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长篇小说2024冬卷
1981年8月，《收获》莫干山笔会留影，前排：巴金，吴强；后排左起：水运宪，张辛欣，孔柔，汪浙成，徐钤，李楚城，叶蔚林，李小林。
水运宪忆巴金：“怎么感动怎么写嘛！”
【续】
收获：那您最终改了没有呢？
水运宪：当然我后来还是照小林的意见都梳理了一遍。小林的意见比较准确，也不是很难改。其实我那个稿子，李小林觉得还是很成熟的，给出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意见，改起来一点儿也不费劲。改完之后，他们留我在上海休息几天，祝鸿生带我到处转了转。小林给我安排得非常好。回去没多久，这篇作品就发表了。好像是发在1981年，第几期我不记得。位置很显著，头版头条。
收获：是发表在第一期。《祸起萧墙》很快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影响很大。
水运宪：是的。不仅仅在文学界的影响，还有社会影响。当时我也感到了不少压力。因为这个作品是正面表现改革，写得很尖锐，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甚至有不少的不同意见。《作品与争鸣》杂志接连九期刊发对这篇作品对立意见的交锋，惊动了高层领导。然后领导同志批示，让《文艺报》跟水电部联合召开一个作品讨论会。主持会议的是副部级领导，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领导和专家。会上他们都发表了意见。作品他们事先已经看过了，因为是写电力体制改革的，所以他们看得很激动。那些发言都做了详尽记录。不久《文艺报》就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讨论会实录，那之后，批判的声音就逐渐没有了。同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备改编电影，编剧之一就是小林的先生祝鸿生。上影厂组织的研讨会是在衡山宾馆开的，特地请了王元化先生参加研讨会，王元化先生说了很多肯定意见。
收获：风波平息了。现在我们说回到1981年夏天的莫干山笔会，要跑出来这么长的时间，您和厂里请假方便吗？
水运宪：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工厂里调出来了，调到了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做了专业编剧，时间上自由多了。小林的邀请，也意味着我和《收获》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记得上山的总共有二十来位作家，上海作协的领导吴强老先生也来了，还有机关工作人员和杂志社编辑，总共有二三十人，阵仗挺大的。刚才我们又重游了巴老住过的这栋楼莫干山554号别墅，俗称“武陵饭店5号楼”、“夷白楼”，巴金先生1981年8月曾居住于此。，我感觉特别亲切。回忆起了当时各种情景，巴老白天休息，每天吃过晚饭，就坐在那个有顶的露台那儿和我们聊天。经常是他听我们讲，他不太讲话，很喜欢听我们讲。
收获：还能记起聊些什么话题？聊了创作方面的事情吗？
水运宪：没有特地聊起创作。巴老主要是听我们说。我们说得也不系统，但是那个时代大家很单纯也很认真，主要是谈各自读的一些文学作品，还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叽叽喳喳，巴老倒是很耐心地听着，大部分时候一声不响，有时插句话。我觉得他整个的气息是心如止水，静若安澜。他那种超然物外、淡定从容的人生境界，的确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
收获：日常起居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细节吗？
水运宪：我还记得经常陪巴老散步。散步的范围不大，就在周边稍微转一转，他腿脚不灵便，拄着手杖。我们在边上扶着他走一走，很开心。当时有些游客认出巴老了，都跑来要跟他合影，我们赶紧在边上维持，也挺辛苦的。有一次小林笑着对我说：小水，我们要收钱呢。小林爱开玩笑，很活跃的。
收获：那段时间，晚饭后可以见到巴老，聊天，散步，那么白天做什么呢？
水运宪：白天我们也是在聊天啊，有的改点东西，各干各的。我当时没在创作作品，我出来就是为了感受一下，跟大家学习学习。都是我的老大哥啊，我那时年龄是第二小的，最小的应该是张辛欣。在那儿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唉呀，这个人生，有很多节点是忘不掉的，对我来讲，从我的写作生涯来讲，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节点。因为就在那样一个时候，你和一批中青年作家陪一位文学泰斗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和肯定，相互之间也是一种激励。尤其我的心情跟他们还不一样，你比如说汪浙成，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古，然后呢又跟温小钰一起合作写了很多好作品，他自己单独也写了很多。再比如叶蔚林，在部队上就是搞文化，很早就开始了文艺写作之路，有大把的锻炼机会。我呢，非常普普通通一个学徒工，学炉工、学电工出身，业余写作。坚持十多年走出来，能获得不算太小的成功，这已经是个惊喜了。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突然就跟我们文学巨匠在一起，受到那么大的熏陶和感染，心情就格外不一样。当然我也感受到了很多难以言表的东西——比如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巴老有没有展开谈创作？他并没有给我们这些人以文学上具体的指点，但不给指点，本身就是一种指点和示范——体现出了巴老在创作和思考中那一种顺其自然、极其放松的精神状态。
既然都讲到这里了，我倒想再讲一件事。笔会结束，从莫干山下到杭州，休息两天以后，我们几个就坐火车回上海。陪着巴老在软卧包厢聊天的时候，我闲来无事就聊到我一个亲哥哥的故事。我这个哥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那是一片茫茫无际的芦苇荡，人走进去要是不认识路是走不出来的。以前还曾经发现过迷路者的尸体。我哥哥就长期住在那片芦苇中心搭建的一个棚子里，整整守了七年不能回家。孩子们都长大了，还没怎么和父亲相处过。有一次，我嫂子让老大和老三去芦苇荡给他送一些吃的，托人带了信告诉了我哥哥抵达的日期，让他出芦苇荡接一下。结果我哥哥呢，他是个旧知识分子，受过打击，感情上非常脆弱，担心自己会在弱小的儿子面前哭泣。于是他砍了一些芦苇管子，从下了汽车往芦苇荡去的那个路口开始，依次把芦苇管铺摆在地上，充当指路标之类的东西，自己没有露面。孩子们下车后，果然顺着那些指路标就走到他那个守芦苇的棚子里头。棚里没人，但是灶上熬好了粥，还有烧好的热水。两个孩子从小懂事，知道是父亲不忍心看见他们，盛了粥吃了，拿热水泡了脚，很快就睡了。等他们睡着后，我哥哥这才过来给他们盖被子。孩子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边上有一捆芦稷，那东西很甜，可以当作甘蔗吃，是让他们带回去的。孩子们却依然没见到自己的父亲。我哥哥依然在回去的路上给他们铺放了路标。孩子们平安地走出了芦苇荡，却始终不知道，父亲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含着辛酸的热泪一直在暗暗地守护着他们。
这个故事我讲给巴老、小林和张辛欣，他们听了以后，唉呀唉呀直叹息，他们都很感动啊。巴老也是很感动的吧，虽然他看上去依旧是平稳的。张辛欣就问了一句，巴老啊，你看水运宪讲的这个故事，要是把它写成小说，您看该怎么结构啊？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没想到巴老的回答也只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巴老说：你听得感动不感动嘛？感动就是最好的结构嘛，怎么感动就怎么写嘛。这句话巴老说得很平和，顿时便让我体会到了文学的本质。文学是什么？说到底，那就是一种感动。文学的实质原本就应该是个寻找感动、遭遇感动、表达感动的过程。有人说文学是从无到有，似乎没大错，但绝不是无中生有。当你没有体验到发自内心的感动，真的不要动笔。
后来，我又读到了巴金先生与日本作家水上勉的一个对话，水上勉请教巴老：您觉得写作的最高技巧是什么？巴老也只回答了一句——写作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他回答得非常简单。其实胜过千言万语，真的非常不简单。
至少巴老这句话对我以往的写作而言，从根本上是一种颠覆，意义重大，值得我记住一辈子。我原先是学写戏剧的，喜欢把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结果构思得格外强烈，从那以后，我慢慢地注意自己的写作。让我感悟到，生活真实的冲击力才是最大的，而绝不是所谓结构和表现的手法。我上一部长篇小说《戴花》在写作中心态很平和，手法上也尽量不去刻意渲染，但是看到最后“点火”的那一下，好多人都忍不住哭了。当然我也很难磨掉我写戏剧冲突的那种习惯，总觉得一部作品还是要扣人心弦。其实扣人心弦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候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反而能达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你看巴老晚年时期写的《随想录》，比如巴老写《再忆萧珊》，一开头便平淡如水——“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这样的开头，你说有技巧还是没技巧？但感人至深。巴老的语言都是平铺直叙，显然这跟他早期的文字已经是不一样了。在他早期《家》《春》《秋》那些作品里头，主人公跟封建意识的不协调，那种反抗的冲突感还是很强烈的。到了晚年，巴老已经通透了。炉火纯青。
（以下略）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4冬卷）
作者简介：
水运宪
男。专业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个人代表作品《祸起萧墙》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大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创全国收视纪录，荣获金鹰电视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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