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与一战时期兴起的“形式主义”美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谢诃洛夫斯基作出了“艺术就是技术”的著名论断,强调艺术创作中怎样表述比表述什么更重要,因为人们欣赏艺术时的乐趣来自过程而非结果,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家展示技巧的过程。用先于谢诃洛夫斯基四百年的意大利文论家、“三一律”发明者卡斯特罗维屈罗的话来说就是:“艺术的真谛就是体会艺术家创作过程中如何克服困难。”越难越高明:以手穿针不算什么,以脚穿针就可搭台子卖钱,有道是“难能可贵”。形式主义者认为,技艺能将家常的酸醋点化成醉人的佳酿,让灰蓬尘封见惯不怪的日常物件焕发奕奕光彩,让观众瞠目结舌之后狂热地大声喝彩。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过程。它的效果是由观众求新猎奇的心理决定的。试问被胡适视为进化史上的“遗形物”的“乐曲、脸谱、嗓子、台步、试把子”有多少不是卖弄技艺博取观众喝彩呢?欧阳予倩有言“旧戏者,一种技艺而已”。早期中国新戏倡导者的评论常常流于偏激,不大经得起仔细推敲,因为他们常常志不在艺,没心思对戏剧艺术说出个一二三四,分它个青红皂白。他们心里热腾腾地燃着社会革命的热焰。话要说回来,即便真如钱玄同希望的那样,将种种“技艺”扫荡干净,社会革命亦不见得随之成功。但“旧戏”归根结底表现的多是一种刺激感官的美学,这一点“五四”先贤们应当没有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