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导读 | 重现“历史问题”：记忆、身份认同和日韩贸易争端

2019年8月2日，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告: “我们再也不会输给日本了。”他发表此言论恰逢2019年日韩贸易争端之际。然而，文在寅使用“再”这个词以及他后续的声明——“我们今天能够走到这一步，是克服了无数艰难困苦的结果”——暗示了远比单纯的贸易争端更深层次的怨恨，即1910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半岛所遭受的苦难。可以看到这段历史记忆在日韩争端中始终挥之不去，即便这些争端表面上与之无关。

本文以这次贸易争端为案例，探讨了日韩关系中所谓的“历史问题”是如何不断重现的。本文认为，韩国将日本描述成一个不知悔改的殖民侵略者国家，与日本将韩国描绘成沉迷于过去的情绪化与非理性的国家的话语性外交政策实践（discursive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在（再）产生两国国家身份认同的同时，这种身份构建也界定了其外交政策是合法的或可想象的边界。因此，身份认同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mutually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不断重现日韩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要运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t theory）和话语分析方法（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关于后结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国家身份认同是通过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来构建和再构建的。因此，国家身份认同没有本体论地位，需要依靠话语实践来不断地保持和维护。此外，后结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认同与外交政策不构成因果关系，而是相互构成关系，即身份认同既塑造具体的外交政策，也被外交政策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去生产和维护。此外，与传统的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中，将国家身份视为其单一、稳定的属性的观点不同的是，后结构主义方法提供了对身份构造和重新形成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强调“记忆”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记忆往往是民族认同产生和再生产时使用的话语语言。此外，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日本和韩国关于贸易争端的官方文本和媒体文本，来研究文本中相互对立的自我与他者，从而识别日本和韩国眼中的自己和对方。本文还主要 将这些文本分类为了两个模式：记忆和遗忘的话语。

2019年夏天，日本对韩国实施了一系列关键化学品的出口管制措施，尽管日本否认这是对韩国法院关于殖民强迫劳动裁决的报复，但韩国政府和媒体坚持认为二者相关。文在寅总统在多个场合公开谴责日本的措施为“明显的贸易报复”，强调历史问题与经济问题的联系，激起国内的反日情绪。韩国进步派和保守派媒体均使用“报复”一词描述日本的行为，进步派更是进一步批评日本的举措为“懦弱的贸易报复”。这一叙述将贸易争端纳入更广泛的历史问题框架，使得将日本描绘为殖民侵略者的表述更加合法化。

文在寅政府利用这些历史叙述，将日本的贸易措施描述为侵略性的“攻击”，并在多次讲话中提及历史上的“深深的伤口”和“不幸的历史”， 强化日本作为不记得过去、仍犯同样错误的殖民侵略者的形象。 这种话语不仅在政府层面得到再现，也通过媒体和民众的抵制行动扩散开来，激发了韩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给自足的决心。文在寅总统多次强调此次争端是提升韩国自给自足能力的机会，呼吁全民团结抵制日本，形成了大规模的抵制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日韩两国的贸易和民众感情， 这场贸易争端通过历史叙述被重新框定为一场反对“日本殖民压迫的持续斗争”。

2019年韩国法院就强迫劳动赔偿做出裁决后，日本政府迅速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外相河野太郎警告将采取“坚决措施”，但在7月开始实施对韩出口管制时，明确声明这些措施并非报复，而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政府坚持出口管制与强迫劳动问题无关，并通过强调1965年日韩条约解决所有殖民时期索赔，指责韩国违反国际法。在官方话语中，日本理性、法律的立场与韩国的情绪化、非理性形成对比。河野和安倍多次重申韩国应抛开感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 描述韩国的行为为不理性和不符国际法。

这种官方话语通过强调国际法和理性运作，构建了日本对贸易争端的叙述框架，同时强调对过去的遗忘是合理和必要的。日本政府多次表示希望与韩国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拒绝讨论殖民和战争历史。对于韩国政府在贸易争端背景下提及历史问题的做法，日本政府予以批评，认为这是在改写历史。保守媒体如《读卖新闻》重复官方话语，将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与韩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分开来讨论，并将韩国描绘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国家，批评文在寅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的语境里， 日本的遗忘话语被描述为理性和符合国际法，而韩国则被描绘为情绪化和痴迷于过去。

总的来说，在本文研究到的文本中，韩国被认为是通过对过去的描述将日本定位为对韩国的持续威胁，从而（再）构建了国家认同。也就是说，韩国今天仍然被定位为日本殖民侵略的无辜受害者，而日本对其历史一无所知并且不知悔改。通过这种方式，韩国被认为有理由不断要求日本解决其过去的问题，因为那个过去的问题事实上从未结束。因此，与日本的互动——包括贸易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可能与殖民历史无关——始终被卷入这个过程中，在定义受害者韩国自我的同时，否定殖民者日本他者。这种情况体现了外交政策与身份认同的相互构成关系。一方面，韩国身份认同决定了对日外交政策，并界定了韩国与日本互动时可能的、可想象的、合法的、甚至“自然”的范围。同时，外交政策话语实践也有助于这种国家认同的表演性的再构建，因为 它们展现了一个与“日本他者 "相对立的“韩国自我"。 通过这种方式，韩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实践在不断地塑造对方。

日本的案例存在类似的现象。相比于韩国，日本的官方文本寻求忘记过去，否认日本的战争和殖民与当代政治的相关性。在寻求以这种方式从历史中“走出来”的过程里，日本被定位为理性而逻辑的，通常是利用国际法的论述来框定的。这种日本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与韩国的对比而构建的，即后者因为一贯寻求解决历史问题而表现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日本不断寻求忘记过去并向前看是合理的，因为这是理性和逻辑的做法。同样地，这种 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塑造了日本的外交决策，因为它定义了日本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的合法和可想象的立场的范围；但是这些外交政策实践也表演性地（再）构建了这种日本的国家身份认同。

本文增加了传统建构主义分析的深度，并揭示了理性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国家间关系的原因。传统建构主义分析虽然会经常注意到 “身份冲突 ”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但往往对这种身份是如何建构却保持沉默，暗示它们是相关历史的自然结果。这样的研究方法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些身份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正如本文试图说明的那样，后结构主义方法通过研究韩国和日本身份认同的话语（再）构建，能够指出相关话语及其生产性权力，从而回答这些问题。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建构主义分析认为 这些身份认同导致了对抗性外交政策，从而暗示了身份认同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 后结构主义方法补充了这一理解，指出日本/韩国外交政策与国家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的相互构成的构建。它认为身份认同影响外交政策充其量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忽略了外交政策实践本身是如何表演性地再构建这些身份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