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针对论文《(iGen or shyGe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Shyness)》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于2023年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作者包括Louis A. Schmidt, Christina A. Brook, Raha Hassan, Taigan MacGowan, Kristie L. Poole, Michelle K. Jetha。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每代人都经历过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事件，而这些事件塑造了他们的信念、价值观、态度以及人格的发展过程。
(出生于1997-2012年间的)Z世代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们自从出生以来就沉浸在对科技（智能手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当中。有学者将Z世代称为“网络世代”（iGen）来反映他们的人格以及有关心理特征的发展受到了科技和网络社交媒体的普遍影响。大众媒体将Z世代描述为更加抑郁、焦虑、风险厌恶、小心、孤独、有安全忧虑、更少参与到线下社会交往中的一代人。实证研究证据也支持了这些特征与个体害羞水平的关联。研究者认为，电子社交模态有可能因此影响了Z世代平均的害羞水平。
而(出生于1981-1996年间的)千禧一代仅仅在青春期时见证了社交媒体的发展，虽然他们也可能受到电子时代的影响，Z世代相对来说更有可能从更小的年纪就暴露于无孔不入的科技生活中，且他们所接触的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Snapchat...)远远比千禧一代时交流工具（如邮件和短信）更多样且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研究者认为，千禧一代和Z时代在人格发展和表达上存在的差异可能也受到了与科技接触程度的影响。
此外，对紧急事件(新冠疫情)的暴露可能也影响了不同代际个体的害羞程度。新冠疫情对社会接触的限制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更多的负面影响（造成社交压力、害羞相关的行为）。一方面，佩戴口罩、保持距离、居家隔离等措施可能增加了在公共场合咳嗽、打喷嚏、不戴口罩、不待在规定区域的评价压力，这种“人群回避”倾向与社交评估情境下的恐惧和抑制行为是一致的，可能在群体水平上增加了害羞行为。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可能增加了人们对科技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进一步放大了人们在线下互动中体验到害羞的可能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比较同一发展阶段的Z世代/千禧一代成员自我报告的害羞水平，并假设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体平均害羞水平在不断升高（疫情后的Z世代>疫情前的Z世代>千禧一代）。
本研究的数据分别来源于6项先前研究，共包含806名17-25岁的就读于McMaster University的本科生。Z世代的数据被区分为疫情前阶段（2018-2019年间收集）和疫情中阶段（2020年下半年收集）。
害羞的测量工具为Revised Cheek and Buss Shyness Scale (Cheek, 1983; Cheek & Buss, 1981)，从13道题中取了5题，1 (strongly disagree)—— 5(strongly agree）。
由于代际间害羞水平的变异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难以分解年龄相关的变异和代际相关的变异），本研究采用了simplified time-lagged design 来控制年龄效应。
研究者首先使用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GCFA)检验了害羞量表在不同代际样本群体的测量等值性，结果部分支持了跨群体的测量等值性：（1）跨组别的因子载荷等值未被拒绝，表现为未见度量模型和基线模型拟合优度的显著变化；（2）跨组别的截距等值被拒绝，表现为标量模型与度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显著变化。随后研究者使用alignment method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跨样本均值的比较是可行的。
对疫情后的Z世代、疫情前的Z世代、千禧一代害羞分数的Wald-test表明，千禧一代的害羞水平显著低于疫情前的Z世代，W(1) = 5.405, p = .036, Cohen’s d = 0.19，疫情中的Z世代的害羞水平显著高于疫情前的Z世代 W(1) = 14.467, p < .001, Cohen’s d = 0.36。
研究讨论
本研究发现了进入同一所大学的不同代际本科生在同一发展阶段（17-25岁）害羞水平的差异，结果发现疫情中Z世代的害羞水平最高，疫情前Z时代的害羞水平其次，千禧一代的害羞水平最低。
作者认为，一种可能是由Z世代对智能手机以及社交媒体的接触发生在人生的更早期，且更加密切，这带来了更少的线下社交，进一步引发了社会隔离、社会抑制以及相应的担忧；此外，害羞水平也有可能与更高的被他人评价的敏感性有关，而这可能来源于社交媒体导致的非现实的社会比较。另一种解释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社会态度正在改变，在当下的语境中害羞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污名化。新冠疫情带来的对暴露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也减少了线下社交，这使得社交焦虑和害羞持续增加。
本研究的局限一方面在于样本群体在人口学意义上过于同质，推广性存疑，有必要在多样的情境、文化和国家中来考察害羞水平；此外样本群体的性别比例代表性不足，女性占比过大；本研究所收集的人口学信息（缺少种族、科技使用等信息）和其他信息（缺少其他人格特质或社会人口因素）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本研究只在3个时间点测量了害羞水平，因此无法排除均值回归的问题；本研究也没有区分个体内和个体间的变异。
参考文献：
Schmidt, Brook, C. A., Hassan, R., MacGowan, T., Poole, K. L., & Jetha, M. K. (2023). iGen or shyGe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Shy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6), 705–713.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231163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