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改版后的第二篇文章
今晚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一个人的漫漫长夜
1、
正当粽子节，不知道各位同学打算怎么过、和谁过呢？
一般到了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鼓起勇气回顾一下那个赫赫有名的孤独指数列表了。从一个人逛超市、吃快餐、喝咖啡、看电影，直到吃火锅、唱KTV、看海，再到一般人不可匹及的游乐园、搬家、和做手术。
每一种单人活动里，都跳动着一颗强壮的心脏，都有着一位孤胆行者。
但这坚硬的外壳，却往往能在一个细小的契机被击中，然后如钢化玻璃般开裂四散，一瞬崩溃。
小欢有一次说起，他以前在苏州的公交车上听李志唱《妈妈》，一瞬间就泪崩。那种稀里哗啦旁若无人的哭泣，是什么也阻挡不了的。
当整车的人都惊讶于一个突然哭泣的小伙子，甚至都引起司机注意的时候，其实你周遭的人没有变，空气没有变，生活也没有变，而仅仅是一种声音的传达，就击破了一直以来强撑着的屏障。
mama dont let me down
mama go with the wind
蒲公英和炊烟都在等你
你的孩子一直很乖
对小欢来说，那是一首《妈妈》，而对你我来说，会是什么呢？
2、
早已不止一次地听到关于孤独的感叹甚至是抱怨，但往往，这些被以为是孤独的情境，仔细看一看，也大概不过是寂寞。
那种深到骨子里的孤独，真的说不出来。
2013年四月份，专题节目《看见》做了一集片子叫做《归去来兮》，这一集里面，柴静采访了一位台湾老兵高秉涵，也正是他，说出了那一句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言人生”。
在那以前，我只从书上看到一些关于那段历史和台湾老兵只言片语，而这一集纪录片，让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情感，浓到心痛，我是流着泪看完的。
片子里77岁的老人，叫高秉涵，拍摄季节正值清明，他又一次将一位台湾老乡的骨灰送回故乡，而这，只是他送回的五十多位之中的一位。所有人都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也是因为一场折磨了他五十多年的亏负和救赎。
当年13岁的他在金门海滩上踩着尸体登上了去台湾的船，流浪了6个月的他跟着人流离开故土，去往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地方。而多年后经过考试求学，又回到了金门，成为了一名审判官。
他给一名企图叛逃回福建只是因为想要看望母亲的逃兵判下死刑，这不是属于他内心的情感真相，却只能在军法和理智中做出决定。这一次的判决，也给他的人生背上了重重的包袱。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
“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
“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娘喊你。”
高秉涵用了“娘”这个字，而不是“妈”，多年的乡音从未改变。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妈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从此以后，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柴静采访台湾老兵高秉涵
3、
流浪的日子对于高秉涵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折磨和地狱。他的腿因为伤口腐烂、生蛆、难以想象地疼痛。老人说，多少次甚至想过要自杀，实在太难受，感觉扛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法下得了这个决心。
要活着见到妈妈，是他全部的心理支柱，甚至或者都不是为自己。
柴静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妈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这种思念，伴随了高秉涵的一生，在他判决逃兵的时候折磨他，也在他活着的每一个日子里提醒他。始终未能见面，让高秉涵永远也无法摆脱的这样一种孤独，只能寄托在心底的一首旋律里。
这首旋律，是当年妈妈给高秉涵做小棉袄时常哼的一首调子：
“冷风兮兮，
冷雨凄凄，
流浪的人儿需要寒衣。”
77岁的老人，面对镜头和记者熟练地唱出词曲，记忆犹新。柴静问他，为什么老记得这几句。他笑着说，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而寒衣就是代表妈妈。”“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的冲击，而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复旦大学有一位陈果老师这样说孤独和寂寞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