嗑着瓜子，看着热闹，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来找点乐子，寻求一些安慰。
没有几个人会不乐于听见成功人士突然破产、美女明星承认整容、抛弃自己的前任被现任劈腿等消息。尽管这听上去卑鄙又阴险，有幸灾乐祸之嫌，但爱看“热闹”属于人之常情——当然，处于“热闹”之中的当事人心情就不那么好过了。
不论贫富，都会吃瓜
“吃瓜群众”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词。它代表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
乍一听，吃瓜群众简直有点不可救药，但产生围观诉求是合情合理的，“看热闹”属于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们在遭受困难与挫折时，做一个吃瓜群众看看热闹，能够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让人恢复心理平衡。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生活不如意、活得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画家马精虎作品《围观》（2013—2014）。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镜像效应”。人们会把他人当作镜子，如果别人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自己过得不好，这就让我们不开心。人们会倾向于忽略这件事情，这就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否认；而如果别人过得不好，我们就越发想去关注他，甚至关心他，因为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们过得很好，至少没有遇上太大的灾难或羞辱，这对我们的自尊心也是一种补偿。
王宝强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是因为它戳到了人们的痛点。一个明星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被劈腿、被敛财，情节跌宕起伏犹如狗血连续剧，这让人在为他心痛之余，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疗愈感。人们会想，“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也没人认识我，但毕竟我老婆还睡在枕边，我的钱还乖乖地待在卡里”，很多人头一次对自己本来并不如意的人生产生了认同和满足感。
范冰冰参加马拉松活动，围观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吃瓜群众有一种危险的道德优越感
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残杀就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犹太人被迫害，正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犹太人高尚许多，所以灭掉这些人是应该的；侵华战争时，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肮脏、很懒，同样会产生道德优越感；文革时，自诩为工农子弟的孩子对出身不好的人实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行为，打他们、杀他们、灭他们，都是源于对自己的阶级所产生的天然的道德优越感。
这就是“道德执照效应”（moral 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让他做一点不道德的事情，他就会心安理得了。就像一个想减肥的人，在认真锻炼一整天之后，就不会为晚上吃了一个冰激凌而感到无比懊悔，毕竟他已经锻炼了一天了。
1993年9月12日，沈阳，看热闹的人群。图/CFP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不论从心理距离还是物理距离，我们希望和别人离得越近越好，对各种事情掺和得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纷纷扰扰之中，人们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自我认知，尽管这种自我认识几乎完全来自和他人的比较，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心理平衡。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让我们没有太多的个人和社会、他人的距离感。我们喜欢和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哪怕出趟国我们都说要代表中国，而不是代表自己。
中国人还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我们愿意把很多事情用道德来判断，包括对人性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都想赋予道德判断、道德意识。
而这些特质叠加，就显得国人尤其爱管闲事、爱八卦，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人们更早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隐私。
2013年，武汉国际车展，车模露点任人拍，引发大批观众围观。
吃瓜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不可否认，吃瓜群众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对于每一个看热闹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然对社会事件持关注态度，并且认为社会是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这对于个人自尊的实现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满足个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从社会角度而言，围观的负面作用大于其正面作用。围观有时会破坏距离感、规则感和法律感，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社会正义的伤害、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迫害行为。
而另一种围观，诸如微博、朋友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大量转发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关注度，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反过来这也是个悲剧——那么多社会事件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围观、靠草根群众的振臂一呼才能获得关注？
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围观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从长远角度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进步。
我们竟然需要靠媒体上的群众起哄来解决问题，这是个悲剧，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中国需要建立真正的媒体监督机制、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真正的民主沟通交流制度，围观绝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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