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徐焰将军纵横古今谈军改，揭秘操纵五千年强国幻灭的幕后巨手

军事改革——强国兴邦之道

纵观人类发展史，战争始终与之相伴。穷兵黩武固然会使国家遭受灾难，强盛国家却需要强大的军队。自古以来，各国之间也讲礼义、缔结协定，这是因为人类集群而成的国家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系统，是能够根据特定时代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而形成一整套文明规则的。在正常形势下，国家关系可以根据文明的规则运转，不过武力仍然是可以超越所有规则的终极手段。尤其是在文明规则对很多领土争端、经济纠纷等问题难以解决时，经常还是靠“拳头”说话，“谁拳头硬谁说了算”。

古往今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军事强国，却往往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昨盛今衰。如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武力创造了古代头号军事帝国，不过一二百年就走向颓败并四分五裂。从关外崛起并横扫中原的“满蒙铁骑”，后来也堕落成不堪一战的“八旗子弟”。18世纪末，只有300万人口的美利坚合众国，凭借着民兵武装建国立业，不过百多年就成为世界军事头强。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受列强宰割的中国，如今却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之一。操纵这一历史变幻的幕后巨手，就是改革，就是国家能否进行改革，军队能否进行改革。

僵则死，变则通，古今一理。现在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改革，改革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本书将回顾中外历史上重大的军事改革，揭示历史规律，寻找现实价值。

成者为主败者奴

强军变革决定民族生存

人类生存有两项最重要的需求，一是安全，二是衣食。前者要靠武力自保，后者要靠生产获取，当然强者也可掠夺弱者，于是战争便出现了。据考古资料证明，最早的战争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社会的战争在氏族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展开，为了争夺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而发生冲突，进而演变成原始状态的战争。

原始社会解体后，出现了最早的奴隶制政权，虽然仍有野蛮性却比过去大有进步，至少俘虏多数可以被当作奴隶而活命。这时有了最早的国家政权（严格讲很多属于部落联盟），有了父死子继的王权，在中国，大禹的儿子启首开世袭制，并以武力迫使周围部落臣服。在奴隶制时代，无论是中国的夏商还是古希腊抑或是古罗马王国的生存都靠战争来维持，那时出战的概念就等同打猎，只不过捕获的猎物变成了人，中国的夏、商政权都以不断的征战从周边部落抓捕奴隶，让这些俘虏当牛做马供自己驱使。

它们的崛起史，就是对外征服史。雅典城内有自由身份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余大多是奴隶。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人口有5000万，与当时的中国汉朝人口相等，其中有公民权的人（包括贵族和自由平民）却不足500万，其余的人除了奴隶还有臣服纳贡的部落族群。

但是，奴隶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臣服，逃跑、暴动层出不穷。被周朝妖魔化的商纣王帝辛，其实是一位才力过人的对外征战统帅，他抓到的战俘数量最多并送到首都朝歌，结果这些奴隶在周武王来攻城时发生暴动导致了殷商突然覆没。然而虽然迎来了新王朝，却没能抹去奴隶的痕迹。

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征战需要，就需要建立军队，这种有严密组织的武装力量的作用便是对内维护权力统治、对外进行战争。我国古代军事学“圣经”——《孙子兵法》在首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争结果，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若是一国军力不振就不能对外掠到人力、物力，自己还会被别国掠夺甚至全民成为奴隶。中国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就是战败后被押到吴国为奴，甚至还要口尝吴王夫差的粪便。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勒良率军东征萨珊波斯时不幸被俘，成了波斯王上马的垫脚石，这使他本人和那个西方最强帝国都受尽屈辱！

“成则为主，败则为奴”的残酷法则，使古代各国军队发展竞争十分激烈，军事变革的成功者才能居于强国之位，败者就会跌落到苦难深渊。在中华大地上，秦国能以西方荒凉之域一统华夏，靠的是商鞅变法后的军制改革，从而打造出一支让关东六国胆寒的虎狼之师。

在18世纪欧洲的土地上，腓德烈大帝实行的军事改革使普鲁士从中欧一个不大的国家快速崛起，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列强之中，为发展成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自宋朝以后就转入僵化和衰落，当权者夜夜笙歌，丧失进取精神，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相继失败，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改革。清朝入主中原，却长期抱残守缺，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军事改革又总不成功，致使中华民族惨遭列强宰割百余年，直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壮大起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后，才使我们这个曾经衰落的古老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的世界，虽然已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阶段，但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苏联在解体前拥有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的强大军力，其继承者俄罗斯尽管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落到第十名左右，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总体军力仍居于世界第二，这就使它在国际舞台上仍能同美国叫板，其政治影响力远比其经济实力要强得多。

而日本和俄罗斯相比，情况则正好相反。日本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三倍以上，可是国际上谁承认这个以“经济动物”著称的东洋岛国是强国呢？因日本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地位，至今在军事上仍受美国控制，自卫队没有核武器和远程攻击武器，因而其国际地位仍然远逊于俄罗斯等多个经济水平不如它的国家，这里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年造孽太深导致军力发展受限制。

有无进取奋斗的理念

决定军事变革成败

国无军不立，古代、近代的执国柄者也都清楚这一点，除了极度昏聩的君主外都注重保持国家的军事力量，往往视兵权如命。不过注重军事之国，并不一定能够强军，历史上经常有兵强马壮之国会逐渐变得衰弱不堪，重要原因就在于军事思想僵化和体制腐朽，不能引导变革甚至堕落得一代不如一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称雄西方的古罗马，就因军事体制崩坏落得个瓦解的下场，此后意大利半岛还出现了千年分裂的局面。

从古至今的军事变革，绝不是仅靠换些新武器，或提些新口号，而是需要以下三方面的并举：

1.提出创新的军事指导思想；

2.更换新式的武器装备；

3.实现军队的新编制和结构重组。

了解历史的国人都知道，宋朝在人类战争史上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了火器，军队装备上出现了划时代进步的萌芽。然而此时因封建腐朽习气的压制，以宋太宗、徽宗、钦宗为首的朝廷都没有进取性的军事思想，对臃肿无能的军队也未进行改革，武器改进这一“单骑独进”并没有改变宋军的衰弱面貌，更谈不上实现什么军事变革。

19世纪后期清朝搞“洋务”时，购买了外国的先进军舰、火炮和洋枪，却仍维持着腐朽的军事思想和落后的官制、兵制。相比之下，此时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在军事变革中却是“三头并取”，即在军事思想上引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的作战理念，全面更换新式武器装备，编制上全面仿照西方军队建设多兵种有机结合的合成军。

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军事较量形成这样的对峙场面：一方是拿着近代武器的古代军队，一方是作战思想、武器和编制都已是近代化的军队。虽说清军在外购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大炮、加特林机枪等某些单项武器上有优势，在军事变革的总体进程中和日本却已存在“代差”，作战理念和军事体制上的落后，导致了清军在陆地与海上每遇交锋都一败涂地。

如果把军事变革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军事思想就是头脑，武器装备就是手足，编制体制就是躯干。在三者之中，头脑自然最重要，军事理念的进步才能有效指导变革。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思想与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有重大关系，中华民族形成的国家意识也是如此。纵观人类古代史，基本上有着三种文明，其生存环境决定了民族特点和军事特征：

河流文明——崇尚和平、文化水平高却又比较保守；

游牧文明——文化水平较低，剽悍善战；

海洋文明——长于商业，却常常进行殖民扩张。

地处爱琴海的群岛之国——希腊，是西方文明发源地之一，连接欧亚非的战略要地，其古代建军便是海陆并重，并对外不断扩展殖民地。希腊本身虽然在中世纪和近代衰落，其历史文化基因却被西方国家包括现在的美国所继承。

作为多民族组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河流文明状态，虽然北方少数民族在数千年间多次南下，融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然而在短时间内又被农耕文明影响，被同化。中国古代王朝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在防务问题上崇尚礼义与和睦，鄙夷征服式扩张奴役他国，只有少数民族政权才在短期内热衷于对外远征。如中国从战国时期至明朝的两千多年间一直修筑长城，这便是军事上的防御性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河流文明的深刻体现。

熟悉自然地理的人会发现，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修筑的长城，其走向大致与350毫米等降水量线相吻合。长城以北天气寒冷，降水量少，不适宜种庄稼；长城以南气候温暖，降水丰富，适合农作物的耕作。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从实质上看是农业文明防范游牧文明的一道院墙。

汉族当政的王朝，直接管辖区大都局限于适于农耕的长城之内，汉朝、唐朝虽有短期向外扩张却也很快退回长城之内。以满族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在前期融合各民族，终于形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清朝进入后期，对外开拓的精神完全丧失，加上武器和军制落后，国家防务完全堕落为消极保守的防御型。

回顾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民族冲突，经济上是北方穷、南方富，军事上却一般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像诸葛亮的蜀军是以山地步兵为主，北伐时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就难敌曹魏的骑兵，只能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令人叹息的结局。再观历史上其他朝代的北伐，除了朱元璋利用全民反元大起义而获成功外，其余的没有一次成功。像岳飞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理想，就是没有宋高宗“十二道金牌”的阻挠，也绝无实现的可能。首先我们从军事角度分析，由于北方以畜牧业为主，适合发展骑兵，当地民风彪悍、善战，在冷兵器时代，占据了体力、机动力、战斗精神三项优势。南方以耕种为主，难以养马，军队多以步兵为主，民风也相对柔弱，这也是江南政权最终总是被北方政权或南下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原因所在。

现代的人们总愿意称赞华夏民族的汉朝、唐朝，认为它们开创了值得夸耀的盛世。在军事上，当时华夏民族确实击败了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从社会面貌和思想观念上考虑，汉唐前期的统治者还保留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并注重改进军制，打造先进的武器。汉唐两朝的前期，突破性地将农业和畜牧业结合起来，在长城内外的马场上养育了数以十万计的战马，大力发展冶金业，生产大量优质的铁制兵器。汉军同匈奴进行了百年骑兵大战，双方的战马和骑术基本相当，汉军有金属盔甲、尖铁箭头和强弩，匈奴却只有皮甲、骨头制作的箭头和简易弓，武器装备上同汉军有着重大差距，这些决定了双方交锋时的胜负次数。不过汉军因习惯于农业社会的生活而不能在草原久居，因此无法彻底消灭游牧于各地的匈奴，最后只能以“和亲”的方式求得双方休战，和睦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