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革命时期的英国农业史及乡村社会变迁 | 微思客读书会

容天 | 微思客读书会第四期成员

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力求综观整个欧洲乃至与之紧密联系的外部世界在双元革命时期的历史变迁轨迹。为使读者能够一窥此时期欧洲变迁的堂奥，作者囊括了双元革命时期的大多数议题，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圈地运动、反《谷物法》联盟、工业革命、劳动贫民、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单一议题的探讨中，如农业领域问题，作者又不局限于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还引领读者横跨许多地域，就中欧、东欧、西欧之海外殖民地等不同区域展开农业所有权的具体分析。

除了地域跨越广泛之外，作者追求的“整体再现”还有另一层意涵，即 作者不将某个专门史 （如经济史） 单独跳脱于整体历史脉络之外 ，而 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政治脉络下加以宏观历史角度地观察 ，因此本书除了将历史事件的细节及情境描述出来作为论述主轴以外，还尝试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因素重新加入，以求还原双元革命时期整体复杂牵动的历史面貌。

关涉、描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决定了企图完整观照作者每章节的主题及分析诠释过程非本文篇幅所能，本文更倾向于 聚焦双元革命时期的英国农业 （确切说是英格兰地区的农业） 及乡村社会变迁 这个单一议题，尝试就此部分内容展开更具体细致的探索，以求为理解英国农业制度转变积累更多具体而微的例证。

圈地运动

（图片来源：goo.gl/d7HtWu）

正如作者所言，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开端（1789年），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的世界主要是一个 乡村世界 。这从以下两点可得到简明地验证：首先，按照我们现代的“城市”标准（居住人口50万以上称为“城市urban”）来判定，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数量均非常有限；而从经济特征来看，当时各国地方城市的繁荣多来自农村及农业经济。其次，各国的城市人口在本国总人口中是绝对少数：“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五分之四的欧洲大国。”

因此可以说，双元革命时期的土地变革在“欧洲大国五分之四的人口范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由于农产品价格（尤其是谷物、肉类价格）关系到每个社会个体的生存成本问题，在特殊境况下甚至决定了某个社会阶层能否按照原有预期原封不动地“生存”下去，因而对这一时期发生在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变化进行梳理讨论，具有特殊重要性，所以作者在第一、二章即首先交待了1780年代欧洲各个区域的农业发展情况。

而在第八章《土地》中，作者则是首先透过最传统的经济承载体、且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土地（重农学派观点）来加以论述，再逐渐推演出双元革命对传统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及农业的多重影响。 传统土地制度所承载的劳工、资本与人口流动情况在1789-1848年间资本主义土地关系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广泛、明确地转变。

作者将这种转变比喻成融化“冰帽”的过程，作者将传统土地制度对生产效率的限制比喻成覆盖在经济增长沃土之上的一顶巨大冰帽，“土地变革”的最终方向就是突破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对生产效率的局限。这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零卖。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

（图片来源：goo.gl/CwSxMH）

实现这三个方面变化的经济体便可称其为确立了 资本主义土地关系 ，也即实现了作者所指称的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土地变革”。

与之相对应的，作者认为妨碍资本主义农业确立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前资本主义地主 ，另一个是 传统小农 。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领主，他们使用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在这种条件下，领主仅依靠封建权力即可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没有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产量的动机。因为简单地提高地租、增加剥削率，毕竟比投入大量资金改进生产方便得多。这无法推动土地实际产出价值的提升，却可生产出他们王侯般的收益。而传统小农则局限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境况，缺乏动机也缺乏能力去改进土地生产管理模式，并探索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在资本主义土地关系向农村入侵的时代，这两大“障碍”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并引发其最痛苦的反抗。

因此，“（欧洲） 农业领域的变化 是本书所论时期影响最多人生死的基本问题，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此时期正在经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下面将从最早实现农业革命的英国开始进入具体案例的探讨。

提起英国的农业革命，我们马上会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圈地运动”作出的经典描述：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耕作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所谓 “羊吃人” 之说。

但是本书对“圈地”的过程叙述，却远不像马克思描述得那样具有戏剧性，因为所谓“圈地”，从十三世纪农奴制在英国解体就开始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换言之“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不能决定“土地变革”的全部。其次， 早期 （18至19世纪的议会圈地运动之前） 的“圈地”，主要出自佃户之间的自愿，而非领主强制下的结果 。而且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领主突破传统土地制度“冰帽”的过程同样需要更细致准确的分析，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放下了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