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新宇
提起上野，一般人会想起樱花和博物馆，但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它还是“东京玄关”——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而在乡村，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依旧，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过去他们还可以去参军或者进劳动力密集的煤矿，但战后由于军队不复存在，加上石油和电力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从1950年代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自发涌入城市，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
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
”。当年，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唱着这首歌，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 《啊，上野站》歌碑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
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
——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课题。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
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
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为了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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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大阪的集团就职青年
在一部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自鹿儿岛中学的“集团就职者”。作为战后教改一个重要内容，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影片中的这些年轻人恰好赶上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缺。根据《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城市劳动力的充足率（就职者人数/需求数）从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为此，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虽然在早期也发生过社保不健全、工资拖欠和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
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就职第一年》记录了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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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团地一户建室内
▍孩子入学
住房解决了，那么孩子的入学怎么办？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日本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
对于城市人来说，因为户口的不存在，没法展现“原住民”的傲娇。
当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街区演变为“中心区”，到1970年代，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当年人满为患的大班教育、临建设施不仅追上甚至赶超老校，
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善待
即便如此，大量的日本已婚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其中，以池田内阁对于米价的大规模支撑和提高农业补贴最为典型；其次，日本农民一直有着“兼业”传统，在从事农业之余，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短工是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区农民的特点。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
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这一切，事实上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期待值，这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必须更要“善待”打工者。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
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
在《三丁目的夕阳》这部脍炙人口的影片中，1960年代来东京的汽车维修厂打工的星野六子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而影片中那种亲如家人的工作氛围也确实不是导演的人文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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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丁目的夕阳》里堀北真希饰演的打工妹星野六子
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在乡村就近建厂，这样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就近入职，同时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说实现了多赢。而这一趋势在1972年6月，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后甚至成为一项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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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协
不得不提的是，在这种善待的背后，日本农协（JA）的作用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JA可以说是个全产业机构，从上游的金融（贷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险，一直延伸到生产和销售。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由于其组织机构的细密和庞大，JA也在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