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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想上学，我们该怎么办？

三联生活周刊 · 公众号 · 杂志 · 2025-02-22 21:05

正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孩子是在用他们的症状，用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来推动整个家庭的改变。”

文｜魏倩

孩子不上学，只是一个“症状”

你是否想象过这样一种关于“家庭”的可能：不知道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孩子瞬间就“炸”了，亲子之间由此爆发激烈冲突；孩子长期回避和父母的沟通，一回家就关上房门，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肯出来；孩子考试成绩不佳，伴侣不满，孩子无助，感觉家里所有人都丧失了前进方向；或者在你感觉一切进展良好的时候，孩子忽然对你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2025年2月18日到22日，《三联生活周刊》自制家庭治疗纪录片《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学》在多家视频平台正式上线。它主要记录了2024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发起的一次家庭工作坊。当时，我们招募了10个想要改善关系的家庭，共同进行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关于“家”的学习。希望通过公开的谈论，帮助陷入困境中的家庭打开家门，摆脱耻感，说出心中的隐痛。

在纪录片中，展示了这些家庭的真实困境：孩子不想上学了，他/她是想偷懒吗？他/她是要故意和父母对着干吗？孩子是生病了吗？为什么偏偏是他/她会生病？孩子病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对于这些痛苦中的家庭而言，问题往往是从“孩子不上学”开始的。这也是一个家庭前往儿童精神专科就诊的起点。 但在林红看来，孩子不上学，可能只是一种可以被观测到的“症状”。 尽管身陷其中的孩子往往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心理阶段。更令人无奈的是，还有很多已经进入诊室的家庭，仍寄希望于医生给孩子吃几片药，做几次治疗，孩子就能回到过去听话、顺从的状态，继续按照父母设定目标前进。记得前阵子网上还流传过一位急诊科医生的观察，他凌晨三点帮一位自残的孩子完成缝合后，听到在大厅里等待的母亲迎上去问，“你明天还去上学吗？”

这不能不说是种古怪又典型的错位。 所有的家长都宣称自己爱着孩子，关心孩子，可为什么当眼前真实的、活生生的孩子发出求救信号时，我们总是受困于面子、期待、个人角色、社会需求，不能向他提供哪怕一点点发自本能的支持？

这时，父母又会展露出他们的无辜和无奈。有的母亲会问，那我为孩子忙前忙后，操碎了心，难道我错了？父亲也抱怨，我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在外打拼，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那是我错了？可如果所有人都没错，为什么孩子就是不上学了，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抑郁症？ 巨大的内疚、压力，混杂着家庭成员间的埋怨、疏离，一个家庭就此陷入令人绝望的混乱，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孩子状况也一天天糟糕下去。

在这时，林红给出的是一种系统性的观察角度。20世纪50年代，一群精神病理学家在观察中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期似乎与其父母的婚姻冲突密切相关。一旦父母激烈争吵，子女就会发病，他们似乎是在把生病当作维持家庭稳定的灭火器。他们把这些研究与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间的互相影响相联系，创造出了家庭系统的概念。也就是说，家庭并不是一个个孤立个体的总和，而是一个类似生物的完整有机体，有其独特的结构、规则和目标，也有它独特的运转模式。

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们建立了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方案，把治疗的对象从患病的个体拓展到家庭，如果家庭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那么通过相应的手段改变整个家庭的互动模式，个体的病理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活动现场，一对双胞胎男孩的父母向林红求助。他们的儿子们今年10岁了，正是读四年级的年龄，但在两年前，小儿子就被诊断出中度抑郁，有一定的自杀倾向。视频里，那位母亲上身伛偻，眼神迷茫，显得格外疲惫。她对工作坊写下的期待是，“（儿子）想躺平，就想吃饭睡觉打游戏，等爸妈不能养自己的时候就死。我该怎么样让他珍惜生命？”

面对这位母亲的困扰，林红请现场参与者共同完成了一次”家庭雕塑”。 这是一种常在团体中采用的家庭治疗技术，邀请个案家庭利用空间、姿态、距离和造型等非言语方式生动形象地重新再现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力斗争情况，它能能帮助来访者用形象化的方式快速识别出当下问题的根源，为建立新的互动模式打下基础。这一次，她请那位困扰的母亲从现场选择了不同的人，分别代表家里的7位家庭成员。此外，还有两位抽象的“家庭成员”也被放置于他们之间，即“哥哥的过敏”和“弟弟的自杀”。

很难想象，那些站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关系网里的人们是什么感觉，但作为旁观者，确实是第一次像观察一个独立的生命那样，去如此仔细地观察一个家庭，那些高高低低的人们中间，仿佛流动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渴望、挣扎和求而不得。沉浸角色一分钟后，那位站在一角的，扮演父亲的参与者站在“妻子”身后，说，“从30秒以后，我就感觉自己后背发紧，我知道自己的站位是应该给妻子提供支持，可是我又离家里的两个孩子距离很远……何况，当我一个人站在这里提供支持时，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我突然想起“家庭治疗”的倡导者，美国心理学家卡尔·艾伦森·惠特克在一次治疗中的感受：“在沉默中，我思考了一下有关家庭的隐秘特质。布莱斯家看来似乎与我见过的上百个家庭无异。它们都努力保守着一些秘密，但显然每个家庭成员很清楚每一件事，连劳拉都知道那些有关自杀的诗。他们所想要隐藏的、害怕别人知道的，就是他们的痛苦。在这样的疏离隔绝中，他们都很孤独。”

“我们能接受孩子恨自己吗？”

这次“家庭雕塑”中，还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那个站在人群中央，试图拉住两个儿子的焦头烂额的母亲，面对扮演“姥爷”角色的那位同伴时，问出的问题却是：“你对我有什么特别失望，特别不满意的事吗？”

这也是我们在旁观他人的家庭困境时最容易联想到的事实，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这个在近十年来几乎成为“显学”的心理学词汇，在当下任何亲密关系、情感模式乃至个人个性评估中，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对每个人来说，这个我们从中出生、长大的地方，就是我们接触和理解“家庭”这个概念的起点，也是人认识自我、与他人建立连接和情感关系时，随身携带的关键资源。 我们对它既依赖又厌恶，遇到个人发展和关系障碍，会把全部的责任推卸给它，但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又向它投诸着无穷的爱的渴望。

也是从那里，我们学会了怎么爱人，怎么被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生家庭是围绕着你我的最直接的“系统”，那个建立着新的家庭的父亲和母亲，也曾经是一个家庭的“果实”，拥有从那里习得的关系模式，尚未完成自我成长的人们，面对外部压力，又会变回那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使用本能应对危机。就像工作坊里的很多参与者频频提到的那些话，“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一代一代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可为什么到现在就出问题了呢？是我们的孩子太脆弱了吗？

面对儿童精神问题，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们，也常常认为要给孩子更多的考验和磨砺，帮助他们适应未来残酷的竞争，而一味顺着孩子的意愿，只会带来怠惰和颓废。但也是在林红在日常诊疗中发现，越是那些在父母眼里不愿上学，只想躺在家里“虚度光阴”的孩子，真正待在家里的时反而会有强烈的焦虑和内疚感，他们已经把父母的要求内化，而这样的孩子，他们的自我苛责、自我攻击往往会非常强烈。换句话说， 不去上学，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自我保护和求救信号。

但当家长们在谈论孩子的问题时，往往也会暴露出真正的自己。

工作坊上“该不该打孩子”的问题是被一个10岁的小男孩提出的。在活动之初，他在关于活动期待的纸条上写下的是“希望通过这两天的学习，让妈妈能在生气时动口不动手”。念出纸条上的内容，在场的大人们都笑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道，“就算要打，能不能打得轻一点？”

孩子的妈妈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她承认养育中的 “动手”意味着无力，但她仍然认为，在和孩子的相处中存在一些“不得不打的时刻”。赞同的家长也不少，一位父亲坦白，自己就是被父母一路“打”到北京的，现在他也在自己的家庭里沿袭这种模式，相信它是一种“效率选择”。

但一位“90后”的父亲严肃地回忆了自己挨打的童年生活，“基本上每天都在挨揍……当我长大了，结婚了，我才意识到问题不是出现在我身上，而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出问题。我反对暴力对待孩子，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被暴力对待长大的，我知道这样对孩子没有用，而且会给孩子造成很痛的记忆，甚至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恨你。 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能否承受孩子恨你？ ”

没有人再笑了。“原生家庭”理论流行至今，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厌烦，当一个成年人面对问题时絮絮叨叨再谈原生家庭，任谁都会觉得他在推卸责任。最开始了解到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时候，我也曾心存疑惑，为了孩子的抑郁症，真的需要把上一代的四个老人也牵扯进来吗？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童年，他们看待家庭和表达爱的方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是不是在为“症状”找借口，拖延真正的改变呢？

但这些已经为人父母多年，却依然活在自己旧有的家庭阴影之下的人们，却让人不得不重新看待家庭系统中每一个“孤独的我”。 她可能是一个渴望丈夫回家陪伴自己的妻子，可能是一个想要回归家庭却不知从何做起的父亲，又或者是一个不堪重荷的孩子。正是因为看到他们所带入家庭的的那些庞大而隐形的重担，也才理解的身处家庭中的我们自己。

“什么样的家庭是好的？”

是时候再次回到“家”本身了。

一位曾经带孩子去北大六院治疗的母亲说，不同于别的医院摩肩接踵的盛况，精神专科医院里总是静悄悄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正常”。

恰好，这也是我初见他们的感受。招募之初，工作坊的要求是每个家庭至少有两人参与，最后到来的组合有夫妻、母子、母女、父子等多种形式，但无一例外，他们表达清晰、逻辑顺畅，很多也都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乍看上去，那就是旁观者眼里完美家庭的样貌，如张爱玲所描述的， “模范中国人镇静地微笑着，勇敢地愉快着，穿着二年前的时装，称太太为师母，女的结绒线，孩子在钢琴上弹奏《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但关上那扇门，门后的生活就成了“家务事”，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身标准是“修身齐家”，也只是在维护家庭稳定和谐的层面上而言的，于是很多人将与家的沟通视为“术”，只求灭掉眼前急火，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个家庭？在工作坊开始前，一位母亲曾这样描述自己参加活动的目标：她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知道一个好的家庭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很多人眼里，家庭只是一个具备生产性质的黑箱，投入一对男女，产出一个孩子，评价它运作得是否良好，唯一指标也是孩子，传统社会里是看这个孩子是否能如期结婚生子，进入再生产的循环，在信奉优绩主义的现代社会，又得看这个孩子能否在竞争中胜出，“卷”赢所有人，总之 “孩子应该努力符合我们想在邻居面前塑造的形象”。也许正因为如此，孩子的“病”才变得如此惊心动魄，因为只有这时，我们才会回头重新思考这种评价标准的逻辑漏洞： 孩子生病了，意味着家庭的失败吗？ 又或者说，评价一个家庭是否运转良好，合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系统化的家庭观念，将家视为一个拥有自我平衡能力的生态系统，实际上，这个“小系统”也是与更大的系统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们每个人带入其中的原生家庭的模式，个人所拥有的应对危机的资源，孩子所应对着的学校，家长的工作环境，还有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的系统，彼此咬合交织，一环套一环。

认识到这些，并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真正地看见在我们眼前展开着的世界。是的，你可以哭诉家会伤人，抱怨每个家关起门来都是疯人院，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仍然拥有改变和成长的可能。孩子的病、家庭的痛，其实也是在提示每个家庭成员应该去做出的改变。就像林红曾经说过的那样， “一些孩子是在用他们的症状，用他们自己承受的巨大痛苦，来推动整个家庭的改变”。 从这一点来看，这些能走到镜头前，讲述家庭困境的人们都已经足够勇敢。

什么样的家庭是好的？ 我不知道那位母亲最后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但我很喜欢工作坊结束时，林红对一位始终戴着口罩，少有发言的女孩所说的话： “原生家庭肯定对我们有影响，但我们每个人还是要走自己的人生路。你马上就要18岁了，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以后会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更好，也可能更不好，但那是他们的人生。你可以去外面寻找自己的资源，推进自己的人生。”

《三联生活周刊》自制家庭治疗纪录片

《我家的孩子不想上学》三集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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