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考大学,发愤非入清华不可,主要吸引我的除了学术地位之外,实实在在的就是那图书馆了。
清华的老图书馆当时在高等院校中是颇有名气的，除了藏书之外，那建筑本身与大礼堂同为清华园的象征。
单是阅览室的地板是用贵重的软木铺就以免走路出声这一点就可见设计之考究。那时大图书馆的常客一般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座位。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
借书手续简便，不存在管理员态度问题，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书是怎样借出来的，似乎到图书馆总可以读到自己想读的书，一切都那么自然。我那时除上课和参加音乐室的活动外，差不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我并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地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或是与课程有关的书。在那个年龄(现在时髦话称为"花季,')对知识世界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脑子像海绵一样,吸收力也强，听到过的中外名著恨不得都流览一番，与古人、洋人神交,其乐无穷。
这些大杂烩究竟对我起了什么作用，实在也说不清，那时还不懂得用某一个标准和理论来批判、选择，大约是未免泥沙俱下的。不过养成对书,特别是对图书馆的特殊感情是真的。
每晚坐到闭馆(大约九点或十点钟)，然后恋恋不舍地回宿舍。宿舍十点钟熄灯，决不通融，许多同学都备有油灯，一灯如豆继续读书，到夏夜灯罩上布满扑灯自焚的小虫，看书看累了数数虫子也是一趣。
那种"开夜车"纯属自觉，决非为应付作业或考试。平心而论,文学院的功课比起理工科来是比较松的，或者说弹性很大,考试不难应付。主要是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在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时提到种种名人、名言、佳作、警句.乃至历史公案，像是打开一扇扇小天窗，起了吊胃口的作用，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都想进去看个究竟，读到胜处不忍释手,只好挑灯夜读。(也许我有幸遇到的都是好老师,自小学开始,享受到的读书乐远远超过读书苦,似乎很少有时下学生负担过重叫苦不迭的体验。)
到了四年级,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开始享受可以入书库的特权。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自以为是登堂入室了(现在想来当然是不知天高地厚)。
同时又有一种挫折感：这一片浩渺的书海何时能窥其万一？不由得心中默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惊叹两千年前先哲的睿智。从此以后经常发此感慨。
但是说实在的，那种感慨还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之作，明知"'殆而已矣",却不妨碍我孜孜于"以有涯逐无涯",乐此不疲。
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名教授担任。例如胡适之、李大钊曾主管北大图书馆，这一事实之为众所周知，恐怕同中国革命的历史伟人与之发生联系有关。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
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会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一白话一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的都不看，怎么得了。
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
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直到多年之后从回忆他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那次讲话陡然浮现在脑海中，似乎感受到了当时没有体会到的深切的忧思。他忧的是学生不读书，不读要动脑筋的书——怎么得了!当然他没有想到以后种种。
彼时的清华园决不是田园诗般的读书胜地。
我在校的年代刚好跨越解放前后，前期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然后迎接解放，后期思想改造运动、镇反、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土改……
整个期间经常听到被引用的是"-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的名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
在那敌寇压境，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这句话曾唤起多少热血青年投笔而起,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奔赴战场！
而从那时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总是处于动荡多事之秋，校园内的书桌似乎从未放稳过，投笔从戎，投笔从政者陆续不断，《可读书》一文说到清华多出大官恐怕也与此有关。
余也不才，总是眷恋那读书的生活，但是并非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记得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我正从钱钟书先生做毕业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领域，我是班上唯一选此类题目的，能得钱先生亲自指导当然是毕生的幸运。
但是当时气氛决不容我安坐图书馆，埋首故纸堆。
我也着实痛下决心放弃这一切，坚决报名参军。尽管未被批准，我的论文计划和校园内轰轰烈烈的气氛已很不协调，一位同学在图书馆见我翻阅那些书，责备说，你还看得下这样的书！
令我汗颜不止。
按照原来的框架做不下去了，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至今想来愧对老师，但是当时老师还是很体谅，宽厚地给了一个高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