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教科书中没有告诉你的10个历史真相

近代史领域最顶尖的作家张鸣却用一种冷静的目光，在他的代表作《重说中国近代史》（修订版）中，重新审视、回顾了那段屈辱的历史。用亲切的语言将其娓娓道来，揭示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间中国复杂的近代化历程。

下面，就让我们盘点一下张鸣书中十个教科书上没有讲到的近代历史真相。

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之间的火力配合，也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

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进入清朝之后，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

太平天国闹到江浙之后，当地的富人和士大夫都往上海跑。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正因为有个上海，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办得也都不错。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

另外，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

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尽管它自己并没有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不像是当年刚开始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相信仁义忠信可以做干戈舟楫。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

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

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

国人即使学英国，建设自己的海军，但大国的自尊心却超强，总是惦记着早日国产化。在最初的时候，北洋海军曾聘任英国军官做教习训练官兵，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就觉得不需要外国人了，干脆中国化算了。

当时所有人都热衷于搞中国化，觉得办海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行。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纠纷，最后把当时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赶走了。把总教习赶走以后，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马虎了。

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要没有任何脏东西才成，但后来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遵守。

等到一上战场，遇到学西方学得一丝不苟的日本，北洋舰队立马就原形毕露了。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

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

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

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

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

西方国家本身就有多面性，这个多面性在很多时候都会折射出不同的统治策略。一方面，他们的确不希望中国好，对他们而言，让中国保持孱弱更便于掠夺和奴役。列强掠夺中国、盘剥中国，这是事实。

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进步，到义和团的时候，西方国家整体的文明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已经相继出现，在第二国际建成之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国内的许多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处理国家间事务时的道德水准跟以往已经不一样了，赤裸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个大国到这个时候并不时髦了。

更何况，原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就是实行不占领土的低成本殖民政策，是日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庚子之后，日本也改变了。那么西方也就没有理由再强调瓜分中国了，瓜分论只能暂时放一放了。

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

民营工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学熙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之前办起来的张謇的大生集团，以及荣氏兄弟的纱厂，等等。此外，朝廷也开始创办许多国有银行，不再依赖过去的旧式钱庄，比如开办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等。1905年到1908年间，民营工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

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袁**拿走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

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师父。

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