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茶陵县美吉村老家,谭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里官做得最大的人。那时候,他们所在的村子和邻村经常因为水利问题发生冲突,村子里的人下决心要供出一个读书人,就选了他外祖父。
去参加革命前,谭珊英也已经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在当地谋一个教职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热闹的革命气氛,给小女孩儿带来的吸引力。
“五卅”运动时,谭珊英跟着游行队伍一起,举着三角小旗上街,她直到后来还记得当时的同班同学发表演说时痛哭流涕,大姐谭道瑛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抓起领事馆的铜招牌,往塘里一丢,自己也溅了一身水。
那时候,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刚开始招收女生,考试的时候第一关就是检查身体,好多人因为害羞不敢解开衣服让医生听诊。从湖南长沙到武汉,谭珊英和同学一起坐在火车车厢地板上,背靠着背,车厢里又闷又热,可是心里高兴极了,“谁也不感到难受”。
三八妇女节,军校女生队开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谭珊英和另一位姐妹背着驳壳枪站在主席台两侧守卫。“那时我感觉多自豪啊。”
到厦门寻找共产党之前,谭珊英见过国共分裂时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有一次在马路边的楼上,她听到吹杀人号跑到窗边,楼下有一个穿灰军服的被押人员抬头朝她点头微笑并高喊口号,她才发现是经常来她家的一位同乡。谭珊英的大姐也是这个时候在长沙被捕,她记得大姐牺牲前说,“妈妈不要难过,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她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去厦门找共产党,于是谎称是去广州考取中山大学。然后,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陈洣加。谭珊英本来给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离茶陵美吉村不远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也没有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国成立后,谭珊英随着工作四处搬家,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包袱和一个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无人居住渐渐荒废,最后卖给了别人。直到1992年去银行,奔波了一辈子的谭珊英都没有住房,银行账户上只有1000多元。
从苏联回来后没多久,谭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陈柏生就因为肺病去世。1942年国共合作期间,谭珊英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这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谭珊英的重要罪状。
“起初我有点想不通,我的历史已交代清楚,毫没隐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后来一想,整(清)理阶级队伍嘛,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为什么不该揪出来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谭珊英在给大儿子的信里写道。
谭安利记得,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初中还是当地学联代表的他,“初中以后所有事情都靠边站,不能入团不能入党。”高考他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院校录取,而且只读一年又被“扫地出门”。
他说,那时候甚至对生父都谈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反动军官。”
谭安利告诉记者,生父的身份甚至让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次参加高考,而曾经和谭安利做过一年大学同学的李国杰,后来重新通过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记得,那时和李国杰是谈得来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在操场里看星星。当时他还怀着的理想,是造宇宙飞船,征服太空,可是直到1983年,湖南省电大增设干部专修班,他才终于读完了大学。
书信在两个渐行渐远的好友间维持着日常信息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写于2009年,在这封介绍近况的信中,谭安利写道“我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读,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几多梦幻。”
除了把书信捐赠给家书博物馆外,谭安利还自费把它们结集出版。至今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其中一本专门收集了包括李国杰在内的同窗间书信往来。
他把书名取为《岁月印痕》,但是他记得有人读完以后跟他说,在这本岁月印痕里,读出了时代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