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1817）的传记《简·奥斯汀传》初次出版于1870年，作者是她的侄子——长兄之子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他在两个姐妹和其他亲友的协助下完成此书。这是简·奥斯汀面世的第一本传记，在她去世52年后出版，并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研究简·奥斯汀生平的最权威的传记资料。
这个译本翻译自1871年面世的再版增补本。在这一版中，作者增加了一些内容和部分书信及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简·奥斯汀的许多未发表作品，不过这个译本不包括《苏珊夫人》、《沃森一家》和《桑迪屯》全文。
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参加了亲爱的简姑姑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的葬礼，当时是所有吊唁者中最年轻的，如今我已步入暮年，总是被问起是否还能想起些有关她的轶事或者个性——曾经被遗忘或忽视了，可以挖掘出来满足那些自她去世后才出生的一代读者的好奇心。
其实她的一生相当沉闷枯燥，鲜有变化，也没什么大的波折扰乱她如水平静的人生轨迹。哪怕是世间的盛誉，可以说也是身后事了；她在世时，声名并未给她带来活力四射的生活。她的才华并没有引起其他作家的关注，或者使她跻身文学界，甚至不曾在任何程度上改变她隐默无闻的居家生活。因此关于我这位姑姑的一生，我没有更详尽的材料可提供，不过我对她的品性倒有着清晰的记忆，如果能勾画出来的话，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个极富创造力的头脑，正是这个头脑孕育了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人物——达什伍德一家、贝内特一家、伯特伦一家、伍德豪斯一家、索普一家和默斯格罗夫一家——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伴着许多家庭度过炉火旁的时光，仿佛邻里一般熟悉和亲近。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出生在汉普郡史蒂文顿的牧师住宅。她的父亲是牧师乔治·奥斯汀，他的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在肯特郡的滕特登和七橡树附近。我相信在17世纪早期，他们是布料商人。哈斯特德在他写的肯特郡的历史中曾谈到过：“布料生意由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经营，威尔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几乎都属于他们，如今这些家族不仅拥有大片地产，晋升为士绅阶层，有的还被册封加爵，他们的祖先都是做布料生意起家的，如今这一产业已衰落至不为人知了。”奥斯汀家族是哈斯特德列出的上述家族之一，哈斯特德还提到，布商们“常被称为‘肯特的灰外套’，这个群体颇为人多势众，肯特郡选举时，谁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选票，基本上就能确定当选。”奥斯汀家族仍保留着这个渊源的标志，他们仆人的制服颜色介于浅蓝和白色之间，这种独特的颜色被称为“肯特灰”，肯特郡民兵的军装饰带也是这种颜色。
乔治·奥斯汀九岁前就父母双亡。他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幸好他有一位善良的伯父弗朗西斯·奥斯汀，他是坦布里奇当地一名成功的律师，也是后来住在基平顿的奥斯汀家的先祖。他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抚养，但依然慷慨地供养了他成为孤儿的侄子。
《成为简·奥斯汀》电影剧照
乔治在坦布里奇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牛津圣约翰学院，随后又获得了学院的研究员职位。1764年，他得到了两个教区牧师的职位，一个位于汉普郡迪恩教区的职位由他慷慨的伯父弗朗西斯为他买下，另一个相邻教区史蒂文顿的职位由当地领主他的表亲奈特先生赠予。在当时的观念中，这两笔收入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大数目，因为这两个村庄相隔不过一英里，人口加在一起也还不足300人。
同年，乔治·奥斯汀同牧师托马斯·利的小女儿卡桑德拉结婚。托马斯是住在沃里克郡的利家的一员，他还是万灵学院的教员，是学院管辖的哈珀斯登教区的牧师，这片教区挨着泰晤士河上的亨利镇。托马斯·利是西奥菲勒斯·利博士的弟弟，西奥菲勒斯生前在牛津可谓赫赫有名，他很长寿，活到九十岁，曾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一职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机言巧辩，远近闻名，比起他的作为更广为人知。双关语、俏皮话都是信手拈来，与人争辩时更是舌灿兰花；不过他一生中最大的玩笑莫过于他的寿命，他活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原是基督圣体学院的教授，由于当时贝利奥尔学院内部无法达成共识，选出一个学院内部的成员当院长，最后便推选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有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身体虚弱，想来这一职位很快就能再空出来。后来听说，他长期霸占着这个终身职位，成为学院委员会的噩梦，学院委员会选了一位学院外的人当院长而遭到了报应。我猜测，最近刚刚推倒的贝利奥尔学院通向主干道的前门，应该是西奥菲勒斯在任期间修建的，至少是曾由他主持修缮过。因为前门檐口上最靠近三一学院大门的角落里有利家的家族纹章。不过这一历史印迹不复存在，老前门遗址上最近新建起了一幢漂亮建筑，这正所谓“铭刻于碑，碑铭谁记”。
他的声名并不局限于学院内，很多人都知道他以睿智而有趣的言谈著称。斯瑞尔女士曾在给约翰逊博士的信中提到，“不知您是否认识利博士，他是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您不认为他精神矍铄、令人愉快吗？谁能相信他如今已有86岁高龄了！我还未听到过哪个双关语比这个更绝妙的：有一次有人告诉西奥菲勒斯，最近在枢密院的辩论中，财政大臣用力地拍打桌子，结果把桌子拍裂了。‘不，不，不，’西奥菲勒斯回答道，‘我可不信他能把桌子拍裂了，但是我相信他把议会搞分裂了是真的。’”
他的很多名言警句自然在家族中广为流传。他曾经去拜访一位以从不读书著称先生，这位先生带他来到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俯瞰巴斯大道，当时那里是著名的景点，各个阶层的游客熙来攘往，这位先生洋洋自得地说：“看，博士，这就是我的书房。”西奥菲勒斯环顾四周，果然屋中一本书都没有，便回答道：“您的书房果真名副其实，先生，您定是知道蒲柏这样说过，‘人类最好的研究便是研究人类自身。’”我父亲去牛津时曾有幸获邀，与这位大名鼎鼎的表亲吃了一顿饭。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初来乍到的大学新生，对于牛津的习俗尚不熟悉，他进门后正准备像脱掉大衣一样脱掉长袍，这位已年近八十的老者冷冷一笑，“年轻人，你不必把袍子脱下来，我们又不是要去决斗。”他的幽默感直到临终都不曾减退，正应了蒲柏的另外一句话，“压倒一切的激情在死亡面前也不示弱。”在他过世的前三天，他得知一位老朋友新近结婚了，那人刚从长久的病痛中康复，据称全靠吃鸡蛋才好起来，人们逗趣说他是被怂恿着结了婚，西奥菲勒斯立刻蹦出一个更胜一筹的俏皮话：“但愿那婚姻的枷锁架在他身上可轻着点。”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在这位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他的侄孙女简·奥斯汀身上，以及家族中其他几位成员身上一脉相承，然而这到底是承袭自哪个祖上，我却无从知晓。
奥斯汀夫妇先是住在迪恩，1771年时搬到了史蒂文顿，并在那里住了将近30年。他们新婚不久，就开始负责照管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著名的沃伦·黑斯廷斯的儿子，在结婚前这个孩子就被托付给了奥斯汀先生，多半是受奥斯汀先生的姐姐汉考克太太所托，当时汉考克先生在印度为黑斯廷斯工作。格莱格先生在《黑斯廷斯传》一书中曾提到，黑斯廷斯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乔治于1761年被送回英格兰接受教育，但他一直未能查明是谁获此信任承担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的情况。根据家中一直以来的说法，我得知的是乔治因患了坏疽性咽炎很早就夭折了。奥斯汀太太对他的感情很深，视如己出，他的夭折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玛丽·罗素·米特福德的祖父罗素博士正是相邻的阿什教区的牧师，因此，这两位著名女作家的长辈必定相互熟识。
鉴于我所讲述的事距今已有百余年，必然要触及这一百年间社会习俗和风尚的流变，这其中的变迁还是值得一谈。或许涉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就像时间的陈酿给红酒注入独特的风味，时光也为这些琐碎的小事赋予了一定的重要性。哪怕是描写居家生活的最平淡的文章，但凡是从长期埋没中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如今读来也自有意趣；尽管我们的祖辈可能并不比我们当下日常里的言行更睿智或文雅，但我们对于他们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依然充满天生的好奇。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很难意识到，现在生活中的诸多必不可少的便利，对于我们的祖父母一辈的人而言是多么不可想象。现在迪恩和史蒂文顿之间早已修了平坦的大道，跟最好的税卡公路一样好，但在1771年奥斯汀家从迪恩搬往史蒂文顿时，那里还只是一条大车道，路面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车辙，轻便马车无法通行。奥斯汀太太当时身体抱恙，这段旅途只好躺在四轮货车里，四轮货车拉着他们的家当，最上面为她铺了一个羽毛褥垫，下面垫了些柔软的物什。在那时，遇到有葬礼或者婚礼这类事情，人们经常要提前用铁锨和镢头把坑坑洼洼的路面填平，这些道路平日里很少跑载人的马车。那时候很多上等人士所使用的语言也比我们想象的更粗鄙无知。有一次，奥斯汀家的邻居，一位拥有许多田地的乡绅，来问奥斯汀先生的主意，“你知道的事情多，你来说说看，到底是巴黎在法国，还是法国在巴黎？我老婆一直在和我争这件事。”还是这位先生，有一次跟家人讲他听到牧师同他太太之间的谈话，奥斯汀太太回答她丈夫时赌咒说——这时他的女儿打断了他，说奥斯汀太太从来都不赌咒发誓，他回答道：“贝蒂，你干嘛又无缘无故打断我呢？这哪儿跟哪儿啊，你知道的，这只是我讲故事的方式。”最近，一位知名作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声称200年前神职人员的素质还不如世俗之人。如果是将偏僻地方的牧师同那些出入议会、在乡郡呼风唤雨、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人士相比，这样说自然是没错的；但是，若是将牧师们同他们日常往来的稍低阶层的士绅相比，那么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了。公平而论，也本应该这样比较才对。那些鲜少离家，出门最远不过到本郡镇上的小地主，他们数量不少，自成一个阶层，其中无论是拥有数千亩田产的乡绅，还是耕种世代承袭的一两百亩土地的自耕农，都已算得上是当地教区里贵族一般的人物了。但是就教养仪态而言，这一阶层的素质与他们之上的阶层相比，其差距要远远大于现在任何两位绅士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在文明进程中，虽然每个阶层都会进步，但在下层社会中，其改善尤为显著。这便是社会所谓“整平”的过程，下层社会“镀金”之后，向上层社会靠拢。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觉得这三年来”，“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这多半是莎士比亚对自己那时代的讽刺；但它的确揭示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进步中的社会都适用的准则。我相信，一个世纪以前，在大多数乡村教区里，任何革新都起始于牧师；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位牧师恰好是位绅士和学者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在学识教养和举止谈吐上要远远高于教区里的主要居民，从而作为有修养的表率，成为当地众星捧月般的人物。
无论是青年时代的奥斯汀先生，还是步入老年的他，都算得上是相貌堂堂。他在牛津供职时，就被称作“帅气的学监”；在巴斯，那时他已70岁高龄，但凭深邃的五官和满头的银发还是备受瞩目。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辅导下进入了大学，他还负责教育其他几个子女，同时他也收学生来补贴家用。
简身上集中体现的某些特质都可以在奥斯汀太太身上找到源头，这些特质同样也被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继承。奥斯汀太太兼备敏锐的判断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常用短诗或警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诙谐一针见血，有时是诉诸文字，有时在言谈中便出口成章。利家许多人都很长寿，她也一样。在她晚年，她一直经受病痛的折磨，但她不仅坚忍还乐观开朗。她有一次对我说，“亲爱的，我就在沙发上，你离开时我在这儿，回来我还在这儿。有时候我想，上帝一定是已经把我给忘了；但我敢说，等他方便的时候，自会来接我走的。”1827年她在乔顿去世，并安葬在本地，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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