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奔涌向大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亿万年来，杭州湾张开双臂拥抱着浩瀚太平洋。改革开放号角吹响，钱江潮起，出湾向洋，奔竞不息。

得改革风气之先，拥开放地利之便，钱江两岸，创业创新灿然勃发，发展传奇壮阔上演。

时光流淌到2016年初秋。秋水长天，钱江东去，心潮逐浪。习近平总书记回到他风雨同舟六载、夙兴夜寐耕耘的这片开放发展沃土，主持G20杭州峰会。面对全球化遭遇挫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春风化雨、汇聚共识，推动世界经济航船满载“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中国方案”，从钱塘江畔再次扬帆启航。

也在金秋。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向世界宣示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东西双向开放”等等诸多新理念，以及他更早提出的“设施联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理念，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钱江两岸的干部群众倍觉亲切、备受鼓舞。

又到初秋。金染钱江，潮平岸阔，东海风来——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首次跻身全球集装箱吞吐量前三，全年货物总吞吐量已连续8年蝉联第一，正引领全球大港迈向“十亿吨时代”。这是习近平在浙江播下的一颗“蓝色种子”，今天开枝散叶，无远弗届，沿着“一带一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

大港雄起，金桥飞架，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挺进大西南，抓住入世机遇，千方百计走出去、引进来……

一步一履，一招一式。习近平在浙江工作的6年，秉持开放发展理念，谋篇布局，妙手落子，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作出许多重大决策，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载入史册、惠及后人，强劲支撑着浙江这个资源小省、经济大省勇立潮头，走在前列。这是我省开放发展迅猛提速，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6年。

开放发展，浩浩荡荡。历史照进现实。回望来路，习近平率领浙江人民开放图强，风雨兼程，迤逦行来。前日萌芽小于粟，今朝草树色已足。正是神州喜事时，本报记者沿着习近平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足迹，溯本探源开放发展新理念，重温谆谆教诲，聆听动人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刚到浙江工作时，浙江经济正经历阵痛。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先发优势不再，资源约束加剧，陆域小省的发展局限开始凸现。”时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刘亭回忆说。而此前一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市场豁然洞开，广阔蓝海高远莫测，战略机遇失不再来。在这一省情世情下，习近平赴浙履新不久，启程赴11个设区市展开首轮调研。他每到一地，必讲开放发展，一路播撒思想火花，沧海遗珠，烛照前路。

在嘉兴、杭州、湖州，习近平提出“特别要注重‘北接上海、东引台资’，做好利用外资这篇大文章，整体推进杭嘉湖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指出“如果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那么长三角的发展则是中国的最亮点”，“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和我省实际，我们要着眼于‘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共赢’，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外向型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并首次提出“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层的定期会晤机制”。

在宁波、台州、温州，习近平叮嘱要紧紧抓住“港口这个最大的资源”“开放这个最大的优势”；“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利用内资和引进外资‘两条腿走路’中加快推进经济发展”。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整个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是条‘短腿’”，多次强调“引进外资不仅仅是引进一些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新的理念、引进品牌和市场营销网络”，谆谆告诫当地干部“用封闭的办法是保护不了优势的，只有开放才能共赢”。

在金华、衢州、绍兴，习近平提出“对外开放这个问题，各个地方都要去努力，跟国际接轨，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不管离辐射中心远还是近，都要强化，这是对外开放的内在素质问题”；“要以扩大开放促发展，省内省外、国内国外，一切对我们加快发展有用的生产要素，都要大力地吸收和引进，同时也要千方百计地走出去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远战略，要抢抓当前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机遇”。

在舟山，习近平深刻阐述了发展海洋经济“三个有利于”思想，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发展后劲；有利于我省抓住机遇，进一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拓宽经济领域，增强综合实力；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丽水，习近平提出利用好侨资的问题，强调“要做好青田华侨要素的回流”，“为他们回乡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与君初相识，犹似故人归。在这趟被他称为“登门认脸”的首轮调研中，习近平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时不我待的历史自觉，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启发、感染着各地干部打开视野，谋划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思路。其中许多论及开放发展的观念思想，大音希声，灼灼其华，成为后来“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一开放发展重大战略决策的思想源泉。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市场经济“万类霜天竞自由”。如何看待本地企业远走他乡、墙外开花？这曾是摆在本世纪初浙江发展“十字路口”的一道考题。

“2003年前后，一些民营企业家面对资源瓶颈，选择到外省投资，当时省内有不同看法，甚至有所谓‘去浙江化’的批评，认为这是资本外流、企业外迁。”刘亭回忆，“当时，省内对于要不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仍然思想不统一。”

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习近平敞开胸怀，登高望远，辩证剖析，拨云见日。

2002年12月2日，习近平在省经贸委调研时明确指出：

——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到外省去，首先我们不能人为地限制他，而且他到外边去也未必是坏事，企业做大做强后都有个扩张的需求，无可厚非；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化的，不是说不让人家出去，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出去，我们在国际上还要“走出去”，外省当然可以去，何况还有帮扶西部地区的政治任务。

同月，他在赴台州调研时就企业外迁再次指出：

——要高度重视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利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跨区域流动，是一个必然的规律，无可厚非。但我们应着重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改进自身工作方面查找原因，勿使出现因我投资环境不佳和工作没有做好而出现的企业外迁和资金外流。

此后，习近平又在多个场合指出：

——民营企业要扩张、要“走出去”，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拦是拦不住的。对此，一方面要乐观其成，为我所用；另一方面要改善我们自身的环境，做到环境留人、政策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留不住也要设法提高“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的关联度；

——短期看，企业走出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长远看，企业走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腾笼”才能“换鸟”，壮大可以反哺，这更有利于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提高本土经济整体素质和区域竞争力……

正是基于“只有‘跳出去’，才能天高地阔，获取更大发展空间，只有‘走出去’，才能任尔翱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深刻洞察，习近平提出了“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著名论断，统一了全省开放发展新思想。

“2004年5月13日至23日，习书记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赴四川、重庆、湖北学习考察，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其间提出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思想。”刘亭回忆。

在结束考察几个月后，2004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全省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随后，在11月3日举行的省委十一届七次扩大会议上，习近平系统阐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思想。

由此，“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为浙江新一轮高水平、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发展的中心思想，在向东接轨上海、借“海”出海的同时，向西参与中西部开发，向北参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大批浙商北上西进，“大鹏一日同风起”，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浙江开放发展呈现“东西双向开放”的崭新格局。

周谷平，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时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对习近平鼓励浙大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印象深刻。

2006年10月29日，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成立，习近平亲自前往揭牌、奠基，他在致辞中指出：“共建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促进东西部合作的重大举措”，勉励浙大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要为西部发展多出成果，多出人才，多做贡献，努力建设成为浙江与西部合作的强大助推器、孵化器”。

在这一理念的感召带动下，西研院牵头整合浙大资源实施了多个东西合作项目，在2007年便开设西部MPA班，至今已培养700多人，2008年以来，陆续将稻田养鱼技术引入贵州、东桑西移至广西地区，更为浙大研发的先进技术带到西部牵线搭桥。

2004年5月16日，让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永生难忘。正率浙江省代表团在中西部考察的习近平，来到娃哈哈四川广元分公司。习近平当场肯定“娃哈哈在帮扶中走出了一条企业运作、市场导向、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路子”。宗庆后说，娃哈哈的企业实践完全证明了习书记“参与中西部开发，既发展了当地经济，又为浙江经济延伸了产业链，拓展了新空间，实现了浙江与中西部地区的双赢”的论断。从2002年开始，娃哈哈“西进北上”、靠近消费市场就地设厂的战略步伐越迈越大。娃哈哈在西部地区的年销售额从不到7亿元迅速上升到如今的逾百亿元，西部分公司达到21家。

2003年3月21日，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一行60余人驶向上海，开启了对上海、江苏的学习考察之旅，从此拉开两省一市“峰会”的序幕，长三角区域合作骤然升温。2003年因此被经济学界公认为“长三角元年”。

“在习书记到浙江之前，两省一市也有会晤机制，即2001年共同建立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制度，但仅由常务副省（市）长参加。习书记来浙江以后，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才正式设立，自2005年延续至今，每年由各省市‘一把手’出席。”正如刘亭回忆，正是习近平提议，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三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长三角一体化由此提速。

嘉善，江浙沪两省一市交汇之地，是习近平眼中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

时任嘉善县县长何炳荣印象深刻。2004年2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嘉善，主题就是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交流。“习书记首次来嘉善就面向全省的接轨上海工作提出了‘五个抓’，即抓统筹规划、平台建设、项目合作、完善机制和优化环境。”何炳荣记得，尽管那次调研离省委作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重大决策仅一年，但那时全省接轨上海已全面开花。交通上，两省一市联合出台“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旅游上，联合发表《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工商管理方面，两省一市在投资准入、市场规范、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人才方面，联合发表《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

“习书记离开浙江后，依然很关心接轨上海的问题。”2008年，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把嘉善确定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联系点，当年10月，已是嘉善县委书记的何炳荣曾赴北京中南海向习近平汇报联系点情况。“原本汇报只安排了半小时，最终习书记却和我们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何炳荣记得，在讨论联系点开展活动的主题时，习近平指出嘉善应重视城乡一体化、交通一体化问题，尤其是如何接轨上海。“一个小县要和大上海对接，最重要也最有难度的就是规划设计问题，在随后的交通规划中，习书记更给予嘉善批示指导，为我们接轨上海指明了方向。”

敏锐的浙商观海听涛、迅速响应，引进上海项目，赶赴上海投资，一时风起。自2003年到2006年底，浙江在沪投资的全资或控股、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的企业3.5万家，注册资金达1000亿元；仅杭州市便从上海引进项目1042个，协议总金额325亿元。

当年“千军万马抢滩上海”的情景，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省里接轨上海的号召提出来后，我马上组织董事会专题研究，很快就去上海、嘉兴等地寻求‘接轨’的机会。”南存辉回忆，“当时正泰在上海松江投资兴建输配电产业园，同时想在嘉兴一带搞个项目，作为对接大上海的‘桥头堡’，但一时解决不了用地问题。有一次，我当面向习书记提了出来。没过多久，工业用地的事情落实了。”这让他激动不已。

正是习近平的亲切关怀，正泰集团踏上接轨上海的第一块跳板，从此借“海”出海，逐渐成长为国际市场的弄潮儿。

南存辉清晰记得，2007年8月23日，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不久后，专门考察了正泰电气松江工业园。“当时我汇报说，几年前，省委和您提出让我们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那时我们还很难理解您的战略意图，哪有省委书记叫企业到外地去发展的。现在看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上海的、全国的、全球的优势资源整合进来，把浙江发展得更好。”

被习近平称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浙商，向来有直取制高点的雄心。上海的制高点就是人才和科技，捷足者“早有蜻蜓立上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德清的华莹电子便辗转向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攀高亲”，双方达成筹建科研生产联合体的合作意向，依托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技术支撑，成功试制出合格的晶体材料，可谓“接轨上海”的先锋。这种“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正是习近平在浙江所大力倡导的。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来到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有限公司调研。“就在习书记到访企业前两年，我们完成了与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合作，将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为我所用，补上了地方科技型企业的人才和科研成果短板，延续了‘产学研’结合的‘德清模式’。当时我也就此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他对此很肯定。”时任中电科技德清华莹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怀烈告诉记者。

借助上海、北京、南京等发展前沿地区的科研和人才资源，华莹电子成功创建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工作站，主持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企业年销售额和利润不断攀升。去年，企业销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利润则翻番。iPhone、华为、中兴等大牌手机中的关键基础材料——六英寸声表面波级黑化铌酸锂单晶片，华莹电子排在供应商前列。

隔着浅浅的杭州湾，东方明珠上海与东海明珠宁波遥遥相望，上海港与宁波港宛如长江经济带的一双“龙眼”。两座文化同根、人缘相亲的江南都会，两个处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T字型交汇口关键节点的大港，望穿秋水，天各一方。2008年，杭州湾跨海大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座曾经震惊世界的当年全球最长跨海大桥，不啻浙江海洋经济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的一座里程碑。

“2003年至2008年间，习书记曾六次视察大桥工程，包括他到上海和中央工作后。可以说，对杭州湾跨海大桥，习书记充满了感情。”时任大桥建设总指挥、原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勇动情地如数家珍：

2003年5月27日，习近平视察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桥址，指出“我们即将迎来大桥经济、大桥时代，开工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同年6月8日，他亲自出席了大桥工程奠基仪式；2006年7月12日和9月13日，他又两次视察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2007年7月22日和2008年10月30日，先后已在上海和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又一再视察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和通车情况。

尤其让王勇难以忘怀的是，2005年，工程遇到了资金困难，举步维艰。习近平不仅亲自过问，协调部门解决问题，还在同年4月的全省重点建设暨“五大百亿”工程工作会议上，专门就此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表态，‘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中之重项目。社会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是有战略眼光的项目，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希望民营企业各个股东积极配合支持大桥投资建设’。”

在习近平身体力行、持续关心下，2008年5月1日，总投资134.54亿元、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将上海、宁波两城的陆上距离拉近了100余公里，形成了“2小时交通圈”。短短几年间，大桥南岸的宁波杭州湾新区精彩蝶变，在一片滩涂上崛起了拥有大众、吉利、方太等领军企业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承接着沪浙两地科技、人才资源的开放融合效应。

宁波舟山港与上海港，一个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个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的大港，一桥飞架，直取对岸。各自依托港阔水深的黄金岸线、开放前沿的金融高地，优势互补，共同注资成立企业，从竞争走向竞合，联手担负起国家战略使命，携手掘金国际航运市场。与此同时，沪甬合作迅猛提速，“上海·宁波周”连续举办，签约大单迭创新高。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当下，一条意义非凡的黄金铁道——沪甬跨海铁路正在紧锣密鼓筹划上马。习近平10余年前明见万里的“大桥时代”开放发展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如何准确判断、辩证分析入世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2004年是浙江开放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年。” 省商务厅副厅长、时任省外经贸厅综合处处长张钱江回忆说，“同年先是召开了近年来唯一一次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会后一个月随即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现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的跨越。这样的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在这次会议上，“扩大利用外资”被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早在2002年底，习近平首次在温州调研时就指出：温州乃至整个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是条“短腿”，利用民资和利用外资“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走路”要好，利用外资不仅是资金的问题，背后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广阔的国际市场。

 “那时候习书记很重视利用外资工作，特别是大项目引进，我曾多次在他接待新加坡、俄罗斯等国驻华使节和外商时在旁陪同。”在时任省外经贸厅分管外资工作的副厅长傅杜尔看来，“习书记向外方介绍浙江投资环境不按固定‘套路’。不同的对象他都会像唠家常一样谈笑风生，让对方如沐春风，而对于来访者任何一个话题，他都能自然得体地接上，体现了丰富的经验，深厚的功底。”

坐言起行。2005年1月16日至22日，习近平率领由600多人组成的浙江代表团参加2005“港澳·浙江周”。“‘港澳·浙江周’可以说是浙江主动走出去，宣传浙江、扩大影响、促进合作，提升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重大活动。”傅杜尔仍记得，开幕式当晚，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台上精彩的绍剧《真假悟空》引来阵阵掌声，台下是浓浓的浙江乡音，忆桑梓、道乡愁、谈合作。

“在澳门，习书记的日程很紧，除了参加开幕式等主场活动外，还特别安排了葡语国家驻澳机构首席代表座谈会、有关商会协会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他在百忙中还不忘交代，对送来花篮的机构和个人要及时送去我们的感谢信，感谢他们对浙江的关注和支持。”

最终，那一次“港澳·浙江周”共签订投资项目153个，总投资额62.58亿美元，包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萧山国际机场与香港机场管理局的合资项目。

自那以后，美国“浙江周”、法国“浙江周”……一发而不可收。

另一种不拘形式、因需而设的大规模“走出去”也开了我省开放发展之先河。2005年7月16日至22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代表团赴韩国访问，并出席“2005浙江（韩国）投资说明会”。“投资说明会当天，习书记作主旨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挤满了人。”当时身在现场的傅杜尔回忆，当天韩国各大商会协会、企业界500多人参加了投资说明会，现场浙韩企业签订了40个投资项目，总投资11.68亿美元，LG、SK等一批世界500强巨头与浙江企业签约。

随后，习近平一路马不停蹄，先后考察了SK、晓星、LG、三星等4家大型企业。“每到一家企业，习书记都要介绍一遍浙江的投资环境。他在介绍中说，浙江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是中国发展势头最好、投资环境最佳的区域之一。习书记还吩咐我们，浙江企业在海外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重点关注，并及时加以解决。”傅杜尔说。

正是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年世界500强之首“沃尔玛”、浙江第一家外资银行日本“三井住友”、第一批外资保险公司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等国际500强巨头纷至沓来，浙江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说“两条腿走路”理论阐述的是“引进来”的道理，那么习近平引用的“地瓜理论”则生动阐释了“走出去”的哲学。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曾有过一番精彩的比喻：“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生动的话语，深刻的哲理。大批浙商在我省“三个千方百计”战略指引下，扎根祖国，扬帆远航。

正泰集团正是其中之一。“2003年，我曾在习书记办公室向他汇报正泰‘实施国际化战略打造先进制造企业’的计划，习书记听得很仔细，提出许多很专业的问题。当年7月21日，他还给我们发来贺信，祝贺我们启动国际化战略。”南存辉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正泰集团正是按照习书记提出的以多种方式“走出去”，沿着“一带一路”布局发展，在陕西咸阳投建智能电气西北产业园，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均有正泰投建的光伏电站，更已在北美、欧洲、亚太设立三大全球研发中心、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家国际子公司、22个国际物流中心，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

关心关怀、着力培育市场主体争当“走出去”的主力军，是习近平一贯的开放发展思想，他的足迹遍布浙江企业的车间仓库、堆场货栈。许多习近平调研过、关心过的企业也正沿着开放发展的路子积极“走出去”，活跃在“一带一路”的大道上。自2001年开始，吉利集团接连收购了瑞典沃尔沃轿车、伦敦出租车公司、马来西亚宝腾汽车等，成为习近平当年期冀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巨石集团产能“出海”，在埃及建起20万吨玻璃纤维生产基地，实践了习近平当年积极支持生产企业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的发展思路……

寒来暑往，春华秋实。2007年，习近平离开浙江的这一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768亿美元，比2000年翻了两番多，首次跨入千亿美元出口俱乐部；当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相当于2002年之前20多年之和。也是这一年，浙江核准在境外投资的机构达3039家，累计投资总额20.94亿美元，境外机构数居全国第一，星罗棋布于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19%，“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全省上下秉持习近平倡导的开放理念，纵横全球，勇立潮头。

从“外贸大省”到“开放大省”，再到省委书记车俊提出“开放强省”，“以‘一带一路’统领新一轮对外开放”，习近平亲自制定的“八八战略”始终指引浙江的开放发展不断实现新跨越。

海洋资源是开放资源，经略海洋就是扩大开放。

2003年1月，习近平第一次到舟山调研时就深刻指出，“海洋是浙江的一大优势”，要求“做好海洋经济大文章”。他说：“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我省扩大开放，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2003年5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又连续渡海登岛，赴舟山、宁波、台州集中考察调研海洋经济。他强调，我们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强省建设的重大举措抓紧抓实抓好。

3个月后，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发展海洋经济对扩大开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海洋是长三角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三角二省一市走向世界的共同通道。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不仅是实现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长三角地区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途径。”

之后不久，省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经略海洋宏图由此开启崭新一页。

时任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钟达回忆，当时，舟山发展步履艰难，陆域小、资源少，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习书记第一次到舟山，就指出了舟山丰富的海洋资源，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区位优势。”他回忆说，“习书记指出，舟山地处沿海南北航线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要冲，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海上门户之一，也是我省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条重要‘蓝色通道’。”

2004年9月，习近平在舟山调研时进一步明确指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舟山放在国际上、放在全中国、放在浙江省这样的位置上去考虑。越这么考虑，舟山的地位越不可限量。”钟达回忆说，“习书记的这些发展思路让舟山干部群众耳目一新，备感振奋。”

舟山群岛孤悬海外，没有便捷的交通，黄金岸线只能待字闺中。1999年，舟山人民世代梦想的“大陆连岛”工程上马。可起初建设规模较小。钟达说：“当时，对于建不建后续工程，很多人有不同看法，认为投资百亿元，就解决几座海岛交通不便的问题，不太值得。”

习近平却洞察发展大势，深刻地指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区域开放的基础，更是海洋经济与海岛发展的“牛鼻子”，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

早在2003年1月，习近平顶着凛冽寒风首赴舟山调研时就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连岛大桥如果建起来了，对舟山的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推动，对全省的布局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调整作用。无论从长三角经济发展推动方面，还是我们生产力布局调整方面，都会有积极的变化。”

设施联通，后来成为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中“五通”的重要内容。

仅4个月后，习近平再次登岛调研，最让他牵挂的是跨海大桥。他专程到金塘岛，察看了跨海大桥的选址，听取汇报。他叮嘱舟山干部群众：“舟山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桥头堡，舟山连岛工程不能单纯从解决舟山交通不便的角度来看待，而是海岛与内陆的重要纽带，是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的重要纽带。”

习近平一一过问舟山连岛工程的建设情况，并明确安排了由省交投、舟山和宁波三方共同担当工程的投资主体，解决资金难题。

2004年9月，习近平三赴舟山、再问大桥，明确要求连岛工程快马加鞭，争取早日建成。

东海明珠一线串，千里“江陵”一日还。2009年12月26日，在习近平殷殷关切、朝督暮促下，历经十年建设，总投资超过130亿元，绵延近50公里的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全线通车，从舟山本岛启程，跨越里钓、富翅、册子、金塘四岛，于宁波镇海登陆，全程仅一小时。舟山从此正式融入国家高速路网。

凭借连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水深港阔的黄金岸线，舟山挥动长袖、登台起舞。2011年，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设立；2016年，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落地；今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舟山乃至浙江，开放发展水平再迈新台阶。

舟山金塘岛，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集装箱集散枢纽——宁波舟山港大浦口码头雄踞杭州湾南岸、甬江入海口之间，离宁波北仑仅一箭之遥。今年1月至7月，集装箱吞吐量达65.9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4.2%。去年签约的中澳现代产业园项目正如火如荼、大干快上。金塘岛，一个以国际集装箱中转、储运和增值服务为主，兼顾海洋装备制造、大宗商品中转储运加工的“国际物流岛”初展雄姿。

舟山衢山岛，一座超级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一艘艘超大型矿砂船频繁靠泊，来自全球各地的铁矿在此汇聚，而后搭载不同吨位的散货船，水水中转，深入长江经济带腹地。仅今年上半年，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接靠40万吨级矿船11艘次，完成铁矿石吞吐量1334万吨，引领着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迈入“超级巨轮”时代。

谁又能想到这两块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当年均是弹丸渔村？这是习近平独具慧眼、亲自选定的两块“宝地”。

往事历历在目。钟达清晰记得，2003年5月14日，习近平从嵊泗坐船回舟山本岛，在船上听取跨海大桥的汇报，第二天，习近平专程来到金塘调研，亲自察看金塘大桥选址，仔细听取了金塘大桥的两套选址方案汇报。当得知金塘岛弹丸之地竟有27公里深达15米以上的岸线后，习近平来到金塘大浦口岸段考察，叮嘱周围的干部：“这是一块宝地，是很好的天然良港，开发的前景广阔。”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登上岱山衢山岛再次考察舟山深水岸线资源。他指出：“随着大小洋山和宁波舟山港建设的加快，六横岛、金塘岛、衢山岛作为尚未开发的宝地，资源优势日益显现，嵊泗、岱山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现，舟山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习近平深谋远虑的擘画，历届省委与甬舟人民谨记在心，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

2005年5月，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动工兴建，2010年7月，1号、2号深水泊位投入试生产。今天，大浦口码头运营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达13条。

2009年，衢山镇鼠浪湖岛上2000多名原住居民完成了整岛搬迁，随即开始“移山填海”的庞大港区建设工程，前后开山达580万立方米，填海面积达90万平方米。2013年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正式开工。今天，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

2015年5月，一个舟山人民阔别已久的熟悉身影“千里来寻故地”，习近平总书记第十四次跨海登岛、重访舟山。当年“要把舟山放在国际上、放在全中国、放在浙江省这样的位置上去考虑”的开放发展宏图，正在舟山走下蓝图、化作实景。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舟山这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的样子已完全认不出了。”

桥起大洋，港通天下。连岛工程告捷，另一盘习近平念兹在兹的开放发展“大棋”密集落子、全盘皆活。

港口，开放发展的门户，在习近平开放发展布局中举足轻重。

2002年12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宁波时指出:“如果说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那么，开放应当是宁波最大的优势，只有把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这两个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2003年8月18日，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发挥我省的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大进大出’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两头在外，推动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可彼时浙江，囿于体制束缚，沿海港口“各自为战”，低价争揽货源时有发生。宁波、舟山两港，虽处同一海域，使用同一航道，坐拥同一经济腹地，但港口的规划、建设、营运、管理却相互分割，岸线资源难以优化配置。2004年，宁波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仅400万标箱，在大陆港口也排不进前三，而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也仅7200多万吨，居我国大陆第九位。

百川归海，有容乃大。习近平认为，发展海洋经济，必须遵循资源共享的开放属性，当务之急是“加快宁波—舟山港一体化进程，加快开发大港口、建设大通道、发展大物流，形成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沿海港口体系和现代物流系统。”

2005年12月20日，在习近平果断决策下，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他亲自前往揭牌。时任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令红仍然记得习近平在揭牌仪式上的铿锵话语：“港口兴，则城市兴；港口兴，则经济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宁波港和舟山港资源，实现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是面向未来的必然趋势！”

2006年1月1日，“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继续深度整合，一个崭新的东方大港雄姿初露。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习近平对两港一体化始终紧抓不放。2006年5月，他专程带着李令红在内的浙江代表团赴美考察全球著名的组合港——纽约—新泽西港，语重心长地嘱咐李令红，“宁波—舟山港有着优越的深水岸线条件，潜力很大，一定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天造地设的黄金组合，两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2006年12月27日，宁波—舟山港挂牌仅一年，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达到700万标准箱，习近平亲赴码头，按下了第700万标箱的起吊按钮。2008年11月，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标准箱！李令红向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写信报喜。习近平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祝贺，“希望宁波—舟山港继续做大做强，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殷切嘱托成为浙江港口发展奋斗的目标。2015年9月，省海港委设立，省海港集团成立，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隆重揭牌，两港真正实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实质性一体化。2016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了9亿吨，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2156万标准箱，位列全球第四，成为衔接服务中西部广大腹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支点。

改革与开放，血肉相联。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没有开放，改革行之不远。进入21世纪，面对先发优势不再、体制活力衰减的浙江发展阵痛，两个问题始终拷问着我们这个陆域小省：

一个是如何扫清阻碍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抓住入世机遇，走在开放发展前列？一个是如何洞穿地域行政壁垒，拆除部门利益藩篱，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2004年，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开放体制创新，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这一习近平重要开放发展思想由此提出。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一年前的“开放之旅”。2003年3月27日，习近平率团考察上海、江苏归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布局“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高我省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我们要学习沪苏之长，“降低门槛”、“拆除围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现代理念和服务意识。

习近平这一重要指示，为浙江打造开放发展的软环境统一了思想。浙江以全面提升发展环境为目标的“机关效能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旋即上马，一系列服务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组合拳”同步推出。不断深化国有外贸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在全国率先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建立“走出去”的专项扶持基金、扩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

2004年2月2日，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举行。习近平在会上直指不适应入世后全球开放新格局的体制机制障碍。他指出：“特别是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考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显得尤为迫切。”

机制羁绊之痛，改革红利之重，从“鸡毛换糖”起家、如今商行天下的义乌最有切肤之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来义乌设立办事处的境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很多涉外业务都无法开展。”原义乌市商务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科科长朱军回忆起第一次接待境外客商的情景。一家澳门企业要在义乌设办事处，朱军便带着他往杭州跑了四五个部门，找到负责部门下设的服务中心，一问光是表格就要填二十份，并对雇用人员作了诸多限制，这名客商打了“退堂鼓”，黄鹤一去不复返。

义乌人不会忘记一个小小的改革动作得到了习近平的亲切关怀。2002年底，义乌365便民服务中心投用，首批28个部门入驻，涉及各类审批、审核、核准及服务类项目共160项，其中就包括了“代办”外商投资审批等涉外业务办理。中心开业两个月，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时任省委书记、代省长习近平。

“习书记对中心是否便民、如何便民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中心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可办事项、便民效果，还跟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时任义乌市365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现任义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利明陪同习近平从中心一楼看到二楼，一路上她详细介绍了中心的情况。习近平指出，“政府办便民服务中心，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这很好。”临别时，习近平勉励服务中心，“好好总结经验，贵在坚持。”

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类似的便民服务中心在浙江全省迅速铺开。到2004年，全省各地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80多个各类服务中心，大大简化了办事流程，也规范了行政行为。到2007年，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或行政服务中心。

强县扩权，义乌再迎开放发展利好。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是为义乌量身定制的改革，一次性赋予一个县级政府百余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这次扩权中，外国人在义乌就业许可、邀请外国人来华签证通知审批、因公出国（境）任务审核审批、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等项目，都被下放到义乌这个县级市，为义乌的开放崛起解除了体制束缚。

马来西亚珠宝商郭集福回忆，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义乌做生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他萌生了到义乌开店的想法，但是当时外国人还无法直接从事个体经营业务。“2004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店铺，但是借用的是义乌朋友的身份证，一直到2006年政策放开，领到就业证，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公司。”

拆篱破壁,豁然开朗；小小义乌，八面风来。改革释放出开放发展巨大活力。据统计，2000年常驻义乌从事国际商品贸易的外商只有600多位，外商办事处也只有55家。而到了2006年，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外商常驻义乌，外商办事处增至942家。2011年，国家重大战略举措——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花落义乌，义乌在全国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解决了专业批发市场外贸发展的制度缺失问题；2014年，唯一一趟全民营中欧班列“义新欧”（义乌—马德里）鸣笛开通，义乌开启了通向“一带一路”的开放新篇章。

“西湖十景，或近观、或远眺，引人无限遐思、流连忘返。连通这些美景的是一座座历史悠久、造型优美的桥……”2016年9月4日，西子湖畔，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欢迎晚宴上如是致辞。一湖一桥，历史人文，勾连起中国与世界。

夜空如洗，西子静好。一台美轮美奂的晚会随后在湖面上演。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似水流年浓缩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之中，《最忆是杭州》倾倒全球来宾。养在深闺，一朝惊艳，杭州以千年古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国际上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江南丝竹”。

“把浙江推向世界，把中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各国”这一开放发展的宏大命题，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开放发展新格局的科学判断，以及对浙江人文省情的切实把握。2005年，习近平主持召开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会议指出，“浙江文化建设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的不相适应”，由此提出的文化传播工程，列入了当年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会议最终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描绘出浙江文化未来十年的发展蓝图。

在那次大会上，习近平首次完整阐述了文化开放理念，他指出：“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浙江深厚的人文优势、地处东南沿海的地缘优势、拥有大批浙籍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人缘优势，以及浙江人善于闯天下的优势，加强浙江与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扩大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引进来’，推进缔结国际友好地区、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

“浙江文化周”今天已然成为浙派文化“走出去”的金字招牌，“这是习书记亲自‘挂’出去的。” 时任省文化厅外事处处长李莎回忆。

2004年11月，习近平出访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签署了建立两省友好交流关系的协议书。第二年的10月17日，根据习近平的指示，浙江派出浙江“文化团”出访阿尔卑斯滨海省，开展“感受浙江——法国·中国浙江文化周”，那一天，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蔚蓝色海岸亮起了“中国红”。

李莎回忆说，当时“天上人间”中国丝绸文化展、“水乡烂漫”浙江农渔民画展以及长兴百叶龙等浙江非遗展示一齐亮相，惊艳法国。这样的文化走出去形式让中法两国的文化充分交流融合。她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双方商讨农渔民画展览主题时，法方从西方审美习惯出发，给展览取名为“这一天，水是有颜色的”，这一改动更便于外国人理解画中的渔民和水，这是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案例，从此，中国浙江和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的文化交流持续至今。

这是“浙江文化周”的源起。根据习近平对此次活动“应总结推广，今后继续有计划开展”的指示，至今已在全世界18个国家举办了21次“浙江文化周（节）”，成为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品牌活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个国家的地方领导人在对外会见或出访中，不光是重视会谈交流、经贸活动，同时也注重用文化的方式影响外国友人，加深了解，增进合作。我认为这是习书记在对外交流中的过人之处！”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杨建新说，“习书记的文化开放思想提升了浙江自我认识的高度，比如，如何为浙江发展，甚至国家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空间。尽管我们是一个省，也要担负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进来的重任。”

根植于习近平当年精心布局，浙江对外文化交流走在全国前列。数据显示，我省文化产业成为服务业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2016年上半年，我省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首次在服务贸易出口中占比过半，与前一年同比增长逾166%。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是保护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15年12月16日，桨声灯影，曲水流觞，全球互联网巨子群贤毕至，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这座枕水而眠的千年古镇惊艳世界，大会决定将这里定为永久举办地。

会场传来一个乌镇人民熟悉的声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临现场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脱离讲稿，亲切地回忆起在浙江工作的难忘岁月：“我曾经在浙江工作多年，多次来过乌镇，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就是乌镇第二期改造的时候，我在这里帮助他们策划，支持他们古建保护、旅游开发。今天再次来到这里，感到亲切熟悉，感到耳目一新，毕竟我多年没有来了，感觉对这里还是刮目相看了。” 

如叙家常般的话语勾起了乌镇人民无限深情的回忆。从原来落后封闭、不通公路的冷乡僻壤，打磨成一枚光彩照人的水乡明珠，凝聚着习近平的心血汗水。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在浙江工作的6年中，习近平五赴乌镇调研指导。乌镇干部群众最难忘怀的是2005年8月3日。时任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向宏忆及往事犹在眼前。

那一天，骄阳似火，习近平来到乌镇古镇二期保护工程现场。“习书记一来就跟我说，到工地去，到现场去看。我们陪着他走了将近3个小时，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领导可以问得这么细的。”陈向宏回忆说，“当我们走到枕水酒店时，那时候客房的楼梯还只是水泥刚浇好，栏杆都还没装上，我就劝习书记不要上去看了，但习书记还是坚持要上去，上去后就问，床放在哪里，客房你准备卖多少一间……”

“我们看完工地，回到一座老房子，我看习书记的衣服已经湿透，整个贴在前胸和后背。”陈向宏深情回忆，“习书记顾不上休息，当场提了3点要求，第一要尊重乌镇的历史遗存，要修旧如旧；第二，要把环境尤其是水环境搞好；第三，要做好传统文化创新的文章，给古镇植入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文化。”

“我当即表态，原来乌镇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不会轻易去抹掉，哪怕是一堵墙，一个梁架，我们能保留的，都会保留下来，精心修复。习书记听了表示赞赏，临走时，还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干！’”一句“好好干”让陈向宏鼓舞至今。

在陈向宏看来，当年习近平给乌镇发展定下了两大基调。其一是在尊重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利用。其二是乌镇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去的”乌镇，而是中国的乌镇，世界的乌镇。“我们沿着习书记的思路不断努力才有了今天璀璨夺目的乌镇。习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讲到，对今天的乌镇‘耳目一新’‘刮目相看’，我听了无比感动！”

时任桐乡市委书记陈越强对习近平那次调研指导同样刻骨铭心。

“那天习书记戴着草帽、冒着酷暑，整整一上午，详细了解了工程建设、资金来源等情况，汗水浸透了衣背，”陈越强回忆说，“这个情景被一个记者拍了下来，这张照片我常常拿出来翻看，每次看都觉得就在眼前，感到鼓舞和振奋。”当时，乌镇西栅保护开发遇资金困境，习近平亲自过问予以解决。“临走时，习书记鼓励我们‘要坚持以保护历史遗产来开发旅游’的理念不动摇，使这条路越走越宽广。”陈越强回忆道。

乌镇人民没有辜负习近平的厚望，始终沿着他谋划的思路保护文化、挖掘文化、恢复文化、创新文化。先后获评国家5A级景区、中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13年，投资4亿元的乌镇大剧院正式竣工，成为乌镇最具特色的文化地标。以此为依托，连续举办四届乌镇国际戏剧节，共演出国内外剧目42部，吸引国内外观众75万人次，演绎了一个千年古镇以传统文化复兴“讲好中国故事”的经典范例。

“乌镇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并非偶然。”桐乡市委书记盛勇军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选址时列出了3个条件：一是互联网经济比较发达，二是像达沃斯那样可以被赋予互联网魅力的小镇，三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乌镇在三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与其说世界互联网大会选择了乌镇，不如说是选择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已经成为现代互联网技术与中国传统社会融合发展的一种象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办，推动了网络创客、网上医院、智慧旅游这些新的业态快速发展，让这个粉墙黛瓦的千年古镇焕发出新的魅力。乌镇的网络化、智慧化，是传统和现代、人文和科技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生动体现了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的理念。”此时，中华文化与互联网的融合，正唤醒这座千年古镇的鲜活灵魂。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由衷感叹习近平当年殷切叮咛保护古镇的远见卓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邦之兴，由得人”。注重民心相通，引资与引智并重，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一以贯之的开放发展理念之一。2003年12月，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召开，继文化“走出去”后，一场教育“引进来”的大戏拉开大幕。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人才智力资源。

2004年3月13日，在习近平推动下，浙江与北京大学在京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在签约仪式上，习近平表示，浙江与北大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后，省委、省政府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力支持省校之间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合作。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面向全球招引人才、合作办学在浙江蓬勃开展。

在宁波，我国第一所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应运而生，该校由宁波市政府主办，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联办。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仍记忆犹新，2003年1月5日，习近平到万里学院考察，她向习近平大胆汇报酝酿已久的想法：引进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创办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大学。

“中国宣布加入世贸组织那天，我一夜未眠，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全球视野的人去应对挑战、抓住机遇，而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我认为，这倒逼着中国的教育也要全球化。”徐亚芬回忆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要突破思想和体制上的诸多环节，谈何容易？她没有底气把握，可她没想到，“习书记听后，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这给了我无比的信心！”

在此之后，习近平三访万里学院，每次必问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筹建情况。2006年2月23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园落成，习近平在落成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创建和成立，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也为高等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

2006年5月21日，习近平出席了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协议书签订仪式，为又一所我省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助推加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今天已桃李芬芳，缓解了我省高校资源紧缺的短板，更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仅宁波诺丁汉大学已向社会输送十届本科毕业生，超过六成学生赴国外院校读研，其中不乏进入世界排名前十强的顶尖大学深造。

踏着习近平在浙江的开放发展实践足迹，循着习近平在浙江的开放发展思想脉络，伫立在东海之滨静思追远，东风浩荡，一帆高悬，浙江人民将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一往无前，直达“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彼岸。

来源/浙江日报

记者/李杲 谢晔 陈佳莹 周松华 陈醉 李华

编辑/楼晓勤

版式/楼晓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