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鑫洁丨苏格拉底的申辩：毒药还是牛虻

图：苏格拉底

（来源：必应）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他研究人和社会，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开创了理性主义哲学，是将古希腊哲学推向全盛高峰的开路人。在苏格拉底思想理论被广泛研究的同时，雅典人民对他的审判和他的死亡也作为标志性事件得到关注。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高度悲剧性的，“说它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就这个词的表面意义而言……只有当一个可敬的人遭遇灾祸或死亡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称之为悲剧”，有些鲁迅所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意味。那么这一历史事件如何被还原，又体现了何种与法律有关的张力？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想就苏格拉底之死的相关史实与柏拉图所呈现的他的申辩做一梳理，并结合专题“法治的精神基础”做一些研究与分析。

图：苏格拉底之死
（来源：必应）

1、时代背景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年）成长在雅典民主的繁盛时期，当伯利克里进行民主改革（前462年）时，雅典迎来了对内对外都非常开放的年代。一方面，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确立了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公民有权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和案件审理；另一方面，繁盛的小城邦接收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

其时，智者学派兴起。他们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研究自然哲学和修辞术，教授青年辩论演说术以及处理公务、家务的技巧。一方面，有很多父兄愿意出钱让子弟接受这些“智者”的教育，以完善他们的人性或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有很多雅典人包括政治家对其不满，认为他们传授的技艺和思想扰乱了城邦原本的秩序和精神，导致一些新的阶层参与了城邦政治的竞争，公共政治也越来越被个人或阶层利益所替代。虽然苏格拉底的理念目的和智者学派的并不一致，但因其与人聊天时著名的“精神助产术”以及众多的学生，很多雅典民众也将他视为智者的一员。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的失败标志着雅典黄金时代的结束。前404年民主政体被推翻，“三十僭主”肆虐一时，这一斯巴达保护下的傀儡政府施行恐怖统治。这一政权的头目早年同苏格拉底交往过，且苏的弟子克里提阿斯在当政时也做了很多与民主精神相违背的事情。[1]虽然前403年民主政治得到重建，但雅典民主制已然由盛转衰，人们也被笼罩在寡头政治及其追随者的阴影之下，惧怕他们带来的威胁。

另外，雅典民主制下的司法制度也有其特殊性。法庭 不设立法官，只设主持，由抽签决定三十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任职，来负责法庭审判秩序；陪审团作为主体成员，也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抽签组成，直接决定判罪量刑的结果。从审判程序来说，这类刑事审判经过两次投票，陪审团进行一轮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其依据只有票数的多少，而不考虑被告是否认罪或证据是否充分；若罪名成立，由原被告分别提出应加于被告的刑罚，并进行申辩，接着根据陪审团二轮投票的票数决定案件的最终量刑。[2]

2、最后的申辩

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来源：必应）

柏拉图所写《苏格拉底的申辩》虽然被一些观点质疑为虚构或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但仍是我们了解审判经过和苏氏思想的重要来源。在这篇申辩词中，苏格拉底对两拨控告进行了辩驳，并对自己选择的哲学生活和使命向民众做了阐明。

第一批较早的控告来自于刻意败坏苏格拉底形象、散布谣言称其钻研异术、擅长诡辩的人，一个代表是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云》中他把苏刻画为研究天上事物和修辞术、行为荒诞可笑的“智者”。苏格拉底首先澄清自己和智者不一样，他并不拥有智者的技艺和传授方法，并且认为智者的教育并不能够真正教授青年如何做一个人或一个公民。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即他的“智慧”到底是什么，这种“人的智慧”在吴飞译本中被解读为一种“无知之知”。苏格拉底从德尔斐神谕说起，神谕是他踏上哲学检省之路的动因，也被他称为神赋予他的使命。为了解开神谕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拜访各类拥有极高智慧声望的人，包括政治家、诗人、工匠，但最后经过考察都发现他们无知或智慧极其有限却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无知，进而保持对自己的检省，同时，神谕旨在告诫人类，“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财产，而我们人的智慧是很少的或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帮助神的事业”，让更多人认识到智慧的有限，帮助人们“认识你自己”，他开始对他人、对整个城邦进行检省和考察，这就是他兼具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哲学使命。但是，越来越多青年人的加入，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和怨恨，并自然而然地将矛头指向了苏格拉底，即使他并不承认这些青年人是他的弟子，也不认为自己在教育他们。这样，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爱智者”被诬蔑为一个“无所不知的超级智者”，还试图向青年灌输自己的观念。

第二批控告是法庭诉状，即腐蚀青年、不信城邦诸神而引入新神。针对败坏青年，苏格拉底通过诘问提起诉讼的莫勒图斯，揭露了他和背后力量阿努图斯等民主派人根本不关心青年教育的问题，而只是将之作为打击苏的借口，还奉承民众均为对青年施予良好影响的人；接着，苏格拉底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一道理说明了自己腐蚀周围人的不合理性；同时，如果这一罪名属实，青年的父亲克力同等人就不会想要帮助自己了。针对不信神而引入新神，苏尖锐地指出这一控告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无神论者何以介绍新神同时相信超自然的存在？

在反驳了这些控告之后，苏格拉底坦言只有正义、正当才是他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生死等众人最为在意的因素则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里，他提及为战友复仇而亡的阿基琉斯。在他看来，只有正义的、遵循真理的哲学生活才是值得过的，而这种生活方式必定意味着他要不断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考察，关注灵魂，以符合善好的标准，因此，他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神指派给雅典这匹巨大但行动迟缓的良种马的牛虻，用来叮醒、劝导公民和城邦，使之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不停止追求德性与善好。但他同时声明，他的哲学活动并不具有任何主观的政治性和教育性，他也不屑于用求情或歪曲事实的方法来博得同情、赢得投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正当才是判明一切的准则。

关于量刑问题，原告提出最重的死刑，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对城邦做出大贡献，应在政府大厅里用膳。他否定了流放的惩罚，起初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认罚一米纳，在朋友作担保的情况下增加到了三十米纳。

最后，苏格拉底对民众做了坦然面对审判结果的告别。对判他死刑的人，他们的行为虽给苏带去了死亡但并没有实质伤害，反而给自己招致了不义这种最坏的惩罚。对投他无罪的人，他亲切地解释死亡究其根本来说，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对个人极致的恶。他预想了死亡的两种可能结果，要么是长睡无梦，要么是进入另一个先贤们仍存在着的世界，在那里，他能够继续践行他的哲学与追问生活。

1、雅典民主制度与法治

论及苏格拉底之死，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这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深刻暴露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病。

第一，直接民主制意味着雅典的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权力机构都由平民组成。雅典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庭由五百名来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陪审员组成，在这种直接由平民陪审员决定判罪量刑的司法制度下，判决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易变性。对十将军的审讯就是一个例子，对在与斯巴达的海战中因为风暴侵袭而未完成掩埋阵亡将士尸体任务的雅典将军，雅典人以失职罪提出控诉。苏格拉底作为当时公民大会的一员，冒着被逮捕和处死的危险，坚持认为这一起诉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十将军领导打胜了这场战役，而狂风暴雨是意料之外的事，是不可抗的；但在大多数公民同意的情况下，九位将军被判罪并处决。[3]后来，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对将军们的审判是不合情理的，但作出的决议已酿成无法逆转的悲剧。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苏拒绝了朋友代写的申辩词，用他惯常的讨论方式来为自己辩护、阐述真相，表达他的真实想法和哲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使得本来相差并不大的两方票数在后一轮量刑环节中差距拉大，明显和公民的情绪直接相关。正如吴飞版的义疏中所写：“他说得确实有理有据，但丝毫不注意言辞的修饰；他讲得的确理直气壮，却处处都在有意触怒在场的人们，时时招来愤怒的骚动。”黄洋教授也在其文章中表明这一审判结果和苏格拉底的演说方式和选择有关。[4]

第二，在雅典这个人口较少的小城邦中，易形成集体多数的共同激情。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证明：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小型”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5]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的影响、舆论的导向、民众的定见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比如诉讼的真正发起人阿努图斯就是一个努力恢复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温和民主制的民主派，苏格拉底对公元前五世纪当权的民主派的批判让他觉得受到了威胁，但同时他又发布政令赦免了僭主时期的罪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状告苏并且选取雅典人最不能接受的不信神的罪名。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呈现的反常人生活方式、剧情的嘲讽，也使苏格拉底在与之接触不多的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对其思想理念也不甚赞同。

第三，在这种多数人的意志即正义的制度下，即便是微弱的多数，也足以形成决定力量，对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做出干涉，而且对民主本身没有任何的制约机制。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不受法律制约的无限权威，永远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 。不管以国王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民主政府的名义还是以贵族政府的名义，无限权威就意味着暴政的潜在危险，尤其当无限权威以人民、公意的形式出现时，少数人只得服从而无力反抗。因此，正如阿克顿勋爵在反思苏格拉底之死时所言：“全体人民的统治，即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阶层的统治，有着和纯粹的君主制一样邪恶的本性，因而基于近乎相同的理由，需要自我制约的保障制度，并且应当实行永久的法治，以防止舆论专横的革命。”即便是多数人的民主，也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实现法治，而不是意志的绝对统治。

图：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来源：亚马逊）

柏拉图的《克力同篇》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苏格拉底临死前与克力同的对话，也揭示了他不愿逃离而是接受死亡命运的理由。克力同准备好了钱财，安排好了计划，试图劝说苏格拉底逃狱，他一方面称无需顾忌自己作为朋友在财产和人格上会遭受损害，另一方面称选择死亡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但苏格拉底坚持认为遵守自己与城邦之间的契约才是正义的行为，否则就是行不义，不仅会违背自己的约定和城邦的法律，而且会使自己的人生失去价值与意义。从这一点看苏格拉底，他是一个并不拒绝法律与秩序的好公民，因为他将遵守城邦法律归为正义—— 这个他毕生守护的东西。

图：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2、哲学、教育与法治

很多分析苏格拉底之死的文章都将其视为哲人与城邦、哲学正义与政治法律的冲突与对立。从申辩中，我们能看到很多雅典人认为苏的哲学理念挑战、批判了城邦的政治根基，我想这是因为苏格拉底不仅强调对自身道德和智识的反省，也注重对他人的审视，以及对城邦奉行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神谕、法律与习俗、城邦的公共生活等进行考察，而这些则是城邦所不能接受的检省的边界。莫勒图斯称法律和公民能对青年产生积极的教育影响，而苏格拉底认为教育并不应该只是政治的附属物，不应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应以培养德性为目标。可以说，苏格拉底接受了城邦法律的惩罚，遵守了他作为公民与城邦的约定，但哲学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在他这里还是处于紧张的冲突之中。[6]他的思想被公众视为一种威胁，他说政治家并不拥有真正的智慧却自以为英明，也明确表明了自己不适合从事于政治领域，因为现实中的政治并不总能满足正义的追求，而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二者必然无法保持和谐状态。因此，本书中的义疏称苏格拉底是为哲学在政治面前申辩。

但以近现代经验来看，哲学、德性教育与政治、法治从根本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一方面，哲学、理论能引导政治法治，为其提供更高的合法性，教育能够帮助青年和公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培养他们的德性与理性，有益于政策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和改进；另一方面，哲学、教育也基于特定的政治和法治土壤，他们是互相联系导向而不是绝对排斥的。哲学家以德性、知识为业，真理性的知识也许会对政权和法律体系构成一定冲击，但其原初目的并不是要解构政治，而是意在激起政治和法律的活力。[7]哲人、爱智者们并不一定要在激烈的冲突碰撞中选择为哲学献身，他们也可以融入政治和法治环境，并为之提供精神基础与方向，只是这一过程确实并不平坦，而且可能囿于政治现实而无法完成。其实苏格拉底的本意并不是动摇城邦政治和法治，这从他拒绝克力同的论证以及最后慷慨赴死的行为可以明显推知，他的哲学的思考并非是要破坏城邦的传统，而旨在守护并传承雅典城邦的德性精神，追求值得过的生活方式和最优政制。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雅典民众将他和他代表的哲学放在了城邦和法律的对立面。反观近代的古典自然法思想，“自然正当”这一核心要素被发展成了“自然权利”，思想家的关注点从神转移到人本身，人的价值和尊严被强调，人人都因具有理性而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使得集体不再是人存在的目的，而成为人们达成个人利益的手段。就洛克而言，他认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组织建立根本上都是为了保护人们以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这一自然权利理论学说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都有所体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旗帜。可见，思想和德性的启蒙不仅是政治、法治得以建立的驱动力之一，也为其发展提供长久的支持力。

结合本专题下林肯和毛泽东的两篇短小却充满力量的演讲字稿，我们不得不承认德性精神对于一国之建构有着不亚于法治的作用和影响力，哲学和智慧不仅使个人受益，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其精神根基。一个国家的政体和法制再完善，如果没有有德性和精神追求的公民和政治家，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和凝聚力。一方面，有无德性会影响政治家的政令和治国之道，从而影响一国的政治和法律；另一方面，这不仅与公民是否信服一国政治、遵从且内心确信一国法律有关，而且影响到他们是否真正关心、关注并且愿意参与到政治和法治的建设之中。毕竟现代人整体上处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之下，人们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中，政治生活只占据了一小部分。[8]在消极自由被普遍强调的时代，或许哲学、教育会是现代公民理性有余但德性缺失困境的一个出口。我认为，在认清这西西弗斯式循环且荒诞的生活之后，在承认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之后，用德性和对共同命运群体的关怀取代庸碌和淡漠，才是我们面对这无解生活的该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