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是3月14日，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当然，我说的不是什么“白色情人节”。在过去两百年的人类文明史上，3月14日这一天，有着比这个节日重要得多的意义。
1879年的3月14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巴登-符腾堡的小城乌尔姆。在他两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881年的3月14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从此走上职业医师之路。又过了两年，1883年的3月14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城里的寓所逝世。
就这样，3月14日这个神奇的日子，在冥冥之中把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三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在他们各自生活的年代，这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探索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他们是两百年来改变人类命运的三位伟人。
他们都是犹太人。
仅仅凭这三个名字，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民族之林。如果再仔细算一算，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这个民族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你会大吃一惊：
自有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毫不客气地领走了13%的文学奖杯、19%的化学奖杯、26%的物理学奖杯、28%的生理与医学奖杯、41%的经济学奖杯……整个20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超过22%的人是犹太人或者有犹太血统。
此外，在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普利策奖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奥斯卡奖的得主，是犹太人；占人口总数不足3%的犹太人，操纵者全美70%以上的财富；而如果再把过去两百年里在各行业里的涌现出的具有犹太血统的“天才”罗列出来，你可能会瞠目结舌。
不要忘了，犹太民族总人口不超过1700万，只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0.3%。
02
稍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民族经历的是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苦难岁月，甚至几经屠戮，宛如穿行在一条炼狱之路上。
大流散之后，犹太人处境愈发悲惨；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都属于“少数民族”，那些拒绝改宗的犹太人，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犹太人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遭迫害、驱逐、甚至屠杀。特别是，在世界性的反犹浪潮中，即便是背井离乡，犹太人也几乎未得到片刻的安宁。
在学者辉格看来，“中世纪的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无权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留给犹太人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因没有垄断权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正是出于这样的“无奈”，犹太父母更愿意投资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参见辉格：犹太人为何特别聪明，原载“大象公会的博客”）。
也正因为如此，坊间的那些传闻，诸如“犹太家庭里，书橱要放在床头，放在床尾被认为是对书不敬”；“犹太人从不焚书——即便是攻击自己的书”；“宁可变卖所有财产，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当老师和父亲同时坐牢，当儿子的一定要先保释老师”之类，虽然不免难免或者演绎，但也可以看出，对教育、阅读和理性思维的极端推崇，是犹太民族能够历经劫波而不断为人类文明输送伟大智慧最重要的原因。
公元12-17世纪犹太人的迁徙路线
03
2002年，美国经济学家波第西尼（Maristella Botticini）和埃克斯坦（Zvi Eckstein）在波士顿大学的自助餐厅里开始了对于犹太民族经济史的探索。经过长达十年的跨学科研究、会议讨论和沟通，他们于2012年出版了上下两卷《蒙择之民》（The Chosen Few），试图开创性地以经济学与人口理论，对“犹太天才论”给出自己的解答。
两位作者发现，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全世界犹太人口的数量从至少500万锐减到了约100万。但是，这消失的400万犹太人中，只有一半的是死于战争和自然的人口衰退，那么剩下的那一半，也就是差不多200万犹太人，到哪里去了？
在两位作者看来，在那几个世纪里，这200万人是自己主动选择逐渐淡化自己的犹太身份，最后彻底脱离了犹太民族。
原因很简单，作为宗教少数派，流散的犹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持身份独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阅读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经典，这意味着，养孩子就必须花费大量金钱进行教育投资。
对于那些从事精细手工业、商业、金融和管理类职业的家庭，由读经而获得的读写能力固然可以带来额外回报。但对于那些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家庭来说，这些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不会产生回报，反而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犹太社群。
从历史的表象看，公元一世纪时，90%的犹太人口从事农业活动，到了七世纪，90%的犹太人口从事商业活动；而历史的本质则是：并不是犹太人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是那些无力接受良好教育的贫穷犹太人，都不再是犹太人了。而那些幸运的保留了犹太身份的人，无论个人能力抑或家庭背景，在社群里都居于上流的。
这样，个体对是否改变信仰的权衡，实际上对族群的智力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选择压力，但这一选择不像自然选择那样，是以影响个体生存机会和繁殖数量而起作用，被“淘汰”的个体并未死亡或绝后，只是离开了群体，但是就塑造族群的遗传特性而言，两种选择机制的效果是等价的。
尽管这样的理论，尚未成为普遍共识，却同样映证了前面的结论：教育是犹太民族优秀基因绵延不绝的第一动力。
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教徒（哈瑞迪）手持《妥拉》经卷在庆典上跳舞。哈瑞迪不工作，以研习犹太教经典为毕生志业
04
社会学家周孝正，曾听福建省官员讲起这样一件事：
几年前，耶路撒路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的恐怖袭击，炸死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这两名中国人都是福建人，是去打工的。以色列政府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协商赔偿事宜，经过中国领事馆核实，这个中国人是非法入境的偷渡客，按照国际法，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
后来，以色列政府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的结果是，以色列政府理应对在以色列国土上无辜的任何人负有责任，这是道义问题；至于这个人在法理上的身份，是法律问题，二者遵循完全不同的原则。因而，两名死难者，有权被一视同仁的按照以色列国民待遇进行善后。
会后，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农民工的家人，抚恤金标准如下：
死者健在的父母按照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老人去世；未成年子女按每月1100美金的标准发放直到成年；有妻子的按照每月1700元美金发放直到去世。家属要求一次性支付，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最后支付的金额是每位死者赔偿70万美金。
据说，消息传开后，一度在福建掀起了去以色列打工的狂潮。
以色列政府就是这样对待偷渡打工者的：没发现，你就在那儿打工；发现了，政府出钱购买机票送你回国；死了，按照以色列国民标准抚恤。
2001年，丽江发生了以色列游客不慎在虎跳峡落水的事故，在中国方面多方寻找无果后，宣布放弃搜救后，以色列政府派专机，带着专业的搜救设备和一个专业搜救队来到丽江，并高薪雇佣中国人沿江几百里进行拉网似的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在周孝正看来，“一个这样对待它国和自己死去国民的国家，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坚信，这是个好国家”。
这个苦难的民族，在多年的战乱动荡中，在长期的漂泊迁徙中，在饥饿和苦难、杀戮和欺侮的磨难中，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在逆境中砥砺发奋，顽强发展，不仅没有倒下，竟奇迹般地在科技、军事、教育、现代农业等领域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部分图片来自《犹太人为何特别聪明｜大象公会》大象公会的博客，2016年3月10日。特此致谢
《蒙择之民：
教育如何形塑了犹太人的历史》
M.Botticini & Z. Eckstein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