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社会学家。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图/视觉中国
李银河从未听说过“女权癌”或“中华田园女权”等网络词汇，她甚至不知道网上已经对“女权癌”讨伐声一片。她对此的态度很明确：“这仍然是弱势群体的表现，不自信。”
文/宋爽
从1791年法国大革命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宣言》至今，“女权”概念已经诞生了两百多年——从18世纪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到20世纪初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再到波伏娃在1949年提出著名论点“人造女性”，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但令人遗憾的是，女权主义所伸张的男女平权思想，甚至仍没有被大部分女性所接受。
奥兰普·德古热发表了历史上第一部《女权宣言》。
李银河曾经在调查问卷中设计过一个问题——“如果能随便选择，你想当女人还是男人”，结果女人想当男人的比例特别高。她认为：“这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的自我定位特征，说明女人对自己的性别持否定态度，觉得做女人不好。反过来要是问男人想不想当女人，那肯定的答案就非常少了。”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著名的《女权辩护》一书中写道：“任何时代的女性主义面临的根本问题都没有改变过。最为核心的总是广大女性群众没有生成强烈的自我权利意识，在社会的舆论压迫下处于弱势地位，而这点只能通过教育来改变。”
参与李银河调查问卷的女性，不论社会地位、教育水平都和生活在18世纪的女性不同，但却仍然无法改变她们想要当男人的意愿。这种自我贬低的背后，暗示着残酷的事实，即女性身份意味着获得的权利比男性少。
20世纪初，英国女性开始自觉地争取女性权利。图/《Suffragette》
女权癌与反女权癌，都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李银河认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是体力上的差异，而体力差异则造成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的不同。“在原始社会时，女性在生存竞争和养家糊口的贡献上小于男性。另外，女性要生育哺乳，在这期间，她丧失了生产力，进而彻底退出生产。而一个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中，男性几乎是全部生活来源，这就造成女性地位的进一步下降。”
在今天的中国，相当一部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已经具备了某种模糊的女权意识。她们逐渐意识到，不论精神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的独立，都是争取男女平权的重要途径。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种意识早已生根发芽，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有诸多矛盾之处。购买任何一本女性杂志，里面的几大板块无非是美容、穿衣搭配和情感。前两者教女人如何变得更美，而情感部分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取悦自己”（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再取悦男人）。
《新周刊》做过不少有关女性话题的封面专题。
但翻看男性杂志，永远不会看到类似于“活出自己，别满脑子都是你女朋友”这类话题，因为这件事不用努力，男人也能轻松做到。英国诗人拜伦曾经写道：“爱情是女人的全部，但只是男人的一小部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情感咨询行业中，女性客户的数量远多于男性客户——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
女人陷入了某种扭捏的境地，一方面渴望自由独立，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多么不需要男人。我是剩女我骄傲，用几十种方法充实自己的生活，宣扬自己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里感受到了难以置信的幸福感。这听上去简直让人绝望，并且恰恰证明了男人的重要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道：“现代的文明女性，除了少数例外，都只顾着激起男性的爱慕。”而现代女性对此强烈的厌恶感，又加剧了其在自我认知、自我定位上的困难。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君是否是一个独立女性，引起了很多讨论。图/梨视频
时下网上声势浩大、被人诟病为“女权癌”的群体，正是性别认知混乱所引发的另一个极端。所谓的“女权癌”，是一个充满双重标准、看似追求男女平等又认为“男人天生有义务埋单”的群体，其本质则是追求女性权利大于男性权利。
李银河从未听说过“女权癌”或“中华田园女权”等网络词汇，她甚至不知道网上已经对“女权癌”讨伐声一片。她对此的态度很明确：“这仍然是弱势群体的表现，不自信。”她认为这些主张“自相矛盾”“说一套做一套”，没有合理性，甚至没必要讨论，因为这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
2016年7月10日，李银河在“从《傲慢与偏见》谈女性意识”沙龙上。图/视觉中国
“我不认为男性就是理性的，女性就是非理性的。”
在采访中，李银河一再提到“社会建构论”，这一理论的主张之一便是“所谓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语言的建构”。
李银河打了一个比方：“假设一个女性当了总统，报纸标题可能会是这样——《我们相信她会做得和男人一样好》，但你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当选总统，标题会写成《我们相信他会做得像女人一样好》。”
李银河在《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一文中指出：“社会建构论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论证：近几十年，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击性（常被当作由男性生理决定）与社会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关。当社会条件允许时，女性可以变得同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例如女律师就全都表现出敌对性、雄辩性和统治性的行为。”
英剧《皇家律师》。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新的性别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比如女性就是温柔的、附属的、情绪化的，男人则是刚毅的、果断的、理性的。
李银河认为，这是男权社会的话语体系。“我不认为男性就是理性的，女性就是非理性的，这没有科学依据。生理上的区别我们都看得到，是板上钉钉的，被科学所证明；可心理上的区别则是社会灌输的结果，是刻板印象，是社会建构论，而社会建构论就是反对生理决定论的。”
有人会认为，社会上成功的女性是那些更具备男性品质的女性。比如女强人、女领导、女老板，会相对更坚毅、果断。“这是归因错误，比如我把刚毅、领导力、攻击性都归为男性气质，那这个前提就是错误的，女性为什么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具备领导力呢？”
美剧《傲骨贤妻》。
话虽如此，女性在各个行业的顶尖领域似乎表现不佳。从全球范围来看，金字塔塔尖仍然被男性占领。从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企业高管再到被普遍认为“更适宜”女性施展才华的厨师、服装设计师甚至化妆师，其行业灵魂人物或最有天赋的人当中，都罕见女性的身影，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但李银河觉得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很好理解——因为女性是后来者，“不管哪个行当，男性都干了几千年，女性一直是不参加社会生产的，一个后来者，不论是科学还是文化领域，都难以占据多数席位；另一方面，实际竞争时男性会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源打压女性，而正是由于女性是后来者，缺乏实际经验，导致爬到顶端相对困难。所以，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假以时日，便会扭转”。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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