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汪兆骞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晋］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
1931年，辛未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掀起反日浪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王明（1904—1974）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权力核心。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1880—1931）在上海被捕处决后，又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秦邦宪，1907—1946）“负总的责任”。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围剿”苏区，蒋介石督师第三次“围剿”红军。此年年底，蒋介石内外交困，再次下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建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同时，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债。
这一年，国难当头，但又充满希望。
1930年岁杪（岁尾），在胡适多方营救下，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罪名被捕入狱的罗隆基被保释。被保释后，不服的罗隆基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触怒当局，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隆基。胡适代表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1875—1945）草拟一封《上蒋介石呈》为罗隆基鸣冤，说罗在《新月》主张人权，何罪之有？
1月15日，胡适致信陈布雷为《新月》的人权舆论辩护，强调“此类负责任的言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新月》同人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1月18日，胡适又写信给陈布雷，托金井羊（1891—1932）将《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的三期各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新月》这几期的言论，并说：“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罗隆基最终以“言论谬妄”被轰出光华大学。罗隆基失去教职后，仍在《新月》发文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后罗隆基北上，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开启了他言论史上的另一页。
后来，政治上老谋深算的汪精卫在冷眼旁观之后，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实际上，新月派不是政党派别，只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但这一群体的思想力量在当时用“举足轻重”来形容似乎毫不过分。5月5日，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
还是在1月，胡适复回北京大学执教，后经校长蒋梦麟坚请，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始有“北大中兴”气象。但胡适和朋友创办并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月》，因友人王造时（1903—1971）博士写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于7月被扣压，新月书店也在北平被搜查。
在这种钳制言论的高压下，那一弯清新又炽热的《新月》最终悄然陨落，就此《新月》轰轰烈烈、气象万千的“文人论政”时代也结束了。
当《新月》陨落后，无数有战斗力的报刊继续锲而不舍地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剥夺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丑恶政治。
至此年5月22日，发行五万份的《大公报》已出满一万号。在《大公报》举行的盛大庆祝活动上，众多政要名流都有祝词以贺。胡适的《后生可畏》最引人注目，文中说今之《大公报》无论从名声到影响，无疑已超越了比他历史更长的老牌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荣誉”，而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做去，并且有不小的成功”。
当然，报刊中不只有《大公报》卓尔不群。从6月起，《生活》周刊就勇敢地连载关于交通部长、上海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1885—1944）营私舞弊的丑闻的报道。王伯群企图以重金平事，遭到《生活》周刊断然拒绝。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信箱”栏目刊发了署名陈淡泉的《对王保（君）应作进一步的批评》一文，并在《编者附言》中发表言论将王伯群痛斥一番：“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此言论对王伯群以抨击讽刺，大快人心。
9月1日，创办六十年且历经沧桑的《申报》，也举行了庆祝活动。《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称，“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社论，提出具体的革新计划，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申报》的两个宣言抱负恢宏、决心如山，虽然多少有点自诩，但真能如此办报并成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可期矣。
9月20日，“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在上海出刊，由丁玲主编。这是瞿秋白自1930年8月由苏联回到上海，于此年受中共中央委托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工作，担负起了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任。瞿秋白十分重视“左联”的报刊，曾邀请“左联”行政书记沈雁冰（茅盾）交谈，希望继续办好“左联”机关刊物——已经被查禁的《前哨》，并从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重点刊登文艺理论文章。在这期间，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又努力摆脱了“左倾”影响。据沈雁冰（茅盾）后来在《“左联”前期》一文中回忆：
从“左联”成立到1931年11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1931年11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
丁玲此年在《北斗》上陆续发表《一个人的诞生》（与胡也频合著）、《水》、《夜会》、《母亲》等小说，其内容的广阔和思想倾向的进步，反映出她的迅速成长。如果说《大公报》等报是用舆论反映现实斗争，那么文学则是用鲜活的形象来干预生活，如丁玲的《水》。从此年9月至11月，《水》在《北斗》连载，以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描写中国农村的悲惨景象，并暗示农民走自己解放的道路，与中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相呼应。
1931年，中国大地上还发生了影响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件——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而此事件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抗战时期）。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九一八”事变，悍然占领中国军队驻扎的北大营，进攻沈阳城。三天后，又占领吉林省城；仅一周之内，两万日寇在广阔的东北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吉林的三十多座城池。国难当头，全国掀起反日浪潮，各地群众呼吁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事件。自这一天起，直到1945年，中国人民开展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最终以中国军民的胜利结束。“九一八”事变唤醒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血性，中国的报界、舆论界也为这场战争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竟然又在10月7日公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将1930年公布的《出版法》中的条款进一步具体化，使钳制言论和出版自由更变本加厉。随后，关注抗日救亡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四十九家出版社联名发起请愿，要求废除严厉钳制舆论和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早在8月3日，针对国民党假仁假义地对自己的相关部门提出的三点“卑微”要求——“一、检查电报，勿过无理取闹；二、拍发电报，务予迅速痛快；三、邮递新闻杂志，当事者多为注意，勿令动辄遗失”，已经看透国民党本性的《大公报》曾发表过《新闻界何敢有奢望》社评，却不幸言中。其时，国民党相关部门对钳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之责，执行得尽心尽力，哪里还管刊物损坏、报纸遗失、发电报受刁难，让报界和读者无比愤慨。
当然，报界也有害群之马，有时弄些动静配合当局。例如，有国民党背景的《时事新报》，为制造混乱一次就解雇该报记者、工人十六人之多。报馆同人集会抗议，其中又有十多人被辞退；剩下的同人愤然发表联合宣言，呼吁报界和社会支持声援。果然，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上海报界工会伸出援手群起声援，迫使《时事新报》当权者被迫收回成命，真是“偷鸡未成反蚀把米”。
《时事新报》把戏演砸了或许只因其并非执政当局，即使有多深的背景也不敢跳出来耍横，而反抗者面对的只是一家不大的报馆遂敢于抗争。但当面对权力当局时，一般人就会有种种顾虑了，敢于抗上者需要大智大勇。
上海日报公会在12月11日毅然针对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宣言，这在残酷的镇压下是需要大勇气的。宣言抗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出版法施行细则》为由，对《申报》《新闻报》《时报》《民国日报》等报实行“禁邮”，并宣布拒检。宣言指出，多年来报界“备受横逆”，国民政府统治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立言纪事，动辄牵制，黑白混淆，是非泯灭”，而“言论出版自由，乃民权之大纲，垂诸遗教，明见约法，固非命令所得变更，亦非暴力所得蹂躏”，当局所为已属非法。为捍卫报纸之尊严，上海日报公会决定即日起依《约法》所赋权利，“绝对不受任何检查和干涉”；同时又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责其禁邮各报乃“违背《约法》，闭遏言论，侵害营业”。上海日报公会的举动，可谓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