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哥的南极之行：一件羽绒服和它带来的底气

极地八小时

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南非的夜色里，王昱珩从开普敦的酒店出发了。去南极的飞机没有起飞时间，没有座位号，随时准备出发，也可能随时取消航班。一切就绪后，王昱珩登机了，他将乘坐7个小时，跨越5300公里，抵达终点。

舱门打开，南极到了。连绵不绝的风声和漫无边际的白迎面扑来，王昱珩的「极地八小时」正式开启。

集齐了「世界冷极、世界风极、世界旱极」三个极端称号的南极，一年有两个季节，一个很冷，另一个更冷。这里几乎是地球上气候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它充满变化，充满考验，但同时也充满诱惑。

当身临其境后，王昱珩发现，南极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枯燥，一片白茫茫之中，没有路，没有人，鸟很少见，植物想都别想，连遇见一块苔藓都要靠碰运气。「在那里的人必须学会自娱自乐和苦中作乐，日子是很难过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科考队员们常常一待就是十几个月。王昱珩像抽取样本一样，体验了和他们同款的、在南极的一天——

一大早，队员们接到任务，需要在零下20度以下的极寒户外，卸下物资并运进科考站。

随后，王昱珩跟随考察人员一起取冰芯、取气象数据，还去拜访了俄罗斯站 。

下午两点，接到风暴警告，风速可达到每秒90米以上，需要尽快回到科考站。

 「风像刀割一样，但身体是温暖的。」王昱珩裹紧衣服——这件红色羽绒服，是科考队员们的同款。他测了体温，29.9℃，「保温还是很好的。」 作为波司登品牌大使和南极体验官，亲身感受羽绒服的保温效果，也是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

过去的时间里，尽管王昱珩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但对他来说，南极始终是不一样的。「独立于世界的尽头，南极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过人类文明的区域。如果地球是一幅水墨画，那南极就是这画中最后一片留白。」王昱珩曾在文章中写道。所以，尽管充满变化与考验，那里依然是他的神往之地。

这是王昱珩第二次去南极。早在2018年，他以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南极大使」的身份前往南极，见证了这里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不过，在那一次出发前，王昱珩希望可以看到 100 种白，结果「后来我看到的是 100 种黑」；而这一次，王昱珩希望可以看到上次没有看到的帝企鹅，但可惜最终没能如愿。

所以，当我们期待王昱珩用三个词形容南极，他没有提及壮美、敬畏，或者诸如此类的描述，而是说：遗憾，遗憾，和遗憾。但同时，恰恰因为这种遗憾，又将会反复把人引向南极。

过去这些年里，王昱珩曾经带女儿去过很多地方，但他说，自己不会带女儿去南极。「我已经带她看过极光，也去过亚马逊，我觉得要给她留些遗憾。」王昱珩说，「不能在上大学之前全去了，尤其像南极这种极其极端的地方，应该让她自己发自内心地想去，这样会更好。」

对王昱珩自己而言，南极这片极寒之境，也充满着极致的魅力。离开丰富、便捷的生活，去往那片枯燥、寒冷的大地，是人生中珍贵的体验。如波司登此前发布的视频《感谢寒冷》所说的那样，面对每秒50米的杀人风，谁都会恐惧，最终谁都会和恐惧共存，并获得欣喜。顶住漫长的极夜和孤独，感谢寒冷，给我们的启示比任何书籍都要多，让我们知道这个星球的过去和未来……在最寒冷的地方感谢寒冷，让我们穿过暴风雪，确认自己。

水哥的行李箱

有了上次去南极的经验，王昱珩对那里的气候有了大体上的了解，这次的准备工作，也显得得心应手了不少。

出发前一晚，在南非开普敦的酒店里，同行人看到王昱珩正在收拾行李。他秉承着「精简」、「轻量化」、「有关键的东西就够了」的理念，只带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便携拍摄设备和电池，防风防止雪盲症的墨镜和雪镜，手套、雪地靴、防晒用品，为数不多的行李中，还塞了一包水果，在南极，水果蔬菜非常珍贵，这是他专门带给科考队员们的。

除了这些，王昱珩的行李箱里还有一件被他称为「保命装备」的中国南北极考察同款——波司登极地极寒羽绒服。

上次去南极的时候，王昱珩穿了两件其他品牌的羽绒服，但两件裹在一起，整个人变得臃肿笨拙，很多动作无法做到，行动非常不便。但这一次，他最大的感受是「轻松」：「科技进步的体感就是越来越轻盈，越来越自如，其实最好的科技就是让你忘掉了你身处一个恶劣的环境，或者一定要为它重装前行，其实有的时候很轻松，轻松背后才是真正好的科技。」

这份「轻松」是如何实现的？王昱珩特意去了解过，在极地严寒环境下，光保暖是不够的，容易「一动就热，一停就冷」， 所以羽绒服能够满足动态御寒非常重要，这就需要衣服会呼吸，能够把多余的湿气呼出去。

为此，波司登设计了北极熊绒仓结构，这是一种立体、错格叠态的充绒结构，羽绒分布更均匀， 360°无冷点，满足了保暖这个前提。

同时，它还设计了南极鲨鱼腮式排湿呼吸系统，为羽绒服赋予独立的呼吸系统，达到温湿平衡，高效排出湿热气体，时刻保持干爽体感，运动时，热气和湿气能够从里面排出去，停下来时，冷气和水汽进不来，不仅保暖，还更透气。

值得一提的是，波司登羽绒服采用了G-TEX 轻量化面料，20D极轻里布，将轻量化做到极致，在保暖透气的基础上，王昱珩口中的「轻松」最终得以实现。

这次去南极之前，王昱珩还在波司登极地研究中心的极端环境实验室完成了一系列环境适应性训练。他知道，在南极，只有静态保温是不够的，运动状态下更能检测装备是否可靠，所以在零下35摄氏度的空间里，王昱珩做了30分钟的运动测试，他发现保暖和透气可以兼备；他还做了强风测试，在实验室最高的9级风速的20分钟测试下，丝毫没有感觉到钻风。

但走出实验室时，王昱珩表情没有太多的兴奋。这毕竟只是模拟测试，只有亲自踏上南极的那一刻，真正的考验才算开始。

但站上苍茫冰川的那一刻，王昱珩彻底放心了。他说，能够感受到，衣服背部鲨鱼鳃形状的排湿系统很有价值，就像身体在呼吸一样，多余的水汽可以从上下两端排出，这样温度和湿度控制得刚刚好。

「经过了这一天，我对波司登的极地极寒很有信心，它有这个实力陪伴南极的工作人员，应对南极的考验。」王昱珩说。

归来·大爱

「极地八小时」过得很快，最后二十分钟，王昱珩告别普里兹湾，去乘坐返航的飞机。对王昱珩来说，他的南极八小时体验到此结束，但对科考队员们来说，他们还将日复一日，度过无数个这样的八小时。

今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早在1984年12月30日，中国的第一支南极考察队首次登陆南极洲，并在次年2月20日宣布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落成，自此，属于中国的极地考察故事拉开帷幕。

2024年10月30日，在40周年的特殊节点，南极考察队开启了第41次南极之旅。王昱珩与考察队同行，并体验了他们的一天。事实上，王昱珩本身的成长历程，也几乎和这段历史同步，他今年44岁，见证了改革开放，也见证了极地考察在中国的发展。

王昱珩记得，他小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不是说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北京的冬天只有大白菜一种菜」。但40年后的今天，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

40年里，中国的极地考察事业也在飞速发展。在南极，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秦岭站相继落成，冰穹A的最高点被准确测绘，南极科考队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态学等领域取得了诸多世界公认的科研成果。

「像我们昆仑站的位置，是很多国家十几年科考也没有到达的位置，只有我们到达了。」王昱珩在其中感受到了一种自豪。

波司登创始于1976年，比王昱珩大四岁。和王昱珩一样，这个有着40余年历史的品牌也见证着中国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王昱珩回忆，最早在王府井见到波司登卖羽绒服，「拎着的袋子上还没有那么强的品牌痕迹，但到今天，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国字号产品，还在支持着中国的极地科考事业。」

1998年，王昱珩考上清华，同一年，波司登首次支持国家极地考察工作，波司登羽绒服随中国北极科考队出征格陵兰豪威德岛，见证北极科考历程，并首次助力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次年，波司登随「雪龙号」南极科学考察队远征南极，再战极地高寒，此后持续助力南北极科考。至此，波司登也成为了第一个征服「地球三极」的中国品牌。

2019到2023年，波司登持续助力了第36到40次极地科考；今年，极地科考40周年，波司登与极地研究中心举行中国南北极考察合作签约授牌仪式，并成立联合实验室，随后，再次助力中国第41次南极考察队出征，王昱珩也从初出茅庐的少年变成了走遍世界的中年人，从南极科考事业的旁观者变成了见证者。

王昱珩说，有时他去德国、法国、英国，经常发现出机场第一眼见到的广告是波司登，「这40年，我觉得是我们走出去看世界的40年，也是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样子的40年。」

从南极回来后，王昱珩依然会回想起那一天的许多时刻。他甚至回味过那些科考站的名字，「不仅有长城站、中山站，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泰山、昆仑山，分界南北的秦岭，可以看到在命名的时候，我们把很多希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都放进去了。」

在世界尽头，他不仅看到了希望和文化，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感情。「越是在这种冰雪覆盖的旷野上，人与人之间越是洋溢着无条件的热情。」他说，「在这片冰封的大陆，每一步脚印每一口呼吸都依赖着同伴的陪伴与支持。在这里我们放下了国籍的标签，跨越了语言的藩篱，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追求关乎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关乎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而波司登守护了这份结晶与大爱，用温暖世界的心去温暖极地勇士们，一次又一次陪伴中国科研人员踏上这片冰封大陆。

离开南极前，王昱珩站在舱门前，回过头朝着送行的人招手。每个人身上，都是同样的红，那一刻，与子同袍，成为世间最珍贵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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