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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13·30的字数不多，但从王霸之辨的角度看，它在孟学史上的解释难度非同小可。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是一部分，“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是另一部分。后一部分是难点之所在。
先看第一部分。《孟子》8·19谈到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8曾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所谓“勉强行之”“安而行之”是孔子的说法，出自《礼记·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再剥一层笋子，我们知道孔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16·9）
以孟解孟，“性之”是“由仁义行”；以孔解孟，“性之”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同理，“身之”是孟子说的“行仁义”，是孔子说的“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联系《孟子》14·33说的“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来看，“性之”亦即“性者”，“身之”亦即“反之”。“性之”是说尧、舜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不假外求，水到渠成；“身之”是说汤、武做人做事，战战兢兢，气养浩然，行守规矩。“性之”的境界高于“身之”，这是孟子的本意。
再看第二部分。从道德评价的角度看，从尧、舜与汤、武到五霸是走下坡路，从“性之”与“身之”到“假之”亦然。按照刚才那种以孔解孟的思路，我们能说“假之”就是“困而学之”“勉强而行之”吗？
《孟子》3·3说过：“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讲王霸之辨，基调是尊王黜霸，但有没有给霸道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空间呢？既然只靠拳头难以服人，行霸道的人不傻，就会把仁义加进来，亦即以力假仁。我们能说这是“困而学之”吗？你再看看：把仁义加进来以后，成就的不是小国，而是大国。我们能说这是“勉强而行之”吗？
孟子那个时代叫作战国时代。如果以力假仁做到极至，这个大国不就是整个天下吗？孟子不是孜孜以求天下“定于一”（《孟子》1·6）吗？所以，孟子说五霸“假之”并不是贬义的，而是隐隐约约寄予了某种期望。但是，朱熹未必赞成这一看法。其《孟子集注》卷13说：“言窃其名以终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孟子说“假之”，朱熹说“窃”，两者的含义完全一样吗？
假者，借也。我们试把孟子说的“假之”换成以下情形：有件东西，所有权一直是张三的，使用权一直在李四那里。李四为何一直使用这件东西？盖因他经过张三的同意，把东西借来了，但再也没有归还。既然张三同意把自己的东西借给李四，那么，即便李四再也不归还，我们能说李四是偷吗？朱熹把“假之”理解为“窃”，有过度解释的嫌疑吗？
问题来了：我们能把仁义比作实实在在的一把锄头、一头牛吗？假如可以，仁义究竟是谁的？有没有一个叫张三的是仁义的主人？然后，李四从他那里借来仁义？这类提问显然不是好的提问，甚至会让提问者陷入死胡同。按照孟子的逻辑，仁义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仁义是具体的抽象、抽象的具体，圣人能把抽象的仁义转变为具体的仁政。五霸之前，尧、舜、汤、武治国理政，靠的就是仁政。所谓“假之”，是说五霸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同样拿仁政来打理国家。
真正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就客观而言，假如五霸一直拿仁政来治国，再也不行暴政，那么，久而久之，仁义会变成五霸自身拥有的东西吗？“黑五霸”会蜕变为“红五类”吗？另一方面，就主观而言，在“久假而不归”的情形下，五霸最终会把仁义当成自己真实拥有的东西吗？若是如此，“黑五霸”不就成了“红五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