也面向世界。

 现代世界格局下，打仗也就是打钱。国防建设的基础，正是国家的经济实力。1980年中国的GDP为360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220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生产总量中只占1.8%。此时，邓小平利用美苏之间的对峙，争取中国以稳固其世界地位的机会，让军队“忍耐”大幅削减军费，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从而迎来了经济腾飞。2015年中国的GDP达到6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高达10.8万亿，在世界总量中已占13%以上，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引起世界瞩目和惊叹，也为国防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2009年以后，中国的进出口量超过GDP的30%，这已超过了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这使得海外市场和原料地的作用空前重要，海上通道安全和维护海外利益成为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2012年以后，美国高调宣称要“重返亚太”，东海的钓鱼岛危机和南海的摩擦随之升级，明显是对华实施遏制的战略性措施。崛起的中国，不仅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者，也引来周边几个国家的不安，遏制和打压呈现了某些联合之势。现在的中国要保持发展势头，面临的挑战可谓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想韬光养晦求平安已不可能，只能大胆迎对。

高科技时代，现代武器都是金钱的堆积，只有国富，国防才有可靠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中国的国防费已从1980年的17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5年的8800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也增加了5倍以上。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国防费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在第10左右，在2009年以后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1991年海湾战争后，人类战争已开始迈向信息化时代，如今的战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空间，扩展到陆、海、空、天、电磁的多维空间，美国军队在信息化领域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未来的战争和军事斗争，将由信息化的高科技武器主宰战场。近十年来，中国军队建设正在实现外向型的转型，海军由近海防御增加了远洋防卫任务，空军由国土防空转变为攻防兼备，神秘的“二炮”部队于2015年12月31日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成为中国军队的新军种，担负起远程常规打击的任务。2015年开始的新一轮军事改革，从国防建设和指导思想、武器装备更新以及全军的编制体制等方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强兵是富国的重要保证，虽然现在军费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依然以和平发展为中心，不过解放军也在大力推进军事改革并以此加强国防建设，这正是保障持续发展和彻底实现小康和富裕目标所必需的。“中国梦”也是强军梦，圆梦又要靠改革。

历史积淀了无限沧桑，创造了无尽辉煌的中国，历来是求稳容易，变革却较难。若是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进则退，军事变革是强国所必需。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从未有过的雄厚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有了正确的领导和有志于改革的亿万军民，在国防上建设实现腾飞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完成。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前景，现在已经在眼前出现，即如同毛泽东当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结尾中所说的那样——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让人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这一前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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