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也被称为中国国际救援队（CISAR）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这支230余人、以原北京军区某工兵团（现82军某旅）为主体，加上中国地震局、武警总医院等力量的队伍亲自授旗。
海啸、地震、泥石流……在无法抵御的天灾面前，无数生命被无形之中联系在一起。救援队队员、搜救犬、幸存者、死难者家属、国际搜救同行……在绝望与微弱希望共存的废墟之上，有人坚守、有人情绪动荡、有人默默奉献、有人经受委屈、有人活下来、有人死去。
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国际救援队成立以来，共执行过19次任务，挽救了67条生命，清理死难者尸体3000余具，帮助其他救援队确定幸存者400余人，抢救了大量的物资、现金、档案资料等，并帮助当地群众重建家园，提供医疗救援。
从成为救援队一员的那一刻起，每一名战士都要成长，都将体会到生之宝贵，与死之惨痛。
4月27日，是中国国际救援队（以下简称“救援队”）成立16周年纪念日，这支逐渐成长起来被公众逐渐熟知的队伍，曾经历怎样的风雨？
2003年5月23日，接到赴阿尔及利亚执行地震抢险救援任务的命令时，队长刘向阳心里“打着鼓”。在他看来，这支成立还不到两年的队伍“显得有些年轻”。
尽管此前在新疆喀什执行过救援任务，但第一次出国救援，他心里还是没底。“没救出人怎么办？38支国际救援队，我们给祖国丢脸了怎么办？和当地人的沟通交流怎么办？”
与刘向阳相比，第一次出国的贾树志和其他队员则是“异常兴奋激动”。尽管年岁已久，但这位1997年入伍的内蒙古壮汉清楚记得，“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自己一点也不累”。
24日凌晨２时３分，救援队抵达胡阿里·布迈丁国际机场。阿方卸载物资时，其他国家救援队都在原地睡觉，搜集犬也在休息，队员们却杵着不知道做什么，“没经验、很紧张、来回转”。
旋即开展的救援过程中，“倒塌的房屋，腐烂的尸体，漫天飞舞的苍蝇，浓重刺鼻的异味，凄厉悲惨的哭喊”让刘向阳和贾树志受到强烈的震撼，“心脏似乎被什么东西狠狠敲打了般难受”。
队员们的心理状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因为前期兴奋激动耗费了一定体力，加之第一次见到尸体后的恐惧，很多人“感觉头皮都炸了”，甚至有年轻的队员“因为害怕手抖，液压泵都打不开”。
同时，恶劣的气候环境也带来巨大挑战。5月份的北京，天气凉爽，然而北非却是燥热难耐。由于休息不足，包括贾树志在内的很多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暑现象。
队长刘向阳着急了，此前的担忧也更甚。执行搜救任务的他总止不住去假设，“这个环节做得更好，情况会不会更加顺利一些”。
途经布满德斯市，应当地政府的请求，救援队对一座倒塌的清真寺实施搜救。进入搜索现场不到3分钟，训导员吴苏武引导的搜救犬“超强”，便在废墟一处发出吠叫。
和人一样，这些从原北京军区军犬繁育基地挑选，训练一年经过严格考核的搜救犬，也是第一次执行救援任务。
跟“超强”朝夕相处的吴苏武感到废墟下可能有幸存者，他一边向救援指挥部报告，一边呼叫贾树志和“甜甜”及另外一条搜救犬进行二次、三次确认。两条犬同样发出吠叫，大家瞬间激动起来。因为国际通用数据测试证明，三条犬同时出错的几率在1/2400000以下，“一定是有活人”。
救援指挥部立刻用搜索仪器“蛇眼”进行准确判定。1米，2米，探头一点点朝废墟内部延伸……突然，盯着“蛇眼”的观测员王平大喊：“有人！里面有活人！”
大家随即在狭小的空间内，闻着令人窒息的尸臭味，向幸存者一点点掘进，将一名12岁的小男孩成功救出。
第二天，救援队接到了来自联合国地震救援现场协调中心的一封通报：中国国际救援队是参加救援的38支队伍中，除法国队之外唯一发现、确认并救出幸存者的队伍。
虽然此前“救不出人”的担忧被打消，但队长刘向阳却心思重重。“第一次出国，没有经验”，他从这次救援任务中看到，“救援队的发展，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救援队成立之初，是一张白纸。跟发达国家相比，经验、技术、装备……什么都是空白。刘向阳刚刚担任领队时，采购完的训练装备还未运达，“更别提教材了”。
时任温家宝总理给救援队的时间是两年，即“一年形成国内救援能力，两年形成国外救援能力”。
从徐州工程兵学院工兵指挥专业毕业，刘向阳用起工兵装备得心应手，但地震救援装备却从未涉猎。对于一支初创一穷二白的队伍，他和队员们只能“边学习、边摸索、边实践”。
地震救援的专业装备总共分为6大类，每大类又分上千小类，装备总数量能达到几万件。2001年救援队成立后整整一年时间里，白天队员们进行体能训练，晚上就摸索装备。
救援队成立了“翻译”“实践”“书写”3个支队，负责翻译来自德国和英国装备的说明书、请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和国外救援队人员进行装备操作、对装备实施技术实践、将实践结论形成文字、二次验证实践结果、将最终形成的技术规范写进教材。
看似简单的流程实施起来却是困难重重。虽然有说明书和操作规范，但器材熟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得人、装、现场达到“三位一体”无法量化；队伍的定位是国际救援队，如何与国际标准接轨；队员们的英语技能培训……
几百个通宵达旦讨论的成果，最终汇总到一本本专业教材中。《救援器材作业指导法》《专业训练指导法》《中小型机具训练指导法》……这些教材最终都到达了刘向阳预期的标准和效果。“拿到这本教材，陌生人看一遍就能懂操作”。
检验器械熟练程度，依靠日常训练；检验训练成效，则靠实地救援。2003年，救援队成立第三年，共执行了4次救援任务——新疆喀什地震救援、阿尔及利亚地震救援、新疆昭苏地震救援和伊朗巴姆地震救援。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会上，听着“阿尔及利亚38支救援队中两个成功搜救出幸存者的队伍之一”“处理遇难者遗体”“协助灾区恢复医疗”等内容，刘向阳心情激动，“摸爬滚打，终于形成战斗力。”
拿到《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和新华社记者翟伟写的《亲历世纪大灾难》一书时，队员刘刚翻了两页就合上放在一边，再也未打开。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惨烈的画面”。他的脑海中，有太多关于这场灾难的画面，他已不想再通过其他途径增添那份惨痛的记忆——关于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海啸的记忆。
北京凤凰岭国家地震灾害救援训练基地利用全息投影还原了这场“世纪灾难”。
印度洋板块边缘的逆冲型地震在苏门答腊岛以北的一个长距离破裂带蓄积巨大能量，使得整个印度洋版块靠北2000多千米的海床塌陷下去约2米，印尼各岛屿海岸线的海水往回退了5千米，当时很多居民和游客去捡鱼和螃蟹。随即，退回去的海水以每小时800千米的速度反冲回陆地，两个近13米高的巨浪，高速撞向离震中不到300千米的班达亚齐市……
刘向阳记得特别清楚。2004年12月31日，北京南苑机场下着暴雨，救援物资准备完毕时，距离新年还有2分钟，时任地震局副局长赵和平召集所有队员进行动员：“还有两分钟就是中国新年，给大家致以祝福，任务繁重，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完成。”
从南苑机场飞马来西亚吉隆坡，然后乘新加坡的军用货机抵达印尼的棉南机场，再倒飞机到重灾区班达亚齐市，刘刚从未料想到灾区现场“如此得惨绝人寰”。
整个班达亚齐市被夷为平地，建筑的水泥地板全都被掀，本来竖立着的钢筋混凝土柱子，水泥被冲得精光，剩下的钢筋被海水掰弯90度，一根根紧紧贴在地面上，“像是还有一股力量在生拉硬拽”。
海啸已过去几天，处于热带的印尼，40多摄氏度的高温使得近万具没有处理的遇难者尸体迅速腐烂，恶臭弥漫，死亡、伤痛、饥饿笼罩着这座海滨城市。
21岁的刘刚，此前没有接触过尸体，即使是小时候爷爷去世，也是害怕得躲到一旁。灾区一片死寂，只有偶尔几声海鸟的叫声。包括刘刚在内的8名队员知道，这种情况下，几乎无生还可能。
“活人已经不多，每天基本上就是背尸体。”安排部署后，救援队便开始同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一同开始清理遇难者尸体。
刘刚每天平均要背100多具尸体到离营地不远处的大坑中，坑被填满了，就浇上汽油焚烧，然后撒上石灰。多功能救援头盔、救援服、高筒救援靴、长臂防护手套、6层厚的防护口罩，重达20多斤的救援装备让高温天气作业的队员们浑身湿透、起疹。
更难受的是，灾区物资匮乏，队员们只能七八个人挤在一顶面积不足24平方米的84A型帐篷里，悬空躺在铁架子搭的帆布床上。碰到连续几个小时的大雨，帐篷内便到处都是积水，活像一个大蒸笼，加上蚊虫肆虐，每个人难以入睡。
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大，一顿接一顿的单兵食品让很多人的胃产生强烈痉挛。第10天吃上新鲜蔬菜时，队员们“差点哭出来”。
在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提醒下，队员们记住了当地的一条重要风俗习惯。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人，希望遇难亲人的尸体完整保留。
震后第12天，1月6日下午3点左右，正在海边清理的队员卢杰、朱金德、张如达和夏宏亮准备回驻地吃午饭，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人员带来一位约40多岁妇女，请求帮助搜寻她丈夫的尸体。
在妇女指定的废墟现场，夏宏亮利用“蛇眼”发现废墟下面被树死死压住、已腐烂发臭的尸体。妇女强烈请求救援队员保留他丈夫完整的尸体。
墨西哥救援队、记者和当地群众都在现场。四人经过短暂的思考，分组展开作业。卢杰和张如达用军刀削断树枝，夏宏亮和朱金德则从两侧徒手挖掘。2小时后，四人“硬是用军刀把缠在尸体小腿上的树枝削完，并在尸体旁边掘了深槽，将尸体完整地移了出来”。妇女感动不已，墨西哥同行则激动大喊：“China，good！”
震后第16天，第一批8名队员回国休息，工作由第二批7名新成员接手。飞机起飞前，救援队临时党支部决定留下表现优秀、经验丰富的刘刚，方便工作交替。
又持续工作了14天，刘刚从124斤瘦成109斤。
任务结束时，《人民日报》记者曾问刘刚“灾区有多臭？”刘刚回答：“是恶臭。”记者追问：“恶臭是多臭？”刘刚想不到任何形容词，只能说：“回来后上茅坑都感觉不出味道。”
2013年结婚后，刘刚的妻子左婷婷浏览着电脑里储存着的未对外公布的照片，问刘刚灾区的情况。刘刚说了不到两句，职业是护士的她便害怕得连忙捂住刘刚的嘴。自此，刘刚再也没有跟家人提及过灾区的情况，包括总爱拿着他二等功功勋章玩、视他为英雄的两岁儿子。
一系列的救援任务积累下的经验时刻提醒着刘向阳，要想减少年轻队员执行任务时看到惨烈场景产生的心理恐惧和身体的不适，更快进入救援节奏，提高效率，“必须让他们离死亡更近些”。
胆量训练，由此成为救援队除器械、体能、语言外的又一常规训练。
采取递进式方法的胆量训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找扑克和纸条”。纸条被放置在坟地的各个角落，扑克牌则被放在焚尸炉或太平间等地方。训练当日下午三四点左右，队长会提前把纸条扑克放好，等天一黑，训练开始之前，再集体给大家“讲一个恐怖故事”，然后由一名老队员带着一名新队员，两人结对子完成任务。
坟地凉风飕飕，一片漆黑，只有两只手电微弱的灯管挥动；室内的灯泡则提前被换成瓦数更小更暗的，有的甚至是一闪一闪。队员们在这种环境下，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根据线索将纸条和扑克找到，方能归队。
刘刚在一次搜寻纸条的任务中，被躲在墙角突然跳出来的老班长“吓得几乎魂都没了”，趴在地上到处搜寻，没想到班长竟然把扑克牌放在天花板上。受到惊吓的刘刚始终记得那次费尽千辛万苦，翻遍每一个柜子才找到的“红桃J”。
训练的第二阶段是搬运尸体或者尸体模型。队员们会被集体拉到北京武警总医院，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组成的一部分，武警总医院负责每次任务的医疗救援工作。
晚间的太平间阴暗潮湿，队员们需要两两把被福尔马林浸泡得硬邦邦的尸体抬到冷冻室。战战兢兢完成任务后，24岁、曾“天不怕地不怕”的董飞，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晚上自己上厕所。
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最煎熬的“太平间值夜班”。在刘刚看来，训练虽然“恐怖”，但还是能起到些作用。灾难现场往往更加残酷，相比临场时的手足无措，心理上的提前准备显得尤为重要。
赴灾区执行任务前必须经过完备的训练，这是每一个救援队员必经的考验。
江中秋却成为“特例”。
2008年5月12日下午，像往常一样进行训练的江中秋，“突然听说地震了”。大家一看新闻，得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包括张建波在内的好几名四川籍队员立刻跟家里面打电话，“当时网络已经断掉，联系不上了”。
因为灾情严重，本来确定50人救灾变成了“全团出动”。“几乎是一瞬间，所有人员都到齐，物资开始随车驶向南苑机场”。
在前往四川的“空中拖拉机”——俄制“伊尔76”上，江中秋听着领导介绍灾情、安排部署。机舱内的搜救队员，大多是2005年入伍，将近80%的人从未经历过实战。而江中秋，入伍才不到半年。
飞机抵达太平寺机场已经是晚上12点多，天下着雨，卸完物资后，救援队连夜赶往绵竹医院实施救援。
透过车窗，17岁的江中秋、21岁的黄继臣、24岁的赵俊强看到“老百姓都往外头走，没有雨伞，有的披着雨衣，有的披着塑料袋子，有的没穿鞋子，到处都是哭声”。江中秋感到害怕，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对自己说不能害怕，不能退缩”。“委屈、悲痛、同情、无能为力……”，无数难以名状的情绪让赵俊强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抵达灾区后，救援队随即在“黄金72小时”内展开全程无休的救援，希望“能再救一个，多救一个”。
“犬也似乎感受到了人的急切，奔跑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在映秀搜索时，一条叫“啸天”的史宾格犬，爪子被玻璃渣刺伤，血肉和泥沙糊在一起，被训导员抱离现场；搜救犬“利剑”进入废墟内部遇到余震被困，训导员魏建明直接冲了过去，余震结束后把废墟的一处洞口打开，“利剑”跑了出来，魏建明“抱了好久好久，心疼坏了”。
5月15日，东汽中学高二学生薛枭终于被拉出废墟。被抬上担架后，薛枭对着救出他的解放军说：“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冻的。”现场所有人都乐了，这句话通过直播镜头，传遍了被悲伤笼罩的整个中国。现如今已经入职可口可乐成都公司的薛枭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同样终身难忘的，还有江中秋。
救援“可乐男孩”薛枭时，废墟上外层的大型石板都已经被清理开，因为空间狭小不方便机械作业，为了防止二次坍塌，救援队决定实施徒手挖掘救援通道。身材瘦小的江中秋和向小龙、谭明华三人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当江中秋从一个刚容下身子的洞口往里爬时，立刻看到了一具眼睛外凸、头发耷拉、头悬着的尸体，出于本能，他立刻退出了洞口。班长张建强问他：“怎么啦？”
江中秋说：“班长……我怕……”
看着眼前瘦小的队员，张建强沉默了片刻，说：“没事，我们就在你后面呢！”
江中秋又爬了进去。
废墟内部结构复杂，余震随时可能发生，三人在狭小逼仄的空间内挖掘。遇到预制板等堵塞物，就用双手启动重型装备凿穿，由于体力消耗大，满头大汗的三人轮番倒。
中途休息时，一天未吃饭的江中秋和七八名战友蹲在警戒带，低着头，对着手里的单兵食品狼吞虎咽。当地几个老乡走了过来，“呼一下”把队员的食品打翻在地上，愤怒地吼着：“我们的孩子在里面被压着，你们不赶快去救人，居然还坐着吃东西！”
江中秋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们又不是钢铁做的，我们也需要休息啊。”情绪有些失控的老乡完全听不进去，拉着战士们朝他们孩子被压的方向拽。
现场指挥的领导急忙上前安抚老乡们的情绪，刘向阳心痛得安慰江中秋和其他战士：“老乡失去亲人很痛苦，很焦虑，我们应当理解，有啥委屈，先往肚子里吞。”
“可乐男孩”被成功营救，让所有队员兴奋。
7年后，王彩虹才知道营救“可乐男孩”的细节。这个故事是2015年她和江中秋恋爱时，江中秋带着些许“炫耀”的语气讲述的。那时，看着救援照片上穿着橘红色衣服的江中秋，王彩虹已经认定这个“一米六多个头的男人值得依靠”。
即使已经1岁还不会叫爸爸的“超超”在出生时，江中秋未能陪在身边；即使坐月子期间“同产房只有自己的丈夫没有在身边”；即使独自开着电动敞篷车深夜两点去县城医院给发高烧“超超”看病，王彩虹都没有埋怨过江中秋。
“国家需要他，他就得去。”结婚两年，王彩虹从来不在江中秋执行任务期间联系他，只是“一直默默关注着电视，看能不能在一群穿着有些发亮的橘红色衣服的人中找到他”。
新闻中，“橘红色”成为所有队员的家属们的期盼和寄托；废墟下，“橘红色”成为被深埋黑暗之中人的希望；灾难现场，拥有专业搜救技能和技术的救援队，越来越成为群众寄托。汶川地震，救援队共成功营救出幸存者49人，发现幸存者12人（交由其他救援队营救），帮助确认定位幸存者36人次，清理遇难者遗体1080具。
2008年后，救援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一旦有灾情发生，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能第一时间在废墟上看到这群穿着“橘红色”的人。
2008年5月29日，汶川救援任务结束去往机场的路上，道路两旁都是举着横幅标语的百姓。车上，班长张建强递给江中秋一个橘子和一个蛋黄派：“给你。”
“恩？”江中秋有些纳闷。
“今天你生日啊！”张建强说。
江中秋自己也没想起来那天刚好是自己的阴历生日。
这一天，他18岁。
2009年11月，中国国际救援队凭借出色的综合素质，通过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分级测评，获得国际重型救援队资格认证，同时经联合国授权，具备在国际救援行动中组建现场协调中心和行动接待中心资格。
此前，全球只有11支、亚洲只有1支（新加坡）国际重型救援队。达到这个标准，意味着在成立后的第八个年头，中国国际救援队完全可以在灾后48小时内抵达灾区、在倒塌建筑物尤其是在钢混结构中开展高难度搜索和营救、在两个救援现场同时双线作业，在10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进行救援。
2014年8月，中国国际救援队通过联合国能力分级测评复测，再次得到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资格确认。
伴随队伍成长，队员们也在进步。
救援队员大部分都是义务兵，退伍后，有人选择经商，有人选择考公务员，还有的则是选择到地方的省队担任教官，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带过去。
如果在地图上以北京为起点，划出队员们的去向，甘肃兰州、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呈辐射状的线条汇集，凝聚为中国灾害救援的主要力量之一。
如今已转战科研岗位的高级工程师刘向阳，这么多年来，送走一批又一批老队员，迎来一批又一批新队员，然后再把他们送走。
江中秋跟王彩虹商量后，“决定再干两年”。
救援队成立初期留下来的队员，只剩下贾树志和刘刚。两人在2004年德国国际救援培训——交通事故科目救援中，以1分47秒的快速营救纪录，夺得全球第一。
因为各项任务完成突出，刘刚已经被提干，带领新一批救援队员们开展训练。贾树志则担任搜救犬队队长，成为远近闻名的“犬王”。
留下来，便意味着要经历更多的离别。
“哭过太多次”，即使再多不舍，刘刚也慢慢习惯了。而贾树志却仍未习惯。他面对的，不仅是人的离去，还有犬的离去。
救援队基地的后山，有一个墓地。
墓地由救援队员们自发组织开辟，自费建造。12块大小不一的墓碑，整整齐齐排成两行。墓碑旁有几株幼嫩的青松，树根旁还有几撮新土。碑上，刻着几个简单的字——“爱犬超强之墓”“爱犬哈利之墓”“爱犬战神之墓”……
“超强”是曾在阿尔及利亚发现幸存者的拉布拉多犬，“战神”是跟贾树志在汶川并肩战斗的比利时牧羊犬……高山缺氧、热带障热、废墟余震、泥石流难行，高强度高难度的地震救援过早消耗了救援犬的寿命。
从汶川回来后，“战神”的体力便日渐衰弱。肾脏衰竭、脊柱骨刺，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它。陪它看病、陪它吃、陪它睡，贾树志还是未能陪它迈入2017年。
2016年9月，贾树志选了个晴朗的好天气，带着“战神”爬上定都阁，看了看北京城。最开始，他想带着这曾和他执行过奥运安保任务的功臣去天安门一趟，考虑到可能会引起过多注意，最终作罢。
从定都峰回来后，医院里，贾树志两眼通红看着注射了安乐的“战神”在睡梦中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