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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写在《祝福》问世一百周年之际（上） | 阎晶明

收获 · 公众号 · 文学 · 2024-10-01 20:02

正文

摄于1933年5月1日

“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写在《祝福》问世一百周年之际

阎晶明

2024年，鲁迅小说《祝福》创作与发表一百周年。从年初开始，就不断地读到相关的纪念、评述、研究文章。多有启发，时生感佩。但在感佩之余，也难免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总觉得还有话可说，虽然那也不过像是过年的鞭炮一样，添加一点气氛而已，并没有多少独特的响声。读经典并且谈经典，真的有点像过年，都是在看别人如何欢乐，并且自己也想加入其中欢乐一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也因此就很踏实地去参与了。

《祝福》是鲁迅在1924年2月7日完成的小说，那一天正是大年初三，完全是在旧年的氛围之中。但没有人认为这是一篇应景之作，小说制造的气氛，表达的主题，完全与节日氛围相背反。一百年来，关于《祝福》有太多的评述，而且很多到如今仍然存在着争议。举个最简单的例证吧，关于祥林嫂因何而死，就讨论了至少八十年而莫衷一是。我要终结这结论，给出这谜底么？当然不可能，做不到。自以为做到了，别人也不会信。

那么，关于《祝福》，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现在写作，为了支持自己能写下去，总会先设计一个假想读者，假设我就是想跟他对谈，说出我的想法。而这个假想读者，在我谈《祝福》时，对方就应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想谈一谈，从创作学的角度阅读并且思考《祝福》，会对我们今天的小说写作者有哪些启示。就我个人而言，倘能在这些方面哪怕发挥一点启发性作用，也比自认为在学术上得出什么新结论要重要得多。

电影《祝福》海报（1956）

一、悬置的小说标题

可说的太多。我先从小处说起，从标题说起。《祝福》写的是一出悲剧，一个人一生的悲剧是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的，虽不是从生开始，却是到死结束，这正是其彻底的悲剧性所在。然而朋友，你想过没有，这小说可是名为《祝福》，而且就是在过年的节日气氛中写成的。小说标题与正文之间，形成了背反，或者说，在正文强大的叙述下，小说标题逐渐成为悬置。这种标题的悬置，可以看作是鲁迅小说比较多见的一种做法，甚至就是一种为小说起标题时的技巧。《狂人日记》里的“我”是怎样的狂人？一个迫害狂患者，一个在惊恐中小心翼翼活着的人，跟我们通常认为的某个领域的如“足球狂人”“音乐狂人”相去甚远。《药》所写的恰恰不是“药”，把“人血馒头”当作“药”，是一种个人愚昧，也是一种集体悲哀。《明天》写的都是暗夜的故事，等待单四嫂子的明天，是完全的绝望。“只有暗夜想要为变成明天”而“奔波”。《风波》是典型的“无事的悲剧”，虚惊一场的“风波”多少有点双重闹剧的味道。《幸福的家庭》里的幸福是一种讽刺式想象。《肥皂》里的肥皂几乎是一个虚拟的说辞，然而即使虚拟也足够讽刺。《离婚》的结局是没有离婚，离婚只是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而已。

但所有的悬置都没有《祝福》这么彻底，这么具有强烈的对比性。在全鲁镇以及无数个鲁镇联结成的世界欢度旧历新年的浓烈氛围中，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妇人”祥林嫂悲惨地死了。对于她的死亡，有两种评价。和她同一个阶层的“短工”说，她是“穷死的”。那意思是，命该如此，怨不得别人，甚至也怨不得命。已经辞退她的鲁四老爷听到她死亡的消息，却愤愤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用一个人的死亡去破坏一群人的好心情，甚至还有可能暗含着某种不好的预兆，“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在祝福的喧嚣声中悲苦地死去，这种强烈的对比，以及这种死亡带来的不同的反应，是那样让人寒彻。这种悬置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悲凉中所包含的某种讽刺味道，再一次体现了鲁迅在小说标题上的独特用心。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细节需要说明。在周作人看来，按照绍兴当地习俗，鲁迅所写的“祝福”从原初的含义讲，或是“作福”。他说：“祝福的名称因了祥林嫂的故事而流通于中国全国了，但是在年底有这祝福的风俗的地方可能很不少，至于通用这祝福的名称的恐怕就不很多了吧，《越谚》卷中风俗部下云‘作福’，注云，‘岁暮谢年祭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鲁迅的故家》第176页）他还在另外的文章里谈道：“因为这‘祝福’二字乃是方言，与普通国语里所用的意思迥不相同”，“在乡下口语里这的确读如‘作福’，音如桌子之‘桌’，文人或写作‘祝福’，虽然比较文从字顺，但‘祝’读如‘竹’，读音上实在很不一致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89页）

如此说来，鲁迅是刻意要把“作福”的忙乱“务实”改成“祝福”的喜庆“务虚”了。因为这样达成两个目的，即可以起到两个效果。一是“祝福”更具通行性，天南地北的读者都可以迅速理解其意；二是比起“作福”，“祝福”更具对比性和背反意味。这种刻意“修改”既是一种文字妥协，又是一种主题需要的选择。这让我想起一个情节。4月中旬在上海，我参与一场文学对话。作家孙甘露说，《千里江山图》里涉及“报纸”一词时，如果按照当时（20世纪30年代）的沪语方言，应该叫“申报纸”（因为《申报》太有名了）。但这样书写，不加注释的话就难以让人理解，可是不加“申”字又不能准确还原当时人们的特别表达。最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和不作注释的前提，就妥协为用“报纸”一词。四川作家颜歌在一次访谈中也谈到同样话题，一句当地人的口头语，她写作“祸什污”，而乡友则指出应该写作“何首乌”。但考虑到词语里有“闯祸”的含义，加之方言区以外读者的认知可能，作者坚持了自己的写法。不加注释，方言区之外的读者可能看不明白，加注释又不是作者所愿，最终也一样选择了中和的做法。

当然，关于《祝福》这个标题，还可以有深究之处。不要因为“务虚”而忘了它也有“务实”的本意，这本意追究下去实在也是一种“务虚”，而且更其强烈。日本学者代田智明就说过：“祝福是鲁迅的故乡绍兴地方的习俗，即过年时举行的‘祈祷好运’的祭祀仪式。日语里的题目按照汉语原样，虽然其微妙味道的方向性并没有弄错，但有点容易招致误解。英文题目是 ‘New Year Sacrifice’（过年的牺牲）。这与例如‘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这种作者自己的说法也对应，并且很相称。因为进一步说，我认为祥林嫂就是人们迎接新年的牺牲的事实与一定要看清这个事实的作者的紧张关系，也在这里得以反映。”(《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夏卷第163页)集中以上不同引文的观点，可以认为，《祝福》潜在的语义指向是“牺牲”，是指祥林嫂的命运与“无限的幸福”的人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标题是“作福”，可能就更接近这个含义。现在呈现的“祝福”，第一当然更容易为读者直接理解，第二也不失悲喜的强烈对比和作者暗含的讽刺的意味。

关于标题已经说了不少，希望它们被认为是有必要的。

二、“穷死”在别人“无限的幸福”中

鲁迅的表达总是那样特别。他的小说用的是文学语言而非直白的表述，你也许觉得它们不够规范，却又分明能感受到那种别致和精妙，让人随时产生无尽的联想。《野草·秋夜》里的“两株枣树”说引发了无穷的、欢乐的解读。《祝福》又何尝不是呢。开头的第一句是，“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是怎么说的？可是它却分明“不及物”地把一种我们记忆中的情景写出来了。“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除夕未到的时节，天空里偶尔可见可听的炮响，不正是这样营造着重大节日即将到来么。近处的“火药香”则更将这种气氛送到人的身体里。

描写完天上的情景后，小说的第二段开始描写地上的景观。大家都“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杀鸡、宰鹅、买猪肉，不亦乐乎。

所有这些描写都制造出一种浓烈的节日氛围。小说的开头以炮仗声开始，结尾也是以炮仗声结束，而且更加具有带入感，全都是“我”在听到的同时又有所感悟了。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我们先不说这最后一节描述多了“我”的五味杂陈，单就描写而言，祥林嫂的故事就是完完全全包裹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中进行的。这无疑是一种强烈的也是刻意的对比。在鲁镇的人们享受“无限的幸福”的时刻，一个没有名字的妇人“穷死了”。她的死本是轻于鸿毛的意外，但因为不合时宜，所以变得很重，因为这死亡破坏了鲁四老爷过年的好心情，让他不得不骂死者为“谬种”。

无论如何，过年的气氛，爆竹也罢，牲醴也罢，都是祥林嫂听闻得到、触摸得着的。她渴望加入这样的祝福队伍中，而且的确也曾经有机会成为为此而忙碌的一员。然而她最终被抛弃而出，即使想为别人的祝福添加一点力的机会也被无情剥夺了。她成了无福可祝的人，一个彻底的孤独者。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妇，祥林嫂却在临死之前向“我”，也是向这个世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就是魂灵的有无，以及命运在死后的延续可能。

裹挟在祥林嫂故事中的还不只是过年这一响动很大、景观很多的节日气氛。另一种氛围也一样包裹在她的周围。这是一个祥林嫂完全无知的世界，然而它们却以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制着所有的人。人人都需要在这些规约下行事，凡不符合其铁律的，一律应被视为“谬种”。这是一种无言的、无形的存在。鲁迅应该是刻意地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到处都是理学，无处没有儒家。这种看似文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对一个平凡不过的人而言，它们又意味着什么？意味深长。

小说第一段这样描写自己借寓其间的主人鲁四老爷：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小说并没有描写鲁四老爷哪怕或胖或瘦的形象，倒是鲁四老爷在“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这就导致“我”虽是借住的客人，但也深感“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心绪因此刚来就处于不安宁的状态中。小说的第二段又描写了鲁四老爷书房的情景。这是在雪天的暗光之下，“我”借寓其中的书房情景。“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壽’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理学的味道扑面而来。陈抟不过是落榜后修道的隐士，《康熙字典》《四书衬》是可以追溯远古的工具书。尤其是另外两条，一是《近思录集注》，一部理学入门书，半句联语“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浓浓的尊崇味道。活画出鲁四老爷的“美学趣味”和读书取向。“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上半联应该是“品节详明德性坚定”，语出理学师祖朱熹。

要说“我”也是一个读书人，住进了书房而且还如此书香浓郁，岂不快哉。然而，环境却与愿违，这描写完书房情景后，鲁迅用这样一句话收束了这一段：“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前面的描写应该推导不出这最后一句的结论。因为除了吃喝准备、雪天景象，就是这书房景观了，怎么年未过就要走，而且是“决计要走”呢？接下来的第三段是这样起头的：“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是的，祥林嫂是让“我”走到了“决计”地步的原因，而且要走本身却应该在遇见祥林嫂之前就已决定。如果说第一段是以话不投机作结，那么第二段就更加确定，虽然都是文化人，但趣味完全不同甚至背反，简直称得上是严重的“文化冲突”了。

但这不是一篇写“我”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无疑是祥林嫂。应该说，书房的景致是小说为祥林嫂故事的展开铺设的第二层氛围。绞杀祥林嫂的无形之手，既是过年的“无限的幸福”，也是甚至更是无处不在的精神束缚。小说就是这样把一个完全懵懂中活着的人推向了她自己并不了然的悲剧当中。你说祥林嫂是因为丈夫死了，儿子又死了，所以万念俱灰于是赴死而去的么？其实，祥林嫂更是因为一种文化理念吓死的。这种文化有一部分直接来自与宗教有关的说法。“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祥林嫂这个疑问果然无人能准确回答，紧接是地狱的有无，以及如果魂灵和地狱皆具，死去的亲人是否会相聚。

这是直逼灵魂的问题，然而导致祥林嫂赴死更直接的导火索是，虽然她的两个丈夫都是非她原因而死的，她却要因为他们的死而负罪。这就是柳妈的言论，她会因为两个死去的丈夫在阴间夺她，连阎王都没有办法，只能把她锯成两半分送。罪名的解决之道也是柳妈教她的，这就是到地庙里捐一条门槛，让“千人踏，万人跨”，唯其如此，方可“赎了这一世的罪名”。然而，我们不能说柳妈是杀人凶手。柳妈自己也一定是出于同样的惊恐才这样诉说的。设若柳妈遇到祥林嫂这样的致命难题，她会怎么解决？一定是相同的：捐门槛。

从理学到礼教，从宗教到迷信，从同情到恐吓，祥林嫂就死于这样的律令之下，死于维护这种律令的言辞当中。祥林嫂的命看似微不足道，她的死却映照出《狂人日记》里所见的四千年历史。

三、结构：本不是悲剧“主场”的鲁镇

理解《祝福》的思想和艺术，必须要先从了解小说的结构入手。如果说结构属于形式，而形式服务内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内容，《祝福》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祥林嫂的命运是万千妇女命运的缩影，并不鲜见；祥林嫂的故事是五四早期不少作家描写叙述的对象，也一样并不鲜见。五四早期有一种小说叫“问题小说”。专揭社会问题，当然也表达个人心灵苦闷问题。不管是哪一种吧，它们的共同特点，鲁迅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方面认可他们是为人生的创作，另一方面又指出：“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祝福》因何而独特？直观地说是结构。“技术”绝不幼稚，结构更是力避平铺直叙，显示出现代性的成熟。

首先，祥林嫂的小说故事只出现在鲁镇上，别的地方，无论是卫家山还是偏僻的深山野墺里，都不是小说故事的场景。然而，祥林嫂两次出嫁、丧夫、丧子的故事都没有发生在鲁镇。导致一个女人悲惨命运的事情都发生在故事场景之外，而小说聚焦的鲁镇可以说就是这些悲惨故事的后续灾害的发酵地，是这些故事的评论场，当然，也是致祥林嫂命运最后一击的发生地。卫家山、贺家墺、鲁镇，哪个才是致祥林嫂死亡的悲剧主场？鲁迅将故事放到鲁镇究竟有何意图，以及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小说结构使得所有这些因素变得纠缠，因而也含义多重。

从祥林嫂命运轨迹看，小说的结构次序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小说分切为上下两个半篇。上半篇：祥林嫂临死前在街上行走而与“我”相遇；祥林嫂死去的消息传到“我”这里；祥林嫂初到鲁镇的概况；祥林嫂被婆家抓走；祥林嫂被强迫改嫁的故事转述。下半篇：祥林嫂再次出现在鲁镇，出现在鲁四老爷家里；自述自己最不幸的遭遇；祥林嫂因为有了更悲惨的故事而在鲁镇街头成为被“热议”的人物；柳妈与祥林嫂的对话；祥林嫂再次成为街上的热点话题；捐门槛以及捐了门槛也无效的悲惨结局；成为乞丐。

比起“平铺直叙”，这样的结构可要复杂得多，而且很难理出故事的次序。发生变故以及变故产生的回响本身就处于互相纠缠的状态。因为小说里有一个叙述视角“我”的存在，祥林嫂的故事，那些直接导致她命运改变的事件，基本上都是转述而出的，甚至是转述的转述而出。转述的过程，是一个间接的、片段的、碎片式的故事推出过程，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无序性；而且因为是转述，是听闻，所以故事无论完整还是片段，都在讲述的过程中带上了评价的色彩。《祝福》就变成了这样一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有对故事的评价；没有故事本身的次第出场，只有故事的不断回响在发生。祥林嫂的死是一条新闻，“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祥林嫂被婆家绑走是一条新闻，“看见的人报告说，……”祥林嫂改嫁后的情形，也是一条新闻，“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祥林嫂丧夫失子的命运还是一条新闻，由卫老婆子、祥林嫂合力完成。“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说”；“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们说这些故事因转述而有了评价色彩，那是小说最为着力的地方，鲁镇的人如何带着评价的口吻和祥林嫂交谈就不必说了，连祥林嫂自己都是从“评论”开始讲述事件的。“我真傻，真的，”即是这种“评论”的起头。

这几乎就是一篇评论故事的故事。当祥林嫂向街上的人们讲述阿毛之失这个最惨的故事时，那些错过的人甚至要去“补课”。“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纷纷的评论着”，这是祥林嫂被聚焦的场面，也是最终绞杀她的利器。

当小说以这样的结构法把故事打乱，然后又以各种“评论”的方式重新编织、重新铺排的时候，小说的结构就变成了全新的现代小说。再加上“我”眼睛过滤和“我”对“评论的评论”，这故事的染色就变得异常复杂，无法归结，却带给人无限的遐想。

《祝福》后来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毫无疑问，已经是鲁迅小说改编里最成功的案例了。编剧是著名剧作家夏衍。但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另一种艺术形式，电影不得不把祥林嫂的故事重新打开，按照时序“二次创作”。这样做事出无奈，但肯定丢失了小说原来所具有的多重意味。对此，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有过评述。

小说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变与不变的对比。小说第一段有对鲁四老爷的描写：“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第二段有对更多“本家和朋友”的概述：“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到了第三段，就突出了祥林嫂的“巨变”：“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小说对祥林嫂的肖像描写有三处，鲁迅突出要写的正是这种巨大的改变。第一次是祥林嫂初到鲁镇：“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是再回鲁镇：“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第三次是“我”与她在街头相遇：“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三次形象变化，其实就是命运改变的最直接写照。《祝福》里处处是对比式的描写。这种对比又多是在“不变”中寻找出“变”来，突显出“变”的尖锐和致命。小说两处写到“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地方都是在鲁四老爷的书房里，原因却各有不同，第一次是因为想到“昨天”遇见了祥林嫂而想逃离；第二次是想到“明天”可以进城去吃“鱼翅”而自下决心。小说对祥林嫂的死没有直接描写，只写了各种人对她死的评价。鲁四老爷是“谬种”之骂，短工则不敢说死，而是说“老了”，“我”却在听到他说“老了”之后，仍然使用“死了”来评价。而死因，和祥林嫂同一阶层的短工更愿意说是“穷死的”。

还有更大的对比。祥林嫂在街头诉说阿毛惨剧时的话语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鲁镇的人们前后不同的反应。从开始的陪泪到后来的被厌弃，同一故事产生相反的效果。从开始的有人“特意寻来”听，到后来的避之不及，祥林嫂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对比式“评论”中被终结的。这是一个心灵被粉碎、精神被绞杀的过程。当祥林嫂连动一下筷子的权利都不再拥有，连“做稳了奴隶”的机会都完全丧失后，她的生命已然失去了哪怕丝毫意义。小说里有一句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的话，那就是当“我”在街头与祥林嫂相遇时，特别写到她的脸上“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之前还有悲哀写在脸上，如今却连这种悲哀的神色也不再有了，彻底的绝望，彻底的绝境，这样的对比，也只有鲁迅可以观察到、写得出吧。

《祝福》就这样逐渐打开了祥林嫂的人生世界。让悲惨的人生故事变成了悲壮的命运交响，让苟活者的人生变成了魂灵之有无的拷问，让一个人的“穷死”现实与一群人对“无限的幸福”的奢望形成对比，让一个人在书房里的疑惑裹挟在无边的祝福声中一起激荡和回响。

如果说结构被划归于小说形式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祝福》就是一篇形式决定了内容的小说。

（未完待续）（来源：《中国作家》）

阎晶明《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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