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文
7月中旬，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牵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援助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项目高峰会议”。
7月11日在致开幕词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代理执行主任坎姆（Natalia Kanem）坦言，这一项目存在严重的资金危机。全球约2.14亿妇女无法获得其想要获得的现代避孕措施，而这些妇女中绝大多数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人口基金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妇女生殖健康知识和母婴保健知识，缺乏足够且可负担的避孕工具，让当地生育率居高不下，既导致原本就贫困的当地人经济更加窘迫，也让妇女地位更加低下、权益更得不到保障。
一些与会者则认为，缺乏卫生常识和避孕手段导致非洲许多妇女计划外怀孕，更有不少少女乃至女童怀孕，而当地安全、可负担的堕胎途径缺乏，一些国家甚至囿于某些传统或教义，至今将堕胎视作违法或犯罪行为加以惩处（有些非洲国家法律上不禁止，但社会习俗对堕胎普遍不能接受），这导致了更严重的母婴健康问题。坎姆在会上就表示，如果外界对此漠然视之，“将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意外怀孕、不安全堕胎，以及150万人以上的母婴死亡”。
更有非政府组织称，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稠密的地方，往往也是武装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如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人口最稠密的“裂谷地带”等），这是因为不节制的生育和剧增的人口导致土地和生存资源不堪重负，人们为抢夺生存权而不惜自相残杀。在他们看来，“提供计生援助、控制人口过快繁殖，是有利于和平的大好事”。
然而这样的“大好事”日前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刨了个大坑。
在“美国优先”原则驱使下，美国政府今年大幅减少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援助，对与生殖健康有关的领域则更是大砍大削，一些非政府组织认为，此举将令每年投入全球计生及妇女生殖健康方面的资金减少约6亿美元。
很大程度上此次伦敦计生峰会召开的目的，就是寻求填补美国退出所形成的资金空白：会前所公布的计划，是希望在4年时间里，从37个国家政府、16个私营公司、11个组织中募款25亿美元左右。
从峰会所传出的消息看可谓喜忧参半：并非所有与会者都这么积极。
国家中表现最积极的当属加拿大：早在今年3月，加拿大杜鲁多（Justin Trudeau）政府就曾表示，计划3年内为援助发展中国家计生及生殖健康项目提供6.5亿加元。7月11日，加拿大联邦国际发展部长比博（Marie-Claude Bibeau）在伦敦峰会上宣布，加拿大将斥资2.41亿加元援助19个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项目，其中65%以上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南苏丹、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非洲以外的援助项目则涉及约旦难民营、阿富汗、叙利亚和伊拉克交战地区等，内容则包括避孕、妇女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其它保健服务。这些援助资金95%直接或间接用于惠及妇女和两性平等，甚至明确表示会支持避孕、堕胎项目，及推动受援国实现堕胎非罪化。一些支持这项政策者称，此举将令加拿大“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领袖”，以及“明确将政策标榜为女权主义的首个援助国”。
但绝大多数国家表现谨慎，且问题并非仅仅在钱上。
有加拿大分析家指出，加拿大政府对此如此起劲，一个很大原因是希望和前任联邦保守党哈珀（Stephen Harper）政府拉开距离。哈珀政府一直不愿为涉及堕胎的对外医疗援助计划拨款，尽管联邦保守党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孕产妇健康计划累计援助了数十亿美元，但其中用于计生有关项目的不足2%。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论北美或其它地区，“选择性堕胎”是否应动用政府力量去支持，都是有争议的。客观讲，特朗普拒绝让美国政府继续援助计生项目并非仅出于“美国第一”，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得罪选民中的保守派，也是重要的考量。
不仅如此，如前所述，在非洲许多国家，堕胎甚至避孕都受到传统、社会乃至法律的严格限制，这让许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索性规避在这方面的介入。
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号称“对非慈善援助主力军之一”的非政府机构中，不少带有教派色彩，而这些教派中也有一些对避孕和选择性堕胎存在自己的看法，这个坑就更不能仅仅归咎于特朗普了。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应该帮忙给特朗普“填坑”么？
诚如UNFPA和很多与会单位、与会者所言，生殖健康、母婴保健等问题，的确是非洲卫生保健的重要缺口之一，在这方面参与国际间的相关项目和努力，是一个曾同样遭受此类问题困扰的中国作为重要国际成员应尽的义务。这并非“给特朗普填坑”，而是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填坑”。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生育率过高、避孕手段缺乏、非法堕胎盛行……这些问题并非偶然或孤立存在，提供避孕工具、资助安全堕胎机构、普及生育常识，甚至推动当地相关法规修改，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上述问题的症结是两个，一是普遍贫困落后，二是卫生、基础设施总体水平欠佳——换言之，这两个“坑”远比特朗普所挖的那个大得多。
尽管自2001年起非洲就步入发展快车道，但“底子”实在太薄，至今全球排名前10位的最不发达国家中，有9个在非洲（另一个是亚洲的尼泊尔），贫困不仅让非洲人普遍负担不起避孕工具和卫生生活方式的成本代价，也让非洲广大地区（尤其广大乡村地区）文化生活贫乏——而这往往是高生育率最好的温床。
非洲更是一个医疗资源贫乏的大陆，承受着全球1/4的疾病负担，却只拥有全球卫生工作者比重的3%，有统计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需要新增至少82万名医疗工作者才能满足最基本卫生需要，而这需要至少600所基础卫生人才培训机构和20年以上时间。即便目前这样的糟糕状况，非洲一年投入医疗卫生领域的总资金，也要达到160-200亿美元。这样的匮乏还导致非洲拥有世界最高的母婴死亡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基会资料显示，超过50%孕产妇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14个孕产妇死亡率超过十万分之一千的国家中除了阿富汗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拉维、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卢旺达）。
很显然，帮助非洲人脱贫致富，帮助他们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体系和网络，从医疗工作者资源及其培训机构上“固本培元”，是解决“非洲生育卫生健康大坑”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而在这些领域，中国显然更有能力和心得。
中国应将更多注意力、更多资源放在帮非洲“填两个大坑”，而非填特朗普这个“小坑”上，这样做，对中国、对非洲各国，对参与非洲医疗卫生援助项目的方方面面，都更为有利。
本期编辑 彭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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