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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F | 不同文化渊源的管理者是如何应对经济冲击的?

3E经典论文  · 公众号  ·  · 2024-03-04 10:00

正文

原文信息: Bedendo, M., Garcia-Appendini, E., Siming, L. (2023). Managers' cultural origin and corporate response to an economic shock.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80, 102412. 


01 背景与问题

COVID-19对世界各地的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疫情冲击下,面对收入严重萎缩以及生产过程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许多公司冒着面临流动性短缺的风险支付其固定成本和债务偿还。然而,由于病毒的地理传播差异,商业部门构成差异等,不同国家的公司对这些挑战的反应各不相同。已有文献表明,属于不同文化的个体在财务决策和经济结果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Guiso等,2006AlesinaGiuliano2015)。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的财务决策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响,并且,管理者的个人特征是企业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BertrandSchoar2003),那么,由管理者文化塑造的偏好很可能反映在企业政策中。


确定管理者文化渊源对公司应对COVID-19的经济冲击(下文简称“经济冲击”)的影响,文章将文化定义为“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代代相传的一套信仰和价值观”(Guiso等,2006),使用2018-2020年总部位于南蒂罗尔的非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管理者的文化起源是否有助于解释企业如何应对外生冲击。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南蒂罗尔自治省1919年被意大利吞并后,南蒂罗尔的前奥匈帝国地区拥有意大利和日耳曼两个主要文化群体,他们彼此相邻居住,但没有社交互动。此外,南蒂罗尔的所有公司都是私人控股企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其中大多数由企业所有者直接管理。首先,此类企业不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其次,公司的文化渊源可以视为其经理的文化渊源;再次,管理者的文化特质更有可能通过公司政策表现出来;最后,相比大公司,这些微型和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有限,更有可能受到财务限制,更易受到疫情造成的流动性冲击的影响。这些特点使文章的样本公司特别适合研究企业对经济冲击的反应。



02 数据和模型

2.1 数据

文章以总部位于南蒂罗尔省的所有非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为样本,使用由AIDA Bureau van Dijk提供的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经过数据匹配,只保留财政年度截至当年1231日的公司。


按照Bedendo等(2020)和Accetturo等(2023)的方法,基于公司管理者的姓名和姓氏,识别公司管理者的文化群体。文章利用搜索算法来识别最常见的日耳曼姓氏、日耳曼男性姓氏、日耳曼女性姓氏、意大利姓氏、意大利男性姓氏和意大利女性姓氏,以确定管理者是主要来自日耳曼还是意大利文化血统。如果管理者的所有名字和姓氏都可以在日耳曼(意大利)列表中找到,则该管理者被归类为具有日耳曼(意大利)文化血统,并且经过手工验证。在处理的8365名经理中,457名(5.5%)既不是日耳曼人也不是意大利人,432名(5.2%)为双文化,4888名(58.4%)为日耳曼人,2599名(31.1%)为意大利人。随后,对公司进行分类,若最高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超过半数被归类为日耳曼血统,公司则被归类为日耳曼文化群体,若超过半数被归类为意大利血统,公司则被归类为意大利文化群体。通过摒弃不属于这两个群体的公司,只保留了在整个样本期内文化渊源保持不变的公司。这确保了特定公司采用的政策在经济冲击之前和期间都只与一个文化群体产生联系。最终样本由2018年至2020年期间观察到的4561家公司组成。


1展示了南蒂罗尔各市镇的语言构成,图1上图以德语居民的分布来衡量,深红色(蓝色)区域表示德语使用者的最低(最高)百分比;下图显示了不同城市文化群体的公司比例分布,深红色(蓝色)区域表示德语经理的百分比最低(最高)。


1 南蒂罗尔不同文化渊源的企业分布情况

2.2 模型

为了分析管理人的文化背景是否会影响公司对经济冲击的反应,文章构建了以下模型:


(1)


因变量yi,t代表衡量公司i在应对经济冲击时的的结果变量,如杠杆、政府担保贷款使用、资本重组、投资等,以及公司增长。Covid是一个虚拟变量,在2020年,Covid=1,在2019年,Covid=0Italian origini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公司i属于意大利文化群体,则取值为1,如果它起源于日耳曼文化,则取值为0。文章主要关注交互作用项的系数β,也即经济冲击对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管理者的企业的差异化影响。Xi,t−1为包含公司特征变量、获得政府资助差异等的滞后向量。δi为公司固定效应,θs(i)×t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采用在企业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1 描述性统计



03 实证结果

3.1 经济冲击的影响


2报告了式(1)的估计结果,即公司对经济冲击的反应是否部分取决于管理人员的文化渊源,因变量为各种形式的企业融资。由列(1),意大利文化的公司在经济冲击期间的杠杆增长高于日耳曼文化的公司。由列(2),意大利文化的公司的资本重组低于来自日耳曼文化的公司(系数为−0.018,占资本重组总变化的6%)。由列(3),意大利文化的公司求助于政府担保贷款的可能性要高出7%。由列(4),意大利文化的公司贷款的相对数量更大。总的来说,在经济冲击期间,意大利文化企业将采取相对更多的债务,更多地使用政府担保银行贷款,而日耳曼文化企业则更多地进行资本重组。


2 经济冲击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在表3中,文章细分了债务结构,以确定债务来源。从列(1)和(3)可知,相对于日耳曼文化的公司,在经济冲击期间意大利文化的公司的总债务增加了。列(2)和(4)的估计系数表明,这种相对增长与银行债务追索权的增加密切相关。列(5)表明,在经济冲击期间,不同文化的企业在使用贸易信贷(以应付账款与资产的比率表示)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3 经济冲击对债务结构的影响



尽管先前的证据表明,文化会影响贸易信贷的依赖(El GhoulZheng2016Bedendo等,2020),但文章认为这在经济冲击期间不太可能发生。第一个原因是,COVID-19造成了供应链的严重中断,使企业难以依赖这种非正式信贷,如列(6)所示,两个文化群体在向其客户提供贸易信贷(以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率衡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第二个原因是,不同于金融危机,贸易信贷被公司用来代替较低的银行贷款(Garcia-AppendiniMontoriol-Garriga2013),在经济冲击下,流动性通过金融部门输送到企业部门,削弱了对贸易信贷的需求。


4报告了对企业投资和企业资产增长的影响。列(1)显示,在经济冲击期间,意大利文化的公司进行的资本投资相对更低,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差异相当大(占资本投资总差异的20%)。由列(2),意大利文化的企业在经济冲击期间积累的流动资产多于日耳曼文化的公司。列(4)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与日耳曼文化的公司相比,意大利文化的公司在疫情期间经历的资产增长较低,这与后者承担的较高的资本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有关(列(1)和(3))。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基于文化的时间偏好和融资偏好的差异影响着公司投资行为,进而体现在企业的财务表现上。


4 经济冲击对投资和企业增长的影响



3.2 稳健性检验

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因变量,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其次,以COVID-19前一年为基准年(2019年),将Italian origini2018年、2020年构成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2018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证明了两个文化群体在经济冲击前存在相同的趋势。


平行趋势检验


5 稳健性检验(经济冲击前的趋势检验)



再次,文章进行了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1)使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表6和表7Panel A);(2)用欧盟规模组-行业-年固定效应代替行业-年固定效应(表6和表7Panel B);(3)将标准误差的聚类改变到行业水平,以控制行业内的残差相关性(表6和表7Panel C);(4)在表6和表7Panel D,考虑了意大利和日耳曼文化血统的管理者出生在南蒂罗尔以外省份的情况;(5)在表6和表7Panel E,将企业管理者文化来源的指标变量替换为企业中意大利文化来源的管理者比例,该值从零到1。回归结果均证实了文章基本结论的稳健。


6 稳健性检验(资本结构)


7 稳健性检验(债务结构)



04 创新点

第一,该文补充了管理者文化渊源影响企业政策的相关文献。由于政府在COVID-19冲击期间给企业提供了无限制的信贷,因此,文章可以利用完全外生的冲击来识别需求驱动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可以通过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


第二,文章使用DID方法,研究了文化对企业应对危机行为的影响,清晰地分离文化的影响与其他常见混杂因素,为阐明文化在解释不同国家对经济冲击反应的作用提供了方法依据。


第三,与已有研究新冠疫情对企业影响的文献不同的是,文章研究了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实际影响,利用了意大利各种规模有限责任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的可获得性,将企业文化传承与其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响应联系起来。




05 思考




首先,文章从管理者文化渊源的视角出发,以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应对经济冲击的影响,话题新颖,并且使用了COVID-19作为外生冲击,精准评估了管理者文化渊源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文章在话题、研究设计上均值得借鉴学习。


其次,在变量构建上,针对不同文化渊源的管理者,文章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以姓氏简单将其划分为两个文化渊源,这样的数据处理较显粗糙,是否会有更合适的方法衡量管理者受不同文化渊源的影响,甚至是量化强度,值得进一步探索。另外,可能是出于数据限制,文章在控制变量中,并未纳入企业CEO的个人特征变量,研究设计有待进一步优化。


最后,在研究设计上,尽管文章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文章未考虑南蒂罗尔省内城市的异质性研究,各市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企业应对经济冲击时行为的差异。在机制研究上,文化渊源的管理者对企业应对冲击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是黑箱。


原 文 摘 要


We exploit the exogenous Covid-19 shock in a bicultural area of Italy to identify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ay companies respond to economic shocks. Firms with managers of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resort to different forms of government aid, diverge in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have different growth rates.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ime preferences and debt aversion.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the response of managers belonging to a more long-term oriented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a lower recourse to debt, more investments and higher growth rates. Overall,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origin of managers significantly affects firms’ reaction to economic shocks and real economic outcomes.



101307101307原文信息: Ferris A E, Frank E G. (2021).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land protection: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1, 109.

01 背景

北方斑点猫头鹰(NSO)在美国的栖息地横跨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北加州,那里集中了很多古老的森林。由于对原始森林的大量砍伐,北方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受到威胁,引起了人们对其生存的担忧。1975年,俄勒冈州将北方斑点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北方斑点猫头鹰的灭绝风险首次得到承认。但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在1981年和1987年进行的两次状态审查结果认为北方斑点猫头鹰的条件不符合濒危物种法案(ESA)的规定。对此,美国环保组织对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提起了诉讼。1988年11月,华盛顿州西部地区法院做出了有利于环保组织的裁决,最终通过系列谈判形成了1989年的“西北妥协”。


1990年6月26日,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根据濒危物种法案将北方斑点猫头鹰列为“受威胁”物种,针对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地范围的木材销售发布了禁令。1992年1月,为了保护北方斑点猫头鹰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将690万英亩的森林土地指定为关键栖息地,禁止砍伐这些森林。1994年提出了西北森林计划(NWFP),这一计划旨在保护生活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北方斑点猫头鹰、石斑鱼及其他珍稀物种。尽管颁布了众多的保护措施,北方斑点猫头鹰的种群数量仍未恢复,平均每年下降3.8%,北方斑点猫头鹰仍然被列为“受威胁”物种。


同时,木材行业以北方斑点猫头鹰也可以生活在次生林为理由,反对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他们认为,限制木材采伐的经济影响将超过保护猫头鹰的好处。有预测显示,1990年将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将会导致木材行业工作岗位减少1.8万至13万。然而,依据联邦政府的估计,木材行业的工作岗位短期将减少1.3万,长期将减少2.8万。环保组织对木材行业关于工作岗位减少的预测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由于1990年-1991年的美国的经济衰退也带来了大量的失业,不全是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带来的影响。


那么,1990年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这一政策到底给木材行业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呢?本文在考虑1990年经济衰退等混淆因素的情况下对政策冲击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02 数据

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劳动力市场公开数据、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地范围和关键栖息地空间数据以及相关的木材市场数据。


劳动力市场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编制的就业和工资季度普查数据。数据包括企业数量、就业人数和平均周工资。报告的数据包括县和州两级,其中选择在1984-2009年期间全面报告木材和木材产品行业就业数据的县作为样本。此外,本文还纳入了加拿大统计局林业和伐木部门的就业数据,这些数据在文中作为比较组。加拿大的数据跨度为1987年到2000年,其他数据跨度均为1984年到2000年。


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地范围和关键栖息地数据。数据来自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FWS),这些数据被划分为北方斑点猫头鹰的栖息地范围和被指定为关键栖息地的区域。文章根据距离栖息地范围的距离,来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


木材市场数据。本文使用了美国林业局(USFS)1984年至2000年期间国家森林砍伐销售报告的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森林一级报告,文章将其汇总到州一级,数据包括销售数量、销售额和价值、实际采伐数量及价值。



03 实证方法

文章将1990年6月26日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列为“受威胁”物种)看作外生政策冲击,采用了不同的实证策略来探究政策颁布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双重差分。州级数据中,控制组为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处理组为美国其他州。县级数据中,处理组为加州、俄州、华盛顿州距离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地范围25公里以内的县,区域层面的控制组为加州、俄州、华盛顿州距离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地范围大于100公里的县,国家层面的控制组为美国大陆除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以外其他州的县。

Lcyq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木材行业就业情况,包含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两个指标;Listingcyq为核心解释变量,处理组在1990年之后的值取1,之前取0,控制组在所有时期值均取0;λc为县固定效应,δy为年度固定效应,γq为季度固定效应,εcyq为扰动项。


(2)三重差分。双重差分方法将处理组的木材行业就业情况与控制组进行了比较,然而仅比较该领域时,可能会有其他混杂因素没有考虑在内。例如,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可能造成了其他宏观经济影响,导致木材行业就业的下降。因而,作者利用除木材行业以外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情况作为控制组,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Lscyq表示就业情况,包含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两个指标;SIC24s是虚拟变量,属于木材行业值取1,否则取0;λcyq表示--季度固定效应,εscyq为扰动项;其余变量与双重差分中保持一致。


进一步考虑到可能存在国际宏观经济趋势等混杂因素可能会在1990年政策颁布的同一时间影响到木材行业,作者利用加拿大木材行业的数据作为对照组进行了分析。

上式为三重差分的灵活形式,r表示州或者省,USAr为一组虚拟变量,属于美国的州时取1,属于加拿大的省时取0;λyq表示年-季度固定效应。


04 结论

双重差分的结果表明,1990年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这一政策给木材行业就业人数及企业数量带来负面影响。如下图表1所示,县级数据中,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在1990年政策实施后的几年里,木材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28.1%(第1列),企业数量下降了9.5%(第2列);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就业人数下降13.9%(第3列),企业数量下降了13.9%(列4)。为解决县级数据中个别县存在数据缺失可能会影响估计的问题,作者进一步对州一级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木材行业就业下降22.9%(列5),企业数量下降6.7%(列6),但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1984年至1989年的政策处理之前,在距离NSO栖息地25公里的县,木材行业的平均就业人数为11.46万人。从这个基准来看,在区域层面1990年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会造成1.6万个工作岗位的减少,在全国层面则会造成3.2万个工作岗位的减少。


表1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为了排除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带来的影响,作者将木材行业与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情况进行比较。三重差分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县级层面,木材行业就业人数下降32.9%,企业数量下降20.5%,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与双重差分结果类似。然而,在三重差分结果中,机构数量的下降是双重差分结果的两倍多。这表明,与其他所有行业相比,受影响县的木材行业企业出口具有更大的边际反应。


同时,考虑到全球木材市场变化的影响,文章使用了加拿大省级林业和伐木部门的就业数据作为控制组。表二第5列报告了政策前后美国木材行业处理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与控制组(美国其他州以及加拿大林业和伐木部门)之间的三重差分估计结果,平均而言,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州的木材就业人数下降了22.8%。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此外,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一是考虑1994年西北森林计划可能带来的影响,使用1984-1994年数据进行估计,考察1990-1994年的平均处理效应;二是考虑可能存在潜在的溢出效应,使用美国东海岸的州作为控制组;三是根据美国森林服务区域进行分组,重新构造控制组分析;四是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除考虑到政策对木材行业就业情况的影响外,文章还进一步探究了政策冲击对于木材市场及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北方斑点猫头鹰生活地区国家森林的木材销售下降了44.6%,到1994年西北森林计划实施时,相对于其他商品,木材的未来价格翻了一番。另外,对于各州的异质分析、政策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及该政策对移民的影响文章都进行了探讨。


05 创新点

第一,作者使用非常详细的数据对1990年北方斑点猫头鹰纳入濒危物种法案这一政策给木材行业(就业人数,企业数量,木材市场,木材价格等)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第二,在政策颁布多年北方斑点猫头鹰的种群数量仍在减少,而工业界呼吁恢复采伐的情况下,本文所得到的分析结果能够给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三,之前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空气质量法规对特定行业的影响,或土地使用政策对就业的总体影响,缺乏土地保护政策对特定行业的具体分析,本文填补了这一空白。




06 思考



首先,本文使用了双重差分、多重差分、合成控制法等多种实证策略探究1990年北方斑点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法案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在文中对于政策颁布时期可能存在的各类混淆因素(如国内市场变化的影响,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工作非常细致,值得学习。


其次,关于工人失业,除了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工人自身的原因也是一大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研究更多工人自身原因带来的失业影响。


再次,木材行业依赖于从森林中提取资源,而1990年政策的实施禁止了北方斑点猫头鹰栖息州近40%的资源基础进行开采,因此本文估计的影响可能处于处理影响分布的右尾。


原 文 摘 要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ften draw criticism due to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Previous work has studied sector-specific impacts following air quality regulations, or examined overall employment effects of land-use policies. In the case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 under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in 1990, millions of acres of highly productive federal timberland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northern California were set aside. Concerns regarding declining employment in the timber industry following the listing are often mentioned as a cautionary tale regarding future listings under the Act. However, disentangling the policy impact from other economic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such as recessions and sector-specific trends is challenging. We use a range of control groups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1990 listing of the Northern Spotted Owl had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the Lumber and Wood Products sector. Our set of main results indicate long-run declines in timber industry employment of 13.9% using a regional perspective, 28.1% using a 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 9.5%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establishments. In the owl habitat range there were 114,600 timber employees in the pre-treatment period; about 1.4% of total employment in those counties. In terms of jobs, the declines represent around 16,000 or 32,000 timber jobs with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northern California. We fi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with areas having larger shares of protected federal timberland experiencing larger declines in employment. Our findings indicate land protection policies may pose significant employment impacts to land-reliant industries.


编辑:张静辉


审核:汪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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