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闻观念研究

墨子刻先生认为，谈历史至少有三个不能相互化约的角度，即“事件（episode）”“重要人物的传记（biography）”“制度或思想上的架构或模式（pattern）”。“最理想的历史学家，会同时强调这三个方面，但是多数学者往往会偏到其中之一。”（黄克武，2006：1-2）与“纯粹”的历史研究相比，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更容易发现问题，并在历史脉络中探寻其意义。

当前国内思想史学者中，既有从史料学研究走向思想史的研究者，如《中国思想史》的作者葛兆光（2005a；2005b）；也有从专门史研究走进思想史的学者，如《中国现代化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的主编许纪霖（2006；2000）来自政治史；汪晖（2004）虽然来自文学史，但他厚厚四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却对思想史而非文学史研究产生更大影响；还有从思想史走入观念史的学者，如金观涛和刘青峰近十年的研究；以及从哲学研究“僭越”到思想史领域者，如张汝伦（2001）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当然，这份名单不能漏了李泽厚（2004），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笔者认同学者陈新（2005：172）的观点：思想与历史的两端都可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起点，但其逻辑终点必定是一场思想与历史的对话，是观念与史料的交集。“在思想史写作中，情境、思想和历史三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对现代中国的观念研究，国内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不少方法论上的突破。如金观涛、刘青峰（2009）的观念史研究，用数据库方法讨论关键词出现的时间、频率、类型及意义变化，为观念史这种偏于“定性”的研究路径添加了“定 量”的色彩。陈建华（2000；2009）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和《从革命到共和》两本专著中，对“革命”话语的研究颇有独到见地。高瑞泉（2005）在《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中，对于进步、竞争、平等、民主、科学、大同等现代性观念都做了仔细爬梳，考察这些观念如何织就现代性之网。沈松桥（1997；2000；2002）研究民族主义的数篇有分量的长篇论文，借用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建构的民族主义理论框架，颇有新意。

海外汉学家中，沟口雄三（2011；1997）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柯文（Paul A. Cohen）（1984/2002；1997/2000）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65/2000；1953/1986）的《儒教中国（Prasenjit Duara）（1995/2009）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郭颖颐（1989）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刘禾（1995/2008）的《跨语际实践》，张灏（1993）的《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等等，这些著作和论文的视野和方法，均对新闻观念史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启发。

在讨论新闻观念史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要厘清一些基本“观念”，回答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观念？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引述弗耶力的话，称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他认为，观念“并非一种纯粹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伯瑞，1920/2005：1）

金观涛和刘青峰（2009：4）认为，“观念是组成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而意识形态就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他们形象地用“破碎的万花筒”来解释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而从对于万花筒中魅力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于那些被打碎的思想碎片的研究，实际上体现了研究视角的转换——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金观涛，刘青峰，2009：1-3）。 其次，什么是观念史的研究？说到观念史或思想史，实际上包括了英文中的“history of thought”“history of ideas”和“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使用的是“history of thought”，柯林伍德的思想史既注重考查思想者，也注重考察思想的情境。观念史大家拉夫乔伊（也译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使用的是“history of ideas”，国内学术界通常翻译为“观念史”。

葛兆光（2005b：266）认为，“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在比较细的区分方面，和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者intellectual history）是有一点区别的。如果说，思想史主要讨论的是刺激思想的历史环境、思想在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历史时代中的变迁，要整体地描述时代、环境和思潮，那么，观念史主要是围绕一个或者一组观念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根据任军峰的研究，在英语学界，“history of idea”和“intellectual history”两个术语的内涵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有一定差别，但大多数学者基本上将两者等同。在斯金纳的研究中，他所谓的“intellectual history”要宽泛的多，不仅包括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哲学体系，而且包括普通人的信仰、情感、理想、成见、价值观 等（载丁耘，陈新，2005：39）。

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新闻观念史，就与新闻思想史的研究有所区别。就中国新 闻思想史的写法而言，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采取的是系统、完整的思想史或学术史写法，即按照时间的先后，将涉及的思想家或观念整序董理、分和贯穿、依次陈列。其好处在于系统周详、面面俱到，可以对思想史或学术史的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学术贡献一目了然。但其缺点在于相对比较宏大，无法针对某一重大问题或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无法凸显重点，容易出现如葛兆光（1998：57-59）先生所说的隐没思想史的内在脉络或连续性。

观念史如何研究？在西方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中，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范式”，实质上也体现了三种方法论：第一种是以拉夫乔伊为代表的“内在的或固有的观念史”。

拉夫乔伊（1940：18）说：“观念是世界上变迁最剧烈的东西。”在《存在巨链》的《导论》里，拉夫乔伊（1936/2002：1）实际上探讨的正是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与哲学史相比，观念史“既更加特殊一些又范围更为宽泛一些，它主要是借助那些与它自身相关的单元的特征使自己区分开来。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和思想史的其他分支运用的是同样的资料，......但是，它以特殊的方式划分这些资料，使这一资料的各部分参与到新的组合和关系中去。”拉夫乔伊 （1936/2002：1）把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比作“分析化学”的方法，“在处理各种哲学学说的历史时，它按照自己的目的，把它分割成坚固耐久的独立体系，并且把它们分解成它们的组成成分，即分解成可称为单元-观念的东西。”因为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是来源复杂的“聚集体”或“混合物”，哲学研究通常是按照它们的模式而非组成成分来划分的，而观念史所要寻找的“单元-观念”，则是那种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它们是“含蓄或不完全清楚的”，“心照不宣”的，又是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这些最基本的、持续不变的、重复出现的观念，“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Lovejoy，1936/2002：5）。对这些“单元-观念”的研究，首先需要穿越不同的时代，因为同一个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传播和演绎的方式。其次，也不能局限在某一个学科，因为同一个观念的呈现可能会散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观念史研究需要跨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甚至园林、建筑等不同专业领域。第三，对观念史的研究还要超越不同的民族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人们在不同时代的观念差异，要多于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拉夫乔伊（1936/2002：18）举例说，“一个16世纪后期的典型 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及意大利人之间在基本观念和风格及道德气质上的共 通性，比起当时的英国人和1730年或1830年或1930年的英国人之间的共通性来，要更多一些”。应当说，拉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方法论针对的是传统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痼疾，以及专业化带来的对观念的割裂，他的研究方法希望拆除的是在观念史研究中的学科藩篱，对历史研究中专业化的缺陷进行补救。他所保持的是一种本质主义历史观。但这种观念史的做法又因其与社会历史和语境相隔离以及过于宏大而成为一种“不着边际”的形式。

第二种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范式是以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和梅尔勒·科蒂（Merle Curti）为典型的“情(语)境论的研究” （contextualist approach）的思想史观。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恰恰要批评的就是以拉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的这个预设：“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书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涉及道德、政治、宗教以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datelesswisdom）。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匪浅。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斯金纳，1969：39-40）

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的困境在于：“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借助某些模式和先入之见组织和调整我们的直觉和思想，他们本身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内容的决定因素。为了能够理解，我们必须进行分类，而我们只能从自己所熟悉的事物的角度划分那些不熟悉的事物。”（斯金纳，1969：41-42）这样可能导致的问题是，研究者往往会凭着某种特定的思维定向(mental set)去观察和理解研究对象，通过这种途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被斯金纳称为“神话”（斯金纳，1969：42）。

第三类是试图综合内在与外在观点，最经常的采用的是“人与观念”（menand ideas）的叙述形式。例如Grane Brinton 和H.S.Hughes的著作。

说实话，思想和观念的确就像由各种复杂的心理镜像组成的万花筒，不仅仅是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思想表现，即使同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论述。如果把晚年梁启超的思想和他早年的思想相比，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善变”。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经常与意义和观念鏖战。尽管研究者力求避免化约主义、历史主义式的研究，那样不仅仅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化的问题，更是削历史之足以适观念之履，其结果可能造成斯金纳所谓的“学说神话”（mythologyof trines）（斯金纳，1969：43）。但是，我们又无法否认历史情境与历史问题常常具有某种连续性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这就会使思想史中的某些问题有可能超越某个具体的时代及语境，而成为普遍问题。

在观念史的研究中，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常”与“变”，“异”与“同”的关系，既不能只见于异而无见于同，只见于变而无见于常，也不能有见于同而无视于异，有见于常而无视于变。像拉夫乔伊那样，认为观念史上存在所谓亘古不变的“观念单元”和“永恒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乃古今中外不同的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固然把观念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化了。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相对主义的极端，即认定思想史上存在的只是变化不断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变化不断的回答，认为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其实，变与不变总是互为前提的。正如葛兆光（2005b：268）所说，“所有的思想观念，对于后代来说，都是一种有待发掘的‘资源’，都要等到机缘巧合，有历史环境刺激，它才可能被激活。就好像电脑里面待命的程序一样，没有指令它始终是待命状态的‘资源’;只有到 有情况了，需要发掘历史记忆了，它才可能被‘激活’，而且还得在重新解释以 后，才能成为新观念，才建立了新的思想传统。”

当史料跳脱了理论逻辑和文本分析的束缚，观念便具备了穿越时代，跨越民族与国家的行动能力，它的启发意义给当下中国新闻观念的研究也带来了诸多养分。近些年来，国内大批优秀的学者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多维的视野出发，对原有观念进行了重要开掘和突破。

由于在中国新闻史中存在着大量外来的新鲜事物和观念，对特定译语的重新解读备受追捧。比如，考察“电视”这一概念在民国的传播和普及（邓绍根，2015），梳理“人民”概念在现代中国的原初含义及其变迁（袁光锋，2015），关注“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邓绍根，2016），探究“宣传”从生成语境到中国语境的正当化过程（刘海龙，2013；王怡红，2014）。通过对这些译语从域外到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意义流变，描摹出中国新闻业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沟通与调试的历史脉络。

然而，当下的观念史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个关键词的演绎，或囿于观念本身，而是逐渐走向了人们所探寻的意义世界。它着重探讨观念自身的再生产以及人们如何调动自己的观念来进行实践性的行动，以及如何组织世界，由此在观念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李宏图，2018）。循着这样的思路，有研究从《申报》“杨乃武案”的报道出发，重新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试图从报刊与知识的关系角度建构报刊的合法性基础（操瑞青，2015）；从报界对1935、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看见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徐基中，2015）；而当《申报》与义赈相遇所发生的慈善行动，更能诠释着作为关系的新闻纸是如何通过非常事态介入各群体的日常生活（郭恩强，2016）；对民初《暂行报律》事件不同立场的观念解读，也能发现报刊与政府围绕着报律的纷争，实际上是关于“共和”乃系竞争着的现代性话语理论想象之不同所带来的“合法性焦虑”（周叶飞，2016）。近些年来，对于中国新闻史的书写，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了思想史、观念史和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的视角进行了重新创作，突显出“中国报刊史”的自我意识。《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涂凌波，2016）一书以“新闻与现代性关系”为切口，以“新闻观念”和“新闻知识”为立足点，重新审度了1815-1926年 间现代报纸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宏观上展示了一种“超越报刊等具体媒介形态”“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相结合的“新闻观念”的演变，在微观上围绕 “人们对于报纸和新闻的认识、理解和使用”揭示了新闻知识的变迁。在诸多研究之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黄旦教授带领的“新报刊史/媒介史”书写团队，他们尝试着对媒介与社会、权力和个体关系进行深度挖掘，重新思考媒介作为传递信息的工具之外，对于中国社会更为广泛的内涵与意义。例如，从媒介政治化的视角重新考察1903年《苏报》的实践，发现了一种以政治和社会动员为宗旨的中国报纸新文化，为之后的革命报刊实践乃至“党报”的集体知识找寻到踪迹（黄旦，2016）；从晚清电报进入并嵌入政治传播的过程出发，挖掘到这种新媒介对权力中心的再造不仅重构了驿传等旧媒介所建构、维系的空间和社会关系，更从内部动摇了帝制王朝在旧有时空观念支撑下统治的合法性（孙藜，2015）；从孙嘉淦伪奏稿着手，发现其串联起的民间信息通路起到了政治性媒介的作用，在空间控制上，对同样依赖官文书统治的政治权力构成了某种挑战（詹佳如，2015）。这些成果从思路到框架，再到史料的运用，落笔处皆颇有新意。有别于中国报刊书写的“现代化”和“革命史”逻辑，他们力求改变以往“谈论事件的方式”，而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不抱持本质论和连续进化的目的论，将报刊（媒介）看成是变化的、不断构成的甚至是断裂的（黄旦，2015）。无论是对“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的辨析（黄旦，2007），还是对《解放日报》改革的再审视（黄旦，2008），或是对“耳目喉舌”话语的重新解读（黄旦，2012），均给新闻观念史的研究在纵向梳理之外，增加了更多纵横交错的探访，以及带有现象学意味 的方法论实践。

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新闻观念究竟应当如何书写，或许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求索：

第一，跨学科。所谓跨学科，指的是不仅仅将研究局限在新闻观念之中，更希望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背景下研究新闻观念与时代思潮的互相激荡与互相建构。把新闻学的问题，变成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让现代中国的新闻观念与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对话。思想史学者许纪霖（2004：20）说过，“在目前文史哲学分科的大趋势下，思想史的地位有点尴尬，几乎成为一种蝙蝠类的学科。”思想史研究和蝙蝠一样缺乏归属感，它在“思想”与“历史”之间徘徊。那么，“新闻思想史”呢？“新闻观念史”呢？似乎更是难以找到为自己命名的根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如黄旦教授所言，新闻思想史和新闻观念史的研究为什么不可以“既受鸟类欢迎，又受哺乳动物欢迎”呢？新闻观念史研究这只蝙蝠，具有“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跨学科优势。对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研究，离不开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背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中，有一些观念为人们习焉不察，但却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这些观念又常常体现为现代中国思想与传统思想不同的价值，如“科学”“进步”“竞争”“发展”等，它们在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或隐或显地渗透到现代中国的新闻观念中。例如“科学”的观念体现在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有学无学”的论争中，将科学视为新闻学的合法性根据与合理性来源。再如“进化”“进步”的观念体现在新闻史叙述中，容易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历史必然进步论，影响到历史分期、材料选择和评价方式。这些穿透了学科分类的观念更能带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第二，情境化。指的是不仅仅研究新闻观念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的呈现和变化，也希望以“观念旅行”或“理论旅行”的视角探讨观念在不同时空中游走的问题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83：226-227）这样概括理论和观念旅行的四个阶段性的形态：“首先有个起点，或看上去接近起点的东西，标志某个概念的产生，使概念开始进入话语的生产过程。其次，有一段距离和旅程，作为概念由此及彼移动的必经之路。这段旅程意味着穿越各种不同语境，经受各种不同的压力，最后面目全新地出现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第三，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会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条件。可称之为“接受条件”或“拒绝条件”，因为拒绝是接受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使人可以引进和容忍外来的理论和观念，不论那些理论看起来多么怪异。第四，这些或充分或部分，或移植过来，或拼凑起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新位置所改变。”新闻观念的研究需要考察现代新闻观念是从哪里“借用”过来，借用过来之后发生什么样的意义折变，为何会发生这种意义变化，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观念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第三，当代视野。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915/1997：2）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揭橥一个事实——一切看待历史的眼光都是当代的，更在于发现一个真相——一切历史性中总是孕育着当代的现实性。因此，对历史的解释与对当代的思考是分不开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真历史也都是思想史。其实在考察几乎每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潜在针对都是当下的问题：新闻学中的科学主义取向反思，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公共性观念理解的先天不足，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浮沉，新闻职业观的形成过程，以及报刊如何建构民族主义想象空间等等，这些问题背后，都有着一双当代的“眼睛”在注视。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视野中重新“看见”了“五四”，之后又“发现”了晚清，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正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与五四相似的思想解放时代，狂飙突进，重估一切价值，所以八十年代的眼睛很容易看见五四。而今天的中国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在更大的时空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中凝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