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政治对希腊科学结构特征的影响研究

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式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讨论科学史之所以“言必称希腊”，是因为希腊文明孕育了科学精神，诚如吴国盛所言：“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正因为蕴含着这种科学精神，科学被认为起源于古希腊。那么，希腊的这种科学精神是怎么塑造出来的？

从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希腊化时期的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汗牛充栋的科学史研究充分展示了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然而，本文关注的不是这种科学思想的内在演化历程，而是试图以科学史为依据、但是在更为宽广的科学与社会的视域下，用政治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考察：为什么希腊科学会有现代科学的基因？

宏观结构分析方法曾经主导过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微观机制对于宏观结构有一定的从属性，因为一个特定的宏观结构一般都会引发多种机制，并使某些机制成为主导，另外一些机制失去重要性。从宏观结构视角出发的学者并非不讲机制，而是认为机制是从属于宏观结构的。因此，要想了解什么机制在特定情景下起主要作用，首先要看主导的宏观结构是什么。但在默顿等提出的中层理论思想的指引下，宏观结构分析方法逐渐让位于中观和微观的机制分析方法。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越来越擅长运用具有实证性的机制和变量来解释现象，而不是去分析那些机制和变量在具体情景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机制分析固然有其优势，但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问在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

鉴于此，本文不是科学史的研究，而是运用科技政治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方法，对历史上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分析。科技政治学系统地研究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政治现象，探讨科学技术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揭示科技活动中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换言之，科技政治学既研究科技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关注科学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科技政治学长期栖身在科学史、科学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传播等学科中，尚未形成自己不可通约的学科范式，因此必然与广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诸学科有交叉。科技政治学与科学史中的外史或科学社会史研究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从社会与境中探讨科学自身特征及其发展脉络，探讨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政治对科学自身及其演化的影响。但二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异。科学社会史是以历史学为学科本位的，科技政治学则是以政治学为学科本位的。政治学可以用来分析历史问题，但政治学视域下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史研究。关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是一门以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其“做学问”的主要旨趣是发现新的史料；而政治学（政治科学而非政治哲学）则是一门以结构/机制叙事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其“做研究”的主要旨趣是发现新的因果机制。本文是用科技政治学分析科学史问题的一次尝试，主要目的不是发掘与希腊科学相关的新史料，而是以希腊科学史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力求获得城邦政治影响科学发展结构特征的因果机制。换句话说，外史或科学社会史也能梳理政治、社会等因素对希腊科学的影响，但本文的主旨是要解释：为什么希腊科学会呈现出理性和自由的宏观结构特征？公民参与和政治自由是如何影响科学的理性和自由的？解释这两个问题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扎实的史料功夫，而在于视角的新颖。

对希腊科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有深刻洞见的学者首推韦尔南。在其名著《希腊思想的起源》中，韦尔南指出：城邦的出现和自然哲学的诞生，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以至于理性思想的起源不可能不涉及希腊城邦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首先，城邦制度意味着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以往那些由国王意志决定的政治事务，现在应托付给论辩与演说的艺术。因而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的规则和效用。其次，城邦制度意味着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城邦国家以公共领域为前提，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知识、价值与思想技巧都被带至广场上接受评议。当城邦的这一特征被迁移至对自然的探究中时，科学就脱离了教派的封闭圈子，承认真理有权被所有人得到，允许把真理像政治辩论一样交给所有人去评判，并希望它最终能被所有人接受和认可。最后，城邦制度意味着公民的平等化。统治与服从的等级关系被平等的政治关系取代了，城邦因此而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心的圆形“宇宙”：所有公民都是同类，他们应该轮流服从和指挥，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占据和让出城邦空间的每个对称点。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米利都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希腊城邦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希腊科学史权威劳埃德认为，米利都学派贡献的本质在于把一种新的批评精神引入了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但这是在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政治法律背景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的对应物或产物。米利都哲学家对之前思想的自由质疑以及彼此之间的自由批评，类似于新兴城邦中公民关于最佳政体形式的辩论。政治学家芬纳认为，希腊科学的理性传统在城邦的政体模式上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希腊的政治制度体现了政治、自由辩论和法的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理性原则”。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认为，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套汇聚知识、协同共识与形成规则的有力机制，能够组织大规模共同体中分散人群的各种知识，从而获得妥善解决诸种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希腊思想史专家莱昂·罗斑认为，希腊科学“有一种一般的特性，受着社会条件的影响，并随着社会条件而变化。不论是民主政体的或贵族政体的，希腊城邦的政治永远是推理辩论的题材”。

不难看出，韦尔南主要关注的是科学的“起源”问题，对于米利都哲学的诞生和城邦兴起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分析，但对之后的历史则论述较少。劳埃德等学者只是边缘性地触及了希腊科学与城邦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希腊科学，系统阐述城邦政治对希腊科学的影响。

本文的主旨是回答：为什么希腊科学会具有现代科学的基因？这是对希腊文明长时段的整体特征所提出的问题，因此首先要对希腊科学的宏观结构特征进行界定，然后才能对其产生机制进行阐释。

吴国盛指出，古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这种理性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自米利都学派以降，希腊科学的基本特点是“通过把人类理性应用于自然界本身就能发现最终的真理，此外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它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是相似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不再有来自神的道德命令，也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道德指示。……随这些衰败而开始的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推理来说明事物。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柱廊学派和雅典学园的哲学家把口述的智慧和德行转变成一个持久和意义深远的体系。古希腊人从暧昧的神话走向明亮的科学之光，竭力用某种真理代替已被削弱的权威的指示，古希腊知识界的精力也开始被之吸引，这是人类世俗历史中最伟大的运动。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所拥有的最高能力乃是理性。虽然柏拉图又引入了神——巨匠造物主，认为是巨匠造物主根据一种理式构建了宇宙。但与传统希腊宗教的神不同，柏拉图的神从不干扰自然进程。恰恰相反，正是神的稳定性保证了自然的规律性；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必定以匀速圆周运动的某种组合而运动，这种运动恰恰因为最完美和最理性，所以是神唯一可以设想的运动。因此，柏拉图重新引入神的功能是支持和解释宇宙的秩序与合理性。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提出，由思想通过推理来认识的东西是永恒自身确定的；而通过非推理的感觉所形成的意见对象则是常变不定的。世界的模型就是通过推理和智慧来认识的，且它是有目的的自我运作。柏拉图所推崇的“由思想通过推理来认识”，正是理性。第二，希腊科学主要采用理论-形式理性的思维方式。理论-形式理性倾向于进行深入、抽象的推理和思考，旨在建立因果规律——由此可以揭示出某些被孤立起来进行分析的关系中存在的特定模式。希腊科学尤其偏好演绎推理。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工具论》中提出了他的知识学说，指出episteme（希腊语知识）是指“不但意识到对象存在的解释就是它的解释，而且还意识到该对象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的知识。这种知识由证明产生，而证明本身则是某种形式的三段论。由此，《工具论》为理解公理演绎体系的结构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几何原本》则是用公理演绎体系呈现理论-形式理性的杰作。通过一系列定义和概念，5个公设，5个公理，欧几里得一条一条地证明了467个命题，构建起初等几何学的大厦。

同时，与科学革命之后培根科学以控制实验为主要方法并试图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不同，理论-形式理性一般只对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感到兴趣，纷杂的现实世界是不值得注意的，因为前者是“本体”，后者不过是“现象”。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般性的东西在理性上较为易知，个别的事物为感觉所较易知，因为理论阐述是和一般性发生关系的，而感觉是和个别的事物发生关系的。因此“理论的”科学，也就是目标在于为知识而知识的，对真理的纯“思辨”的研究是最高贵的。理论-形式理性主要是用“静观”的方法来解释世界。阿基米德是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巨匠，在工程技术上也建树颇多。他曾发明了一种螺旋提水器，直到20世纪埃及还有人用这种器械打水。但在希腊文化中，制造仪器这种实验与技术并不受到社会的尊重。阿基米德常为自己制造仪器而感到羞耻。

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因此，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希腊科学具有自由的结构特征，在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希腊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是希腊科学研究背后最一般的动力。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希腊人较少关注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目的所可能带来的好处。与其说科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如说科学就是目的本身。致力于学习或“沉思”是至高的幸福生活。

第二，希腊科学的体制化程度很低。希腊科学研究只从国家统治者那里得到了零星的不确定的支持。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斯多亚派的柱廊和伊壁鸠鲁的花园都是私立的，很少或不受政府的资助，可以自由地决定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即使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缪斯宫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例外，它所提供的支持程度也非常有限。在经历最初三位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总共100年左右的统治之后，缪斯宫的重要地位已经衰落。相比之下，中国的官方天文机构存在了2000年。没有持续的国家支持，希腊的学院是极度脆弱的，其中的大多数在它们最终消亡之前都已进入了衰败期。然而它们在学术自由方面具有更大的空间。此外，希腊也没有一种正统意识形态去合法化君主的权威，用来增进他们作为建议者的地位。比如，希腊人的历法研究从未起到合法化政治的作用。因此，希腊世界从未采用过一部统一的历法，几乎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有它自己的阴阳历。

第三，希腊科学的竞争性很强。一方面，在学院内部有多元的兴趣和激烈的竞争。学生往往不是为老师辩护，捍卫老师的观点，反而是偏离老师的立场，甚至批判老师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遵从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吕克昂的后两任继承者赛奥夫拉斯特和斯特拉托也都偏离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赛奥夫拉斯特甚至很可能在亚里士多德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干了。另一方面，希腊哲学家们在同行和学生中获得声望的方式通常不是去找一个有权力或富有的赞助者，而是面对面的辩论。希腊人认为辩论就是对其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多希腊人不仅法庭上，还在基本的物理学和宇宙学问题上对正反立场进行辩论。

城邦是由城市和其周围面积不大的附属区域共同构成的独立统治单位。虽然希腊不同城邦之间会有政体、制度、地域、人口等各方面的差异，但如芬纳所指出的，城邦有五个基本特点，即主权独立，政治统一，宗教认同，周围有农业地区形成其延伸，没有王权（只有极少数例外）。没有王权也就意味着公民权的兴起。尽管城邦制度多样，但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城邦的基础是公民，公民都拥有某种权利，城邦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公民。如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定义：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因此希腊城邦的制度中都包含程度不等的民主因素，即使经常被视为寡头政治的斯巴达，制度中也包含着某种程度的民主成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自由不只是雅典民主才有，而是希腊城邦政治的普遍特征。本文认为，公民参与和政治自由是塑造希腊科学结构特征的两个关键因素。公民参与塑造了希腊科学的理性特征，而政治自由塑造了希腊科学的自由特征。

城邦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地方共同体，趋向地域性民主、毗邻人群的政治参与，或者至少是财产所有者阶级的政治参与。这意味着，城邦的独特之处在于公民享有国家主权，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公民概念的本质就在于能够参与城邦事务，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参与。公民可以分享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捍卫城邦、服从法律、信仰宗教，甚至还可能要担任某些职务。

希腊城邦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广泛性。雅典及很多希腊城邦都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纳入到政治共同体之中，使其成为公民，甚至包括“性格偏执和孤僻的人、生活无保障的人、文盲”在内。同时，以政治参与为形式的政治教育是内在于城邦体制之中的基本要素。在一个小型的、同质的、相对封闭的面对面社会中，人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不断地接触公共生活。聚餐会、竞技场、公民大会等共同体的基本机构也可被视为教育机构。一位年轻人通过出席公民大会获得教育，他学到的不一定是西西里岛的面积这类纯粹技术性问题，而是雅典面对的政治问题、各种选择和争论。他学会了如何评价那些使自己成为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的人。

在雅典的民主政治下，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要渠道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和直接担任各类官职。梭伦首先制定了一种特别法律对付那些漠不关心国事的公民，规定任何人当发生内争之时，如果袖手不前，不加入任何一方者，将丧失公民权利，从而创造出一种城邦至上的参与式政治文化。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定了公民在法律上和政治参与上的平等，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他把所有的居民划为10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4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合起来，以便让更多数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民主政治进入其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伯里克利说过，“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在参与讨论、辩论与投票的政治过程中，公民学会了被说服，而不是被命令。由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是通过公共讨论做出决定的艺术，故而其从本质上来说是竞争性的。为了做出政治决定，政治领袖要策动精英，更要调动民众的支持以达到各种目的。这种体制的核心过程是说服，必须形成派系、联盟和党派，收集各种选择并将其传达出去，通过公民大会完成决策制定程序等等。比如在雅典公民大会对入侵西西里进行投票之前，曾经历了一段紧张的讨论时期，人们在商店、酒馆、城镇广场乃至餐桌旁争论，最终一同到普奈克斯完成了他们深思熟虑的正式辩论与投票。城邦会定期广泛地发布信息，还通过各种被认可的方式使持不同意见的人达成共识，这样才能确保对法律的服从。说服公众主要通过演讲，因此城邦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演说术的发展。因为在这个体制之内，人们不是简单地接受上级的命令，被要求必须怎样做，而是必须要被争取过来。

政治参与中的说服促进了理论-形式理性的产生和发展。如韦尔南所指出的，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这是一种以语言为工具，可以用来制约人而不是用来改造自然的理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意义上的政治的理性。希腊人把公共生活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境界。人和公民是不可分的；思考是那些自由人的特权，他们在发挥自己的理性的同时，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因此，理性本身就是政治。最具典型意义的证据来自柏拉图。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这个世界是必然和理性的共同产物。理性是通过说服来驾驭必然的。理性是统治力量，它说服了必然而把大多数被造物引向完善。凭借说服，理性带领着必然而把宇宙模型造了出来”。“说服”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柏拉图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他认为造物者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是说服，从混沌到有序依靠神的说服而不是强制。显然，这种理性只能源于政治参与中的说服。

法庭和议会机构在古典时期形成了希腊公民体验的基本部分。在希腊法庭上，普通公民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审判官，听取起诉方和辩护方的争辩，然后负责决断有罪一方，并当场宣告判决。对科学问题的讨论也是来自于政治过程中的辩论。有时候，对科学问题的讨论甚至因为太像法庭上的辩论而受到损害。正如《论人的本性》所表明的，在公元前5世纪末，甚至连人体的组成这样令人费解的问题也要公开辩论。这样的辩论对于思想的传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论人的本性》中谈到的公开辩论的背景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说话者只说事情的一面，只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暗中破坏对手的论点，而把自己立场的弱点留给其他说话者去探究。此外，对于裁定这种辩论胜负的听众来说，重要的是说话者的修辞技巧，而不是他们对所争论科学主题的认识。

正是政治过程中这种纯粹说服的不足感，进一步刺激了科学中公理—演绎推理模式的发展。正如罗斑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理性的甚至是好推理的思想。它从其历史的开端就这样，因为它努力想了解事物的秩序，以及要把各种信仰可理解地组织起来。有了这种推理模式，就更具有说服力，不仅可以让听众当场信服，而且还能确保它正确，直至得到真理。证明确保了一种不容置疑性，它毫无疑问是说服的最终武器，但是它的表现形式与纯粹的政治性说服完全不同。劳埃德深刻地指出，为什么一些希腊人以最严格的公理—演绎证明法的名义贬低实例论证的地位，因为在标志着希腊人的智力生活的竞争性的论战中，他们为了胜利所需要的不是一种启发性而是一种确定性。如果确定性得到了保证，那么就确实赢得了胜利。欧几里得的推理模式与亚里士多德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不容置疑性当作哲学的最终目标；其次，一旦《几何原本》展示了这一后来被叫做“几何学方法的证明法”，马上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其他很不相关的领域内被引作一种理想方法，遍及了从神学（如普罗克洛斯的《神学原理》）到医学（盖伦甚至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中也试图移植几何学风格的证明法）的各个领域。在托勒密看来，由几何保证的不容置疑性为他提供了一个基础，来宣称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数理天文学具有最优越的地位。

概言之，公民参与的政治过程的核心是说服，其滋养的希腊科学也长于辩论。考虑到单纯的政治性辩论说服还不够有力，希腊科学用证明、推理的方法来获得不容置疑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理论-形式理性的产生和发展。

希腊人“个人自由”的观念是“城邦”概念的核心含义。一个公民，正因为他是公民，而不是附庸，就和城邦的各个机构形成了一种契约式而非依附式的关系。希腊城邦的自由主要是公民参政的积极自由，但也包括承认公民个人权利的消极自由。

希腊人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物辩论与决策的权利。这种自由在于积极而持续地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做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或豁免。以赛亚·伯林指出，在希腊人当中，“是自由的”就是能够参与自己城邦的管理。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与废除时，法律才是有效的。自由并不是被迫服从别人为他制定的法律，而是服从由他制定的法律。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并非只有积极自由却无个人的消极自由。老寡头的《雅典政治》从反面证明了民主政治与自由的联系。“民众绝不希望有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在那里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奴役；他们更愿自由和统治。一个坏政体一点都不会让他们不自在，因为你所认为的坏的政治状况，放大了他们的权力，确保了他们的自由。”雅典人显然承认了民众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自由。

城邦中政治自由的核心是两个希腊语词isonomia和isegoria。isonomia即“法律面前平等”，即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主奴关系的统治以外，另有一类自由人对自由人之间的统治，这类治理的方式就是城邦政治家的治理体系。在这类体系中，好公民应该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isonomia为政体的发展和法律创造出来，它不仅意味着投票权，担任官职以及诸如此类的权利，首要的则是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传令官以这样的话开场：“谁有好的建议提供给城邦，并让其为人知晓？”忒修斯说，那就是自由。汉娜·阿伦特认为，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伴随希腊城邦的兴起而来。从希罗多德开始，自由被理解成一种政治组织的形式。这里，公民在无统治的条件下生活在一起，并无统治与被统治之分。无统治的概念是由isonomia一词来表达的。希腊人坚持，除非置身于平等人之中，否则就无自由可言。

公元前５世纪初，希腊人发明了一个新词isegoria，其意思是言论自由，但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言论免受审查，而是在所有公民的集会上就最重要的问题拥有发言权。古代世界总体上还是个口头交流的世界，而非书写的世界。言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在公共场合、在集体决策之前的讨论中发言”的自由。isegoria特别强调公开谈论对公共事务的个人看法，这意味着当时只有公民享有的自由。在罗马，即使在共和时期，一般认为只有那些权威人士才有权利自由演讲。罗马元老院是一个公开辩论的平台，但它与雅典的公民大会大相径庭。

城邦的政治自由塑造了希腊科学自由的结构特征。

首先，有公民的政治自由isonomia，才有对科学非功利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从亚里士多德的话里可以明显看出，自由科学来源于自由人的理念和实践。人是自由的，意味着“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即isonomia这个词中所蕴含的“无支配”“不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法律面前平等”等核心意涵。而自由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而不是其他任何功利目的而存在。因为任何知识若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存在，成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不是“为自己”的知识，因而就不是自由的知识了。自由科学只求真理而不为实用、不求功利的特征是由城邦政治中的isonomia塑造的。

其次，有公民的言论自由isegoria，希腊科学才会有很强的竞争性。在城邦中，没有“定于一尊”的圣王，每个公民都有公开谈论有关公共事务的个人想法的自由。因此，对知识声望的竞争，“真理的主人”的地位，也是对任何人开放的。在城邦中，希腊人表达思想的形式通常是公开演讲或辩论，还可能伴随着一系列质询和答辩会。这些活动会趁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或其他泛希腊运动会之机来举办，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一位教师想要公开演讲，人群就会聚拢过来。对于所发生的辩论，有时是由观众来判决谁在辩论中胜出，即使当所争辩的主题非常专业——如医学或宇宙学——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下取胜的要点就是靠雄辩的口才和给人深刻的视听印象。城邦的民主政治是竞争性的，共识的达成主要靠说服而不是命令，因此希腊科学也是竞争性的。

最后，城邦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是分立的，因此希腊科学的体制化程度低。虽然在希腊城邦中，宗教无处不在，但它对政治合法性并无任何特殊贡献。希腊宗教没有实证的信条或者教会机制，让其能够认可某个特定的（或合法的）统治者、制度和体制，或是为其提供合法性。在基督教胜利之前的希腊世界没有神权政体。因而，希腊的学院只从国家统治者那里得到零星的、不确定的支持。希腊几乎没有中国的赞助—委托人制度，更从来没有士大夫这种遵奉国家意识形态的学者与官员的一体化身份的存在。这种体制化程度低的特征，从希腊科学本身来看是隐而不彰的。因为所有前现代的文明中都没有意识到科学的巨大作用，古代科学都没有像现代科学技术那样是社会中一项必不可少的事业。但如果与中国进行比较，那么这种体制化程度很低的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结构特征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希腊城邦中不会出现帝制儒学那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希腊经典也只是作为文本被尊敬和研究，而不会成为正统学说依赖知识分子去维护。

迈克尔·曼说，城邦造就了一整套概念——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专制政治、君主制等等——在当今世界，我们仍在用这些概念讨论政治问题。不仅如此，城邦还造就了希腊科学的结构特征——理性与自由——在当今世界，我们仍在用希腊科学的思维方式讨论科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希腊科学的这种结构特征，是由城邦政治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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