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你活该有今天！

作 者：王志纲

编 辑：余心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深圳，就该有今天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用这句话来描述深圳过去的40年，在今天显得格外贴切。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奇迹似乎是从一片温柔乡中长出来的，以为一句“改革开放”必然便会诞生今日之深圳，却忘了生死压力、披荆斩棘，一路浸泡着血和泪，才是过去40年深圳的底色。

1）彼时中国，正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

改革开放前夕，当时还叫宝安县的深圳附近，曾出现过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

这个消息一传开后，不光是珠三角，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

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老板，堪称枭雄。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时，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

在那时，每当夜幕降临，一群人伺机而动。边境的探照灯一次次在泥潭表面掠过，大家小心行事趁着夜色悄悄地下水。1977年底，邓小平在广东调研期间，当地官员曾向他汇报惨状： 有70万年轻人试图偷渡到香港，约有一半人都在海中意外溺亡了。

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再多的公安武警都根本挡不住。

要知道，当时的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是强了不少的，依然挡不住逃港人的决心。所以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的危机倒逼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 “发展就是硬道理。”

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

图源：央视新闻

2）深圳的今天，是很多干部“提着脑袋”干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往前闯，大家都不知道。

当时的小平已经深深感到中国过去10年耽误了不少事情，下一步要继续前进，除了要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以外，还得要有跨世纪的年轻干部。

邓小平很欣赏任仲夷，因此面对中国改革开放这面大旗，特别是考虑到广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小平就亲自点将，将年近65高龄的任仲夷从辽宁调到了广东。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

推动广东早期改革开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这套工作方法： 先斩后奏、边斩边奏、斩而不奏。

意思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不要等红头文件、等上面领导点头才做，做什么事情看准先干了再报告；

还有些事情实在拿不住的，边做边报告，先上车后补票；

还有一些事情走错了，那就不要报告了，自己斩而不奏就算了，接受教训就行了。

改革总是从攻坚开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任仲夷非常厉害，他也是个语言大师。他有几段话在广东传颂得特别广，他说“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灯要摸着走”。这就是任仲夷非常著名的“三灯论”，非常厉害。

但在当时，其实闯改革的“红灯”同样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正好发生了福建的“晋江假药案”、广东的“潮汕走私案”。中央就开始拿广东的潮汕地区下手，把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给枪毙了。

所以改革开放这一路走过来，共产党里面很多冲在前面的，像任仲夷一样的优秀分子和精英，真的是提着脑袋在干事的。如果没有这些人，改革开放早就夭折了。

3）复杂、敏感时期的惊险跨越

我是1985年去的广东新华社。从1985年、1986年开始，随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共识已经开始破灭，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车，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闭的力量此消彼长。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滥，很多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经济上由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在物价闯关期间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空前尖锐。

不到一年，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成为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机，外部有欧美制裁，内部也处在惶惶不可终日当中，“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

现在回头看，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小平的几句话：“这场风波迟早会来的。早来比晚来好”。那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大气磅礴和镇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国的很多关键节点没有这么一个伟人，真的扛不住。

再到1990、1991年，国内极左力量开始抬头，仿佛雷暴将至，乌云滚滚，接下来是黎明还是黑夜？谁都说不清楚。当时党内总结教训，认为“放”得太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反击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文革时的东西开始复辟，很多企业选择“带枪投靠”。整个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大概是1991年10月左右，中央终于开了风波后的一次全会，我看了公告后，觉得语言老套，波澜不惊，不由有些失望。没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电话。原来是新华社总社社长穆青给我打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王啊，我是穆青，我过几天要来广东，主要是对广东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采访，至于写不写和写什么再说，你得陪着我。”

现在回头来看，穆青同志真是有着极高的新闻敏感度，他和小平几乎是前后脚到的广东，穆青是1991年12月中旬来的，苏联解体是12月25号，小平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1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

图源：央视网

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国内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很多人也在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甚嚣尘上。

那个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区的重点采访后，我们落脚顺德的顺峰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讨论稿子，突然接到电话，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打来的，他说，我们从珠海到顺德的这5天时间里，小平已经到了广东，而他负责全程陪同。

他还汇报说：小平此行本来是高度保密，但前两天已经被香港媒体泄露出去了。原来是小平去深圳的锦绣中华参观时，被一个有新闻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这个游客倒头过了罗湖口岸就以10万元港币的价钱将照片卖给了香港报社，这家报纸立刻刊发了头版头条独家新闻“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广东。

原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负责整个接待流程。后来我们聊天时，他谈到了当时的很多细节。小平来的时候，其实是带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见各省大员时小平都在说： “书记大人们，你们要看就看广东，别学北方那群老爷，还要记住一点，不改革就要下台！”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越看越高兴，回到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直接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

以往小平在各地参观时基本上都不发表讲话，但是1992年那次到广东时，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激情飞扬，不停地问，不停地阐述他的思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

句句力拔千钧。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关键时刻，发生了转折。小平最后这次四两拨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发春华”“于无声处听惊雷”，终于把中国这趟“脱轨”的列车又推回到正轨上来。此后的中国围绕着经济建设，几无偏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其中以深圳尤为突出，而我有幸成为这一历史节点少数的间接和直接的观察者之一。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干出来的，能有今天实属不易。

俗人按照常识做事，

最后却收获了圣人的结果

深圳一路走到今天还有3个内在动力，我想由表及里地谈谈：

1）基因

为什么4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和文化有很大关系。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但最后都待不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

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深圳恰恰相反，现在深圳接近1700万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然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

2）生态

深圳崛起的第二条，在于生态。

整个广东，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

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

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

华强北和赛格集团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决心，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把100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合纵连横”，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不少，可谓雄心满怀，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便在最兴盛时，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没有起来，反倒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华强北。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当时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

同样地，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逐渐被市场经济淘汰。它们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地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后，变成了热带雨林的肥料。

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产生了一大批华为、腾讯、大疆等参天大树。

所以总结深圳40多年生长史，关键词之一是“生态”。上至执掌一方、锐意改革的政府官员，中至人生际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体，下到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普通打工者，他们都是深圳生态的一部分。顺水推舟，这正是深圳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3）人性

多年以来，因为职业的特性，我接触了林林总总上千位企业家——尤其是广东地区发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他们有的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有的是做裁缝、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业者，有的是靠摆地摊发家的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