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导演管虎的电影生涯及其作品，包括其在电影行业的贡献、对战争的理解及导演的作品如何体现他的思想和情感等。从艺术电影到商业电影的转型，从市场反馈到艺术表达，管虎的电影作品展现了他的导演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管虎是中国电影界的顶尖导演之一，以其战争题材电影著称。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八佰》、《金刚川》和《狗阵》等。他的电影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艺术电影的坚守到商业电影的拥抱，再到类型电影与作者电影的融合。
管虎对战争的理解入木三分，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战争细节和反思历史叙事。例如，《斗牛》中对战争中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以及《八佰》对历史真相的打捞和对战争场面的精湛制作。
管虎能够在商业电影和艺术表达之间取得平衡，他的作品既能够吸引观众，又能够传递深刻的思考和情感。例如，《老炮儿》和《杀生》等作品在商市场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和思考深度。
管虎的电影作品对市场有着独到的贡献和影响力。他的作品能够吸引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并拓展潜在票仓。同时，他的作品也反映了社会新旧阶层的分化重组，展示了他的敏锐观察和捕捉能力。
管虎作为一位抗战老兵的后代，对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他的创作理念体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关注。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以及他对人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理想主义的坚持。
喜欢管虎是因为《八佰》，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战争片，也因作为“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拼图属性，亦是一张极为适合向外界展示的文化名片。然而公映时流年不利，未有机会奔赴欧洲参赛，也未能代表中国电影冲击次年的奥斯卡国际影片。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管虎2024年上映的《狗阵》，却出人意料地在十八年后替中国电影捧回了一座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大奖。
在去年5月的戛纳获奖现场，管虎除了提到近年去世的父亲——表演艺术家管宗祥，还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站上戛纳的舞台，以后会常来”。
这番话令我突然意识到两件事：
其一，这个长期缺席国际影展的创作者，如今是为中国电影挣名的人；其二，在市场化的维度下，他在现阶段也交出过令人信服的答卷
。
也是这样的契机，让我想在一个前一年市场惨淡、后一年又唯票房论的嘈杂环境下，谈谈中国导演里这个“不合时宜”的中流砥柱。
从中国导演的谱系来论，管虎属于标准的第六代。
第六代刚从电影学院毕业那阵子，虽然还受媒体眷顾，但彼时经历转轨阵痛的市场却很萧条。
用老舍名篇《断魂枪》里的话说：“这是走镖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
制片规模的困窘，既反映在那一批人初出茅庐的选题上，也框定了后世对于第六代的集体印象：如偏重个体叙事，都拍作者电影，极具先锋意识等等。以上无论内含多少褒义，似乎又在暗指一整代创作者都缺乏制造票房爆款的能力。
而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提到愈发流行的电影工业概念，观众可能首推从市场化环境下孕育的郭帆、饺子、乌尔善们，而忽略了第六代里还有一个管虎。
在第六代导演中，管虎既是典型，也是例外。
典型，是他对时代语境下小人物的关注，如跨界拍剧前执导的《头发乱了》《上车，走吧》，以及去年那部《狗阵》；例外，是他也能通过易被主流观众接纳的视听语言，承载一些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如《八佰》《金刚川》，以及未来的《东极岛》。
《狗阵》上映时，有媒体打出标签，说这是“管虎个人风格的回归之作”。言下之意显然是跳过了工业电影，指向《杀生》《斗牛》等带有浓郁作者性的创作。
但在我看来，这份标签并不准确。
当一位导演能用“类型电影”与“作者电影”两条腿走路，能在不同风格的创作中随脚出入，恰恰说明他业务水平无短板，何以只将文艺片看成个人风格，而刻意忽略了商业片范畴呢？
一个更为客观的评判标准，是评论者不先预设立场，不将一部电影的票房与奖项做两份，不天然地认为能卖座的电影就一定不是佳作，也不固执地认为一部拿了重量级奖项的电影就一定孤芳自赏，劝退普通观众。
兼顾市场与艺术、类型与表达、宏观与细节、历史与当下，管虎不是唯一能达到以上平衡的中国导演，但他一定在那批最顶尖的中国导演之列。从电影格式上，他不仅没有陷入中年危机，反而进可攻退可守，这在一个技术上日新月异、并不断遭受外部冲击的市场，可谓主动把握了命门。
相比于陆川、宁浩等名噪一时却过早陷入“不应期”的金童，此时的管虎倒显得游刃有余。
仅从电影作品回顾管虎的导演生涯，存在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他坚守艺术路线同时深耕故事的阶段
。其代表作，如2009年的《斗牛》和2012年的《杀生》。
第二个阶段，
是他积极拥抱市场并试图以票房自证的阶段
。其代表作，如2013年的《厨子戏子痞子》和2015年的《老炮儿》。
第三个阶段，
是他驾驭主流类型片同时探索多元表达的阶段
。其代表作，如2020年的《八佰》《金刚川》和2024年的《狗阵》。
仅从数量上看，作为电影导演的管虎并不高产，但无论题材大小，他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
拿下第46届金马影帝和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斗牛》，长期以来的话题关注度都落在了演员表演上。但在我看来，《斗牛》在剧作层面已然相当成熟。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战争小片，已经体现出了管虎在日后驾驭史诗巨制的潜力。
作为一位抗战老兵的后代，管虎对于战争的理解可谓入木三分。比如日本兵脸上不规则的淤青，暗示了他们是一场不久前发生的肉搏战的幸存者。
这种独属于军人的战场细节，大幅提升了战争题材的质感，也使得它很容易从一众滥竽充数的“抗日神剧”中脱颖而出。
同时，《斗牛》也对一些既定的历史叙事进行了反思。
剧情清晰地呈现了如下对比：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是职业的，刚从农田穿上军装的抵抗者是半职业的，被动承担抵抗代价的受害者则是不职业的。所以，让军人顶在最前面，还是拉着老百姓一起顶，这不仅事关道德，更事关法理。
《杀生》是一部有着强烈仪式感的电影，它容易让人想起第五代导演擅使的寓言。
在《杀生》中，管虎以小见大地诠释了鲁迅笔下的“吃人”，他用长寿镇的习俗讽刺了旧社会的制度，从纲常伦理到封建思想，都不过是集体行使权力的文化建构。
而主人公所遭遇的那种温水煮蛙式的悲剧，也象征着自由精神在一个封闭僵化的体制下的困境。
第一次让我发觉管虎对市场有独到贡献的作品，是很难被划入某个单一类型的《老炮儿》。《老炮儿》上映前，院线并不十分看好这个缺乏明显卖点的创作，但它却凭借日均20%左右的排片份额累计斩获9亿票房，成为2015年的国产黑马。
从某种意义上看，《老炮儿》在商业上的成功和冯小刚的《芳华》类似，都出人意料地做到了吸引中年以上观众的入场，拓展了长期以来被市场部门战略性放弃的潜在票仓。
而在内容层面，《老炮儿》既对社会新旧阶层的分化重组有着独到而敏锐的捕捉，也将其间矛盾与京圈文化的“在地性”进行了嵌入式的铺排，不仅具有当下性，且显得生机十足。
《八佰》则是一部足以让管虎在中国电影史上留名的电影，不仅是因为它在影院解封后以31亿票房独自扛起“救市”大旗，更在于它对历史真相的打捞。
而在电影的专业环节，除了视效总监、战场指导等部门来自好莱坞，《八佰》的各个技术条线也都集结了国内的顶尖人才，如摄影层面的曹郁、录音层面的富康、美术层面的林木等等。这批业界精英的鼎力合作，奠定了影片堪比好莱坞A级大片的战争场面。
就在电影公映前后，该作的摄影指导曹郁与管虎下一部电影《金刚川》的摄影指导罗攀，双双取得了美国电影
摄影师
协会（ASC）的入会资格。
这一成就既意味着摄影指导领域对艺术家个体的殿堂级认证，也是由他参与完成的作品在工业标准层面的权威映照。
由管虎、郭帆、路阳联合执导的《金刚川》，则是一部有限时长内、有限规模下、有限视角中的准一流大片。在电影产业层面，它当然是“中国速度”的充分体现，但我最看重的是它的立意——
如何既讲好一个英雄叙事，又避免社会不良情绪的滋生，主创对这一尺度的拿捏可谓恰到好处
。
最后再谈谈《狗阵》，它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样，从电影格式上看，固然有疫情时期的权宜之计，毕竟当时的制片环境不支持拍大制作。但即便如此，《狗阵》也做到了言之有物。
《狗阵》令人感受最深的，自然是角色身上的韧性，在一个荒凉破败、有如弃局般的境地，仍然凭借不屈不挠的信念泛起微澜。这某种程度上也是管虎的心境：经历波折坎坷、高台低谷，一步当先地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只得收拾行囊，重新上路。
所谓边缘者，都是基于某种独特追求的自我放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