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A170615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恐怕是中国社会知名度最高的活着的美国心理学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主席,也不仅仅因为他参与撰写的《心理学与生活》（Psychology and Life）是中国传播最为广泛的专业心理学入门译版教材，人们熟知他更主要原因是他曾经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随着被改变成电影《死亡实验》（Das Experiment）而被广为人知。
津巴多在1971年所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招募学生被试通过角色扮演（囚犯或者狱卒）来揭示了普通人在特定的情境下会表现和反映出怎样的人性之“恶”来。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地分配担任囚犯或者狱卒的角色，并被要求在接下来的几天要按照他们的角色行为。尽管这只是一个实验，但担任“狱卒”的学生接下来几天越来越显示出虐待“囚犯”的行为模式；而担任“囚犯”的学生则反映出越来越明显的被动、顺从和真实的沮丧来，甚至有两名“囚犯”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果令津巴多以及美国社会感到惊愕，即使明知道只是一个实验，但角色情境仍然使一个个普通的学生展现出人性中“恶”的一面，真实的“恶”来。他后来以此实验的详细经过为素材写了《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一书。
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心理学研究里只是一个实验，但实验所揭示的现象在生活中却并不鲜见，尤其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在课堂讲授《社会心理学》时，会举例让学生们思考，例如，
他们（2017年）与50年前的青年学生（1967年）相比，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50年前的青年学生羞辱老师；抄家、砸文物；互相你死我活地持械武斗，是因为半个世纪前的青年学生比现在的青年学生更坏吗？显然不是。只不过社会情境诱导和释放了当时普通学生人性中的“恶魔”而已。
心理学大量的研究都揭示了人性何以会表现出“恶”来，或者何以会有“坏人”。通俗地讲，一个人会成为“坏人”无非两个主要因素使然。
其一是
与生俱来的天性特质
，人群中总会有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与生俱来就具备“坏人”的潜质，所谓“天生坏人”。相对于普通人，那些“天生坏人”由于大脑结构出现某些异常，使他们无法感知和体验普通人的感受。
例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暴力犯罪者大脑与生俱来就缺少某些特质，如镜像神经系统被抑制。人类的同情、怜悯源自镜像神经系统的运作。普通人在愤怒的时候可以摔杯子，砸沙包，但不会摔小孩，砸邻居，因为他人遭受的痛苦会令我们自己也感到痛苦，所以”不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是如果一个人的镜像神经系统受到了抑制，他就不会感受到他人遭受的痛苦，因此他愤怒时摔小孩与普通人摔杯子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他砸邻居与普通人砸沙包的心理感受也是一样的。
其二是
社会化过程习得的教化和规训中所形成的人格特质，以及在特异性的社会情境下所反映的行为倾向。
前者表现为一个人成长历程中的人格塑造；后者其实就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所揭示的“路西法效应”。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童年、青春期的社会性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和引导他的意识形态因素存在着某些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那么在他的人格形成和塑造过程中就难免杂糅反社会、反人类的倾向。换句话说，他是被塑造成了一个“坏人”。如果那些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塑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代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社会普遍的反人类倾向来。
例如，现时代许多人所谈到的“坏人变老了”，其实就反映了50后部分人群，因为其童年和青春期生活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所接受的教化和规训就以人与人你死我活的斗争为常态，以狭隘、偏执和极端的观念来看待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来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样的人往往具有权威型人格障碍，不懂得尊重以及与不同的他人共处。他们的"坏“是相对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尺度和判断而言的，如果把他们的言行举止放置到塑造他们的斗争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下面，他们就显得坚毅而不是”坏“。
其实，无论是与生俱来的“天生坏人”，还是后天社会化过程所教化出来的“坏人”，都只是反映了他们人性中杂糅着更多“恶”的一面来，至于是否就一定表现出来，则仰赖于所置身的社会情境。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所揭示的，以及书中所谈到的“路西法效应”，指的是普通人，甚至“好人”，在特异性的情境下有可能释放中人性中的“恶”，变成“恶魔”。这个逻辑也同样隐含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是积极的社会情境，即便是“坏人”也不会释放出人性中的“恶”来。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像与生俱来的“天生坏人”，他们在临床心理学上往往会表现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倾向和特点来，虽然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被认为是大多数暴力犯罪的人格基础，但大量心理学的研究也证实，有许多被临床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并没有表现出“恶行”来，他们与其他普通人无异，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人蓄无害。
为什么？
文明的、积极的社会情境会使一个哪怕是与生俱来的“天生坏人”变成一个普通人。同样的道理，哪怕是在童年、青春期经历过反人类的教化和规训的那些被“教坏”人，如果置身在一个文明、积极的社会情境，也更可能变成一个普通人，而不必然是“坏人”。
所以，我不同意“坏人变老”的说法。特别是，当我看到驻马店街头那些冷漠的行人，年龄从20几岁到4、50岁，眼睁睁地无视一位被车撞倒受伤躺在街道中央的路人，直到她被另一辆车直接碾过殒命。
他们是“坏人”吗？显然不是。但是
什么样的情境因素释放了他们人性中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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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