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事情，我的情绪肯定受影响。中国癌症出现高发应该是起源于1990年代，我虽然不是学医的，但我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一些癌细胞，只是没有诱发癌细胞扩散的条件。
癌细胞扩散的消息，晶秋似乎并不紧张。我这时候才知道，他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也就是她的叔伯姑姑们，没有一个活过45岁的，都是死于肝癌。她表现的很从容，甚至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把孩子生下来。说实话，孩子我想要，但我不想让孩子带着这种遗传病出生，而且她的身体以后会越来越虚弱，我觉得宁可不要这个孩子，也要想方设法多延长晶秋的生命。
她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聪明，这么善良。我要多赚钱，一定想方设法延长她的生命。
她听从了我的劝告，没有坚持要孩子，在医院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但同时又没有听我的劝告，休息了一个月以后又继续上班，她的律师实习期很快就结束了，她非常希望成为正式律师。
人活一口气，我觉得抑制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在积极医治的同时，人的情绪最重要。那时候上班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激励，在单位她很受重用，有一种价值感，如果让她回家成为全职太太，可能会把她憋闷坏了，这样对她反倒不好。
就这样，她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但是还是没有战胜病魔，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终于没有坚持下来。去世的时候，才30岁出头。在她过世以前，我把在国贸附近的房子过户给了她的母亲，算是我对老人家的一个孝敬，晶秋的母亲，几十年以来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和痛苦，在60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经历，几年之内先后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儿女，而且为了延续孩子们的生命，倾尽家财，几乎一无所用。
对这个老人，我做了自己该做的。
由于家里又添了一个病人，我的工作时 间就很难保证了。我整理了一下我手上的所有现金，只保留了四个7位数在股市，其它全部存在银行。由于这些年的努力，我在经济上一点压力都没有，主要还是家庭带来的一些精神压力。
眼看我也奔四张了，我当时想，应该尽快用这点钱，进入千万俱乐部。常言说得好，欲速而不达。在张自忠路那个交易部，我似乎找不到以前那种从容淡定的感觉，加上我这个人属于急性子，这种特点，在股市是使不得的。
这种精神压力，还是传染到我在股市的操作上。1996年夏季，股市的情况应该非常好，特别是深圳市场那边，如火如荼，精彩纷呈，只要布局合理，月收益率达到30%也算是轻轻松松。但是我似乎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月收益在负10%以上，转眼之间到了国庆节，我账面的资金，眼看着就跌倒两个7位数了，这对我来讲，几乎就是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