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纳》
作者：英格博格·巴赫曼
董勤文（德语直
译）
本文为豆瓣读者@Elainezeit 撰写的书评，感谢授权发布
巴赫曼的《马利纳》绝非一部轻松易读的作品。它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强烈的情节驱动与逻辑严谨的叙事手法，转而采用诗意化的语言与隐喻，构建出一部非传统的文学作品。《马利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是通过“我”对过往生活的回忆与当下精神痛苦的抒发作为叙述线索，可能会让有的读者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不解，整部作品的阅读体验也因此显得迷茫且失控。然而，这正是巴赫曼的独特之处——她用一种诗意的思考方式来剖析现实中的困境与精神上的苦难。
“我”始终生活在一种被压迫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伴随着女主人公心灵深处的创伤而日益加剧，“它支配我、羞辱我，今时今日依旧左右着我”。本书试图探索导致女主人公患恐惧症的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以及这种恐惧如何随着叙事冲突的升级而不断恶化。是什么让她丧失了记忆？她又是如何陷入失语的困境？是谁在不断否定她的人格和思想？这些问题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挣扎，更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结构作用下的产物。
在书的结尾，巴赫曼写下，“这是谋杀”。女主人公在这部作品中逐步走向“主体死亡”，但她并非在故事的终点才遭遇死亡，实际上，在迈向死亡的过程中，她已然被杀死了三次。
1954年，巴赫曼登上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封面，一举成为文学明星。她被描绘成是一位雌雄同体、近乎孩子气的女性。
历史创伤的第一次谋杀
《马利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二战后的奥地利，女主人公深受创伤的影响，内心深处潜藏着无法抹去的痛苦记忆。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模糊而阴暗，既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也象征着父权制的权威。
“那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杀死我的凶手”，在女主人公的梦境中，父亲化身成了多种角色——屠夫、刽子手、党卫军军官等，这些形象暗示着历史的残酷性及其对个人心理的扭曲影响。在一系列的梦境里，“我”一次次遭受来自这位被称为“第三个男人”的父亲的侮辱、虐待、强暴与杀害。梦中的“我”徘徊于墓地、监狱、死亡的恐惧之中，孤立无援，面对着超越常人理解极限的极端暴力场景。每一次的梦境都是对恐怖记忆的再现，是对父权制度下女性受压迫状态的隐喻。
在梦境中，父亲的暴力行为被描绘成父权文化所认可的一种合理性，这种所谓的合理性将“我”降格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梦境还揭示了“我”为何会爱上伊万——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父亲剥夺了她的记忆。她试图表达自己的恐惧经历，但她的回忆机制出现了问题，无法确定回忆的目的和方向，因此无法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正如Audre Lorde所说：“主人的工具无法拆毁主人的房子。”长期以来，男性对叙事方式的垄断阻碍了女主人公讲述自己故事的可能性。尽管她不断地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就要说话，我说话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然而，可怕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我回忆不起来，回忆不起来”，她的回忆中总有一些干扰，每一次回忆都让她心痛。即便如此，记忆的碎片还是会不经意间浮现在意识的表层，可是女主人公却无法把握和解释这种记忆及其机制。
在小说中，没有人倾听女主人公支离破碎的回忆，也没有人理解她深藏心底的苦楚。她深陷于自己的身心创伤之中，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并最终在痛苦中走向毁灭，“我遭到了 10 万伏的电击。父亲在铁丝上加载了电流，烧焦了我身上的每一块纤维组织。在父亲的咆哮中，我燃烧殆尽，最终泯灭”。这种社会性的遗忘是父权制的第一次“谋杀”，它剥夺了女性发声的权利，让她们的历史记忆被边缘化。
爱情幻灭的第二次谋杀
“我在伊万中生存，我无法在伊万之外幸存”，伊万代表了一种表面的解放与幸福，但在本质却是对女性独立思考能力的剥夺。
在第一章《和伊万在一起是幸福的》中，她将伊万视为自己的救世主，是“我的圣地，我的耶路撒冷”，她认为因为伊万的陪伴“这个世界疯狂的、逐渐扩张的鸿沟都在不经意间闭合了”。
然而，这一节的标题本身就已经暗示了女主人公的自我说服和自我暗示，这种幸福是虚假的，在这种自我构建的甜蜜生活中，她仍旧时刻感到“极端的恐惧和仓促的惊慌”。
女主人公全心全意地投入爱情，服从伊万的各种命令，完全失去了自我和独立性。而伊万却这段感情并不认真，“伊万并不爱我，也不需要我”，他对女主人公的情感波动总是敷衍了事，“谁在你的头脑中灌输了这些愚蠢的东西，除了愚笨的担心、害怕之外，你的脑子里还装了什么。你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个充满了青豆、豌豆的脑子，呆呆的豌豆公主”。
尽管在伊万面前她没有直接表达过往创伤的回忆，但她始终渴望写一本关于“死人之家”的书。这本书始终只是一个标题，但伊万却知道她想要写什么样的书，并对此类充满阴暗和困扰的作品嗤之以鼻。他说：“这实在令人作呕，这类书都令人厌恶”，他否定了女主人公的感受和思想。然而，此时的女主人公为了寻找心灵的依靠，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屈服于伊万的要求之中，心甘情愿地为他写一本让人高兴的
《欢乐颂》
，里面不再有凶手，不再有苦难。
巴赫曼在写作
即使在丧失了表述主体的最后时刻，在墙壁的裂缝中成为无语的“它”，她仍然怀揣着对伊万的希望，“某种再也不能呼喊的东西还是大喊了起来：'伊万！'”可伊万终究只是一场幻梦，梦境终会醒来，现实的残酷终将击碎这种幻想中的幸福。
伊万一直忽视女主人公的内心痛苦，对她的真实情感进行抹杀。在伊万面前，女主人公失去了自我，成为了满足男性期望的对象。伊万唯一一次与马利纳交流是在女主人公消失后的电话对话中，他的询问被马利纳生硬地拒绝了：“这儿没有女人，这里从来就没住过叫这个名字的人”。
事情就此结束，伊万毫无异议地默认了马利纳的说法，默许了对女主人公的放弃。伊万显然不能帮助女主人公摆脱记忆的折磨，这种所谓的幸福如同空中楼阁，瞬间崩溃。
伊万并不是她的救世主，和马利纳一样，他是剥夺她独立思考能力、切断历史连续性的帮凶。他并没有给予她真正的支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她的孤独和无助。当她孤身一人时，无休止的恐惧摧残着她的神经，心灵深处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构想逐渐转向破坏性的场景，这也预示了女主人公最终走向真正的死亡。
在小说中，巴赫曼敏锐地发现，爱情并非拯救的力量，而是父权制下的另一重枷锁。女主人公对伊万的爱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但这种爱情最终证明是虚幻的。
现实压迫的第三次谋杀
“我一定很早就知道，他，对我而言，将注定成为一场灾难”，这是女主人公对她和马利纳关系的断言，也是对自己最终结局的谶言。
马利纳和她不同，“马利纳从不像我这样抽搐地生活，他从不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从不让自己陷入困境”。当女主人公（这个“对于他而言太不重要、过于熟悉的我”）因失去伊万而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她感到自己几乎要被疯狂吞噬。在这种情况下，马利纳这个一直以来与她貌合神离的同居人，却出乎意料地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他尝试帮助她重建破碎的记忆，似乎成为了她在这段艰难时期中的依靠。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马利纳的“帮助”并非出于真心，“马利纳无意了解我曾与那几个杀人犯共进晚餐的所有细节”，他不断质疑女主人公的记忆，试图让她忘记过去，进而达到控制她的目的，“你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牵挂的人或为之存在的理由”，这种心理操纵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压迫手段，它让女主人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他看似在保护着女主人公，实际上却在不断抑制女主人公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小说的第三章《最终的事情》中，女主人公试图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以此作为与马利纳进行平等对话的一种方式。但是，即使是在文字的世界里，她也无法摆脱马利纳的影响。“我把它弄丢了，美丽的书没了，我再也写不出美丽的书了。……连一个句子都没有“，她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写作，因为她的心灵已经被摧毁，曾经的美好回忆现在变成了无法承受之重，“末世之日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