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文 | 李礼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人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有时被称为改革者，有时被称为革命家，有时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就是不安于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而与之相反的其他多数人，状态是什么呢？我常会想起德国人李希霍芬1869年中国旅行日记里写下的那段话：“所有人没有从事新营生以便改善生活的愿望和动力。他们只知道在祖先划定的路上前进，半寸都不敢偏离。每个人只是想挣口饭吃，任何前进的热情和冒险都没有。但是所谓的静止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民族才在他们祖先曾经占过先机的那条路上不断地倒退着”。
这一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之作，也非游记，大概算是一种带有旅行视角的历史随笔。围绕的是个人而非历史事件，他们是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间把自身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或转折之处，虽然有的人名气震天，有的人遮蔽于历史尘埃。
19世纪中叶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在中国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信奉历史必然论的人们或能给出各种信誓旦旦的解释，不过历史规律这种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就本书而言，显然更无意也无力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算以自己的眼光向芜杂的往事投去好奇的一瞥。
本书对人物的描写远非传记意义上的，我的兴趣可能仅为他们的几段人生切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背后的历史波澜，因此细节和“故事”非常有限，常常显得严肃有余而生动不足。好在迈开脚步的走读，或能以勤补拙，稍加弥补。
那些故居、墓地和纸牍结合，虽然并不总能带来巨大的新信息，却常常让历史别开生面。当然，前尘往事为后人布下了陷阱和想象空间，古今皆然。所谓眼见为实，经常并非如此。
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族来说，文献里的字句尤其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人格”，加入一些现场或物理内容作为注脚，历史情境将变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麦考利说，一个完善的史家“应当使真实性具有吸引力”（《论历史》）。某种意义上，现场和实物确实能让“真实”散发新的魅力。
我对地理的兴趣虽然由来已久，正如谭其骧、顾颉刚先生很多年前在《禹贡》发刊词里写的，“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不到地理现场，不少史事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
它颇似一扇小门或旁门，推开它后人可以更容易地直达历史深处，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现场”面前褪去神话色彩。何况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理”对中国意义非凡，它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众多得风气之先的19世纪中国人，求变的思路正是始于对“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明白古老的中国和遥不可及的“极西”“泰西”一样，只是世界文明之一种，而她正面临被迎面而来的新世界击溃的危险。
从外部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急迫、中西对峙中的醒悟与彷徨，没有什么比这种“历史感”更贴合那一两代中国精英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徐继畬和张之洞作为本书的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