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一九九八年度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一个月的访问内容安排得十分充实，时间又十分紧凑，有时紧凑得甚至连上街漫步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这种旅行实际上是相当辛累的奔波过程。美国人不象中国人对外国访客那样迎往送来。在市区参观访问，决不是我们想象的每天坐在轿车里开来开去。在市区内几乎都是不断地步行，不断地换车，在规定的时间内，从市区的一个角落，及时地赶赴另一个角落。一些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对这样的接待方式颇不习惯，认为美国人对外国人不如中国人对外国人那样热情有加。据说，有一位受邀参访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回国以后就对这种苦累旅行颇有微词。
对于一个想亲身体验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访问者来说，正是通过这种高密度、大容量的考察访问，他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美国这样一个当今西方文明中最发达的国家，获得直接具体的亲身的体验与感受。在这样的旅行中，你在地铁上与邻座的一位萍水相逢的保险公司的女职员二十分钟的闲谈，所获得的对美国普通人印象，是你坐轿车所无法获得的。我在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内，估计正式见到的美国受访者不下一百人，确实对所访问的国家产生一种整体性的感受，获得到书本中无法获得的深入的认识。
美国人几乎都不会寒喧，见面就开始进入话题，一般都是开门见山，相当直截了当，例如，我所拜会的一位美国教授，他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问题？让我们讨论起来吧。”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主人对自己准备向客人介绍的话题，似乎都没有系统讲述的习惯，他们往往只谈十来分钟，就请访问者提问，就这样通过讨论来切入问题。这种谈话方式对于习惯于听系统介绍与讲解的中国人来说，往往颇不适应。因此，对于访问者来说，能不能恰当地、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具有渗透力的问题，是否使对方对你提出的问题产生回答的兴趣，能否把握住问题的要害，确实是使这种讨论式的访谈取得效果的关键。尤其是个人访问者，在两个人对谈过程中，谈话机会特别充分，有时把美国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作一点比较，往往会使主人谈话的兴趣倍增。对于访问者来说，通过密集的不断提问以及在提问中思考，并以中国的情况与美国进行比较，往往成为一种对自己思维能力与知识的自我考验。
在美国，有一个问题时时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贡献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以上我在荷尔顿所看到的，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这里指的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一个与“劳心者”的内涵相当的职业概念。更具体地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由于所受教育较高，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这些人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有别于平民百姓，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确认的信仰、价值与理念，献身于社会改造与改良的行动，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为理念而献身的行动倾向性，往往导致知识分子以某种自己认为合理的、全面的、带有乌托邦性质社会工程的兰图，来改造社会。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是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的。我在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人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象是“知识分子”，那他注定失败无疑。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进步、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倾向性。恰恰相反，美国社会中，这样一些关注社会、为社会事业而人士，相当普遍。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这“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每个专业的人士中，总有一些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我对此作出的一个解释是，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是一个社会阶层分层较为显著的社会结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这些精英分子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因拥有知识运思能力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因人文价值的执着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作出根本性整体性解决的人们。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论因素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而产生一种行动化的方向。
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更为概括地说，一个阶层分层较为明显，从而仅为少数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会，以及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的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
而美国是一个移民的社会，职业化程度很高，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中产之家，且人数众多，受教育的程度很高，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或依据，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
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有过封建社会的历史，因则也少不了贵族文化传统的遗存，贵族文化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温床，凡是有精英主义价值，就会有精英与平民的分野，就会有一种人产生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
如果这个社会恰恰又有许多困难、矛盾与无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与思辩能力的精英们，就会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发动机。而在美国，一则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二则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去刺激人们从形而上的理念层面去解释，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而美国是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的社会。美国人的责任感，则由那些专业人士来体现，他们关注社会，但已经不是怀着精英主义的优越感，而是以一个职业人士的身分，他们从事什么的职业，受过何等教育训练，与他们从事的政治公益事业并无直接的关联。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如同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他们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但却同时具有几分使中国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文化大革命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更需要有知识分子的推动。中国的普通民众受数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他们比较被动，思考问题较为具体，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他们不太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能动力量，中国还远远没有进步到无须知识分子运用理念来进行思考与选择的时代。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有太多的同性恋，（虽然不少美国人认为这很正常，甚至加州还通过同性恋合法的法律。）有枪支管理问题、有吸毒泛滥问题、有个人主义过分膨胀而出现的一些异化现象，有过多的家庭离异与破裂，有法律上的形式主义导致的不公正，这一点在辛普森案件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又例如，几年以前发生过的一位美国人把无意中进入其私家园地的日本陌生人枪杀而被宣判无罪的事，无论如何，对此中国人还是难以接受。在国际上，山姆大叔也显得过于自以为是，较少对其他国家的处境与问题抱同情的、设身处地的理解，（这些也都是使我觉得，实际生活中的普通美国人比传媒中的山姆大叔更可爱。）等等。另外还有许多社会消极问题在短期访问中是不能看出来的。
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个文化的知识分子，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我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必要的。我完全相信，一个在美国住久的人一定会发现美国更多的短处，我也知道，一些在美国长期生活的人会认为，我对美国社会生活中这些走马观花的观感过于肤浅。
我之所以认为，发现另一种文化中的长处，对于出国考察者特别重要，还有一个人们往往忽视了的原因，那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缺点与消极面的了解与认知，要比对那种文化的优点与积极面的了解与认知更多，这是因为，正如本文前面就提到过的，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是新闻的本质就是报道坏事与反常的事，是报道“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例如，我们一般非专业人士，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并不知道印度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地经济增长。因为这并不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电视新闻报道者对此没有兴趣。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形象，也通过新闻传媒“考贝”给了中国。 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形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的中国形象“考贝”过来的。
美国对中国的报道与对印度的报道一样，如果说，中国的报纸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国内的事是“只报喜不报忧”，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则反其道而行之，“只报忧不报喜”。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来到另一个文化中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他应该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来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知识分子更为敏感，他们对本国的事务更具有一种天生的批判精神。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更有利于他们对那些他们在异国所看到的东西去作出解释与判断；他们义不容辞地理应让他的国人共同分享他的机会。自近代以来，最早去欧洲的郭嵩焘是如此，严复是如此，五四以后大批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也都是如此。既然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当人们有机会到了另一座山上，不妨回过头来对两座山的特点多作一些比较，这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的意义所在。
本文节选自《中国的大转型》，有删节
萧功秦著/新星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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