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我们的《少年新知》杂志收到一则中学生投稿，标题叫《原来我是“人机”啊？》。作者是一位初中生，她讲述了自己在班级里的人际交往情况：她从初一开始就沿用了一种“低耗能”的社交模式，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不融入任何小团体，选择和班里的所有人保持点头之交。
她在文章里引用了一条视频“教你在学校如何变人机”，我找到了那条视频，同时在留言区找到了更多和她一样认为自己是“校园人机”的孩子。他们的处境大都与投稿者类似，有人在学校的11个小时里，除了上课回答问题，几乎不主动和人说话，全班48个同学，唯一可以算朋友的人是个“体育课搭子”，上课自由分组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练习。除此之外，她可以整天都待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正是最需要友谊和同伴关系的阶段。
可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主动退出了校园社交圈，甚至甘心做一个没有感情的“非玩家角色”？
在西安一所学校，初三毕业生们在衣服上互相签名、合影留念（古城记忆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但这种略显极端的选择，似乎又带有某种合理性。
2024年，我们做过两期封面，一期是讨论大学生人际交往状态的《寂静的一代》，一期是研究小学生卡牌游戏的《小学生如何社交》。在当时的采访中，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小学生们传统游戏的时间、空间都被大大压缩，不得不选择安静的桌面游戏，作为自我发展受限的代偿。而到了大学阶段，很多本科生不愿意与人建立真实的社交联系，他们不热衷谈恋爱和结交挚友，在课堂上也不愿跟老师互动，宁愿在虚拟人和“搭子”身上寻找情感满足，看似自由、自主，但也孤独、隔离。
那么，在处于这二者之间的中学校园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如今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正在如何度过这个“自我同一性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如何与同伴交往，如何去建立友情，乃至去探索正在萌芽中的爱情？
令我意外的是，在前期采访中，当我向许多相熟的教师、班主任和家长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最初的反应常常是茫然的。比起孩子们的社交生活，他们更关心班级的学习氛围、教学质量和考试排名，如果一定要聊聊这个年纪学生的自我发展、情感需求和同伴关系，他们有时会不知不觉绕回几个常用的词汇：“攀比”“网瘾”“搞小团体”……
但在学生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未曾体验过的世界。
我的同事驳静花了不少时间和孩子们聊天，发现作为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已经自然地习惯了在虚拟空间寻找友情的替代品。他们打游戏，写作业要“连麦”，实在找不到人就在B站找一间正在直播的虚拟自习室作背景。他们通过喜欢的游戏、明星、电影、综艺，在网络上结成各种“同好”，还在互联网上共同创作、彼此分享、互相点赞，甚至可以与远隔千里，素未谋面的朋友“官宣闺蜜”。
放学后，即使身处同伴之间，孩子们也总是各玩各的手机（安心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家长和老师眼中现实的校园生活，似乎正在和孩子们感受到的世界发生脱离。
也有敏锐的教师感受到了这一点。江苏省昆山市葛江中学的教师于洁是一位从教33年的“老班主任”，去年刚刚获得中宣部和教育部评选的全国“最美教师”称号。她常常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为老师们答疑，2024年，她给一位回信老师：“如今的学生和之前的不一样了，他们很多时候生活在虚拟世界，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人际交流和生活方式……
教育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是很多老师的共识。我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生和老师生活在了两个世界。”
放学路上，孩子一边玩手机一边独自回家（陈逸航 摄 / 视觉中国 供图）
那么，在数字分身之外，孩子们肉身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于洁也向我分享了一个观察。这些年每接一个新班级，她都会给孩子们每人发一本名叫“家校之桥”的小册子，
在里面每天给同学们写信，再请他们回信给自己。也是在这些回信日记里，她发现，孩子们最常提到的词是“孤独”。
孤独感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校园环境的变化。采访中，一位正在读高一的学生告诉我，从初中开始，他们学校的教学楼外墙上就悬挂着一条红色横幅：“入校即静，入座即学”。操场上空空荡荡，走廊不允许随意驻足，教室里的桌子彼此分离，孩子们没有同桌，在教室里很少交谈，即使有聊天，话题也大都围绕学习展开。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副教授徐凯文接触过大量休学的孩子，他的一位咨询者向他描述过一个场景，说每到午饭时间，自己打了饭，就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独自进餐，有时甚至要在楼梯的角落里才能吃得下饭。徐凯文问他为什么不在食堂里好好吃饭，他说，在食堂里吃饭所有人都在说学习的事，他听了特别难受。有一次他和同学聊天聊到各自的生日，对方了解到他比自己大几个月时，第一反应却是：“你比我大这么多，怎么学习成绩还不如我？”
《年少日记》剧照
我的同事王怡然也采访了许多一线的老师，她发现，高强度的学习与激烈竞争使一些学校的教育维度趋向单一，一些少年们自由生长和产生联结的时间与空间也随之被高度挤压。同龄人本该在校园里建立的友善伙伴关系，被互相竞争所取代。
单一的评价体系也影响到了学生的社交环境，一位在初中兼任心理教师的班主任向我描述，几乎每个班级都存在一个“社交生态位”，“或许在小学的时候，孩子们这方面的概念还不强烈，但只要在初中的班级里待上一周，你是班干部，我是‘平头百姓’，你是‘好学生’，我是‘拖后腿的’，你受同学喜欢，我是‘小透明’，各自在什么位置，清清楚楚”。固定的生态位，意味着固定的社交表现，很多感受到自己“透明状态”的孩子，也会随之出现角色赋予他/她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我的很多受访者都谈到，在高压力、强监管的现实与互联网信息对撞之下，许多青春期的孩子都陷入了“意义危机”。
他们无法认同父母和老师许诺的“吃苦学习，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又无法独自处理成长和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因而陷入难解的困境。比如有老师提到，当学生问他，“这样拼命努力，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吗？”“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了，我们这样早出晚归、死记硬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时，老师也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食堂吃饭时，学生常将学习资料在手边高高摞起（蔡小川 摄）
我们是不是正在用指向过去的方法，教育着指向未来的孩子？
这种感受是我在去年参与《寂静的一代》封面时开始出现的。那时一群“00后”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的初恋很多都发生在高中阶段。而在我的青春回忆里，想在高中谈恋爱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只要回到家，男生想再约我出门就必须拨打家里的座机，父母一接电话，邀约就很难实现了。但“00后”是在青春期就拥有个人手机和微信的一代人，即使离开学校，也能和朋友们24小时保持联系，“10后”接触互联网的社交方式就更早了，很多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开始与屏幕交互，与互联网上的朋友建立连接，在他们那里，交往中的距离、时间、陌生与否、线上线下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
这也是这次采访中屡次突破我们“认知边界”的事情。就像驳静在采访中发现的，被上一代人定义为“虚拟”的网络空间里，青春期的孩子们获得的是一种真实的从属于某个共同体的愉悦，这些基于兴趣的虚拟社交，也并不像我们“大人”想象中那样浮于表面。
当现实生活中的同伴关系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孩子们仍在另外的空间寻找连接、自我成长的可能性。
不过，这种看似自由自主，不受监管和限制的情感连接中，也隐藏着相当大的风险。尚未成熟的孩子们对隐私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往往不够清晰，与同伴交往的能力也仍需要练习，青春期的特质叠加特殊的环境，让他们的互联网交友“来得快，去得快”，严重的时候也会影响个人自我认知的成长和完善。
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告诉我，她发现，当社交媒体加入后，校园霸凌的范围也扩展到了网络上，“现在我们讲霸凌，不只是我在学校里边欺负你，说你的坏话，给你起外号。有时候可能我们全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群里，如果我在这里发布一些负面的霸凌性的言语，其影响力也会变得更广。
因为孩子们是要把影响加之于‘我在乎，对方也在乎’的人身上，这种跨越线上线下的霸凌伤害性也会更大。”
课间，走廊里的学生们挽着手三三两两地走过（黄宇 摄）
成人与青少年、线下与线上、校园与网络，逆向而行的世界之间需要沟通和对话的桥梁。谈到校园生活的种种压力，我们很多人都会聊到给孩子适当“松绑”、提供更多的活动和交友空间。这次的采访却让我意识到，
在“松绑”之外，一个值得信任且负责任的成人，能够为青春期的孩子提供相当重要的情感支持。
这个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师，当这种连接被建立起来，孩子们正在形成中的自我才能发展得更加稳定和强大，正如我们的约稿作者訾非老师在文章中所说，青少年发展就像火箭发射的过程一样，最先起到推进作用也是最先被抛下的是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然后是与老师的关系，然后是与同伴的关系……最终留下这颗“卫星”，凭着自己的动力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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