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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晖，生于1966年，浙江平阳县萧江镇周宅村人。这个拥有三段婚姻，从地市起步到省级跨越、继而攀上最高峰，一段一个大台阶的传奇人物，时至今天，俨然成为了中国最具权势、资产逾万亿、保费规模仅次于国寿和平安，并拥有全金融牌照，触角遍及金融地产每一个角落的巨无霸财团——安邦系的实际掌控人。
胡舒立，生于1953年，北京人，老舍之女，其大外公胡愈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与拥有深厚高层人脉关系的前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之子王波明共同创办了号称“唯一一家拥有导弹防御系统、摆脱了中低级官僚势力控制、能够为其记者提供最好保护”的著名杂志《财经》。2009年，胡出走《财经》，奔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同年创立《财新》。
朱云来眼中“空手套白狼”的精明男人
2014年秋天，那个国内各路资本正在为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而酝酿准备的季节，来自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突然宣布，以19.5亿美元收购拥有逾百年历史、以被众多权贵青睐而著名的美国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2017年3月26日，时隔两年多后的今天，那个曾让大家为之癫狂的牛市盛宴早已散场。经过史上最为惨烈、断崖式下跌的三次股灾，这个由包括安邦在内的各路豪强助推的梦幻牛市已经成为了A股股民不愿忆起的伤痛。与之相反的是，当此时的吴小晖，当初的众多牛市幕后助推者中的一个，在博鳌论坛回忆起这单与A股牛市同时起步的海外收购案时，其颇为自豪并津津乐道“这个酒店是我们通过市场赚来的，不花一分钱”。
吴小晖所举的例子引起了在同场论坛就坐的朱云来的好奇，这位前国家高层的后代，中金公司的前一把手，一度被《南方周末》“误”认为是安邦的董事，并饶有兴趣地调侃道“吴总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你买了华尔道夫，却把它做成住宅，这是中国的经典打法，空手套白狼一样”。
吴小晖随即解释“是这样的，美国有一个1031法案，有很多美国朋友在下面，这就是走出去的机遇，在曼哈顿上所有的东西都转化过了，只有这栋楼华尔道夫（大楼）没有转化过。他已经提供了折旧，如果他自己改造要纳很多税，他卖给别人就不需要纳税，但是他希望保留一个华尔道夫的品牌下来”。
听完吴的解释，朱云来笑着说，“我也佩服你的精明，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不掉我的头上”。
朱的话语中究竟有多少讽刺的意味，又有多少佩服的成分，外人不得而知。
但无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初代中国商人，绝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虽然，在他们徐徐升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选择过向社会屈服、也选择过向权力靠拢，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而否定他们自身的过人之处和其在攀登高峰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拿破仑：天下绝无不热烈勇敢地追求成功，而能取得成功的人。
往往有人以王石岳父的副部级背景来嘲笑其依靠女人上位，然而，建国后副部以上级别的干部多达上十万，连带的亲属后代更是不计其数。可是，最终创立了万科这个被誉为当代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典范企业的人，却只有一个。
依靠着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和政商界的纵横阖捭，短短十年间，吴小晖掌控下的安邦系一跃成为国内规模最为庞大的金融地产集合体。这些成功，并非简单的一句“王的男人”所能解释的。
他们，无论是攀附豪门所需的资本，抑或是把握进入豪门那一纵即逝的机遇的能力，还是搭建、整合、利用平台资源的手腕，都绝非平常人所能媲美的。
“不懂大体、不识大局”
郎费罗：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系于自己。
随着时局的变化越发微妙，各大山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此消彼长的新旧势力也到了加速洗牌的关键时期。然而，不知是对其圈子过于自信还是被其自身过往的骄人战绩所麻痹，吴小晖及其安邦帝国不但没有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反而在资本市场继续大肆高调圈钱、攻城略地。
“不懂大体、不识大局”，这成为早已对他有所不满的身边人和对立力量对他进行发难的最好理由。
此时，吴小晖旗下的安邦帝国，犹如一搜加速航行的巨轮，即便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冰山，也只能继续高速前进。
直到项俊波落马，一切才戛然而止。
美国《商业周刊》口中的“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吴出身普通家庭，最初在小县城工作，中间“一度落魄”，曾在一家酒楼做采购。哪怕是后来攀登最高峰，自身也具备了极为深厚的实力。
陈小鲁在受访时也确认了这个事实，“他(吴小晖)在公司做得很大，才认识她”。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安邦，而非吴小晖，个中的细小差别，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但与下层出身的吴有所区别，共同创立《财经》的胡舒立和王波明皆是高干之后。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不单是《财经》杂志，还有胡本人。
1989年3月15日，由9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办”）正式运营，王波明，这个与周其仁、许小年、高西庆、周小川以及“任志强的辅导员”等一干在政经领域拥有重要话语权的青年学者成为至交的高干后代，成为了“联办”的实际掌舵人。
1998年，王波明主动找到胡舒立，希望能与她合办一份新杂志，两年后，这份杂志定名为《财经》。同样是报道敏感的题材，不少媒体先后被整肃停刊，唯独《财经》一直能安然无恙。
据相关报道，王波明为胡的新闻理念提供了资金和背景上的支撑。深处国家政治腹地北京的“联办”和杂志创始人，其背后盘根错节的政商网为《财经》及其采编团队提供了强有力的防御保护。甚至有传闻，《财经》很早就赢得了一批上层领导的支持，这些上层领导如今身居高位，为其记者在“踩线”之后争取免于惩罚。
“在《财经》，我相信我不会有生命危险，最坏的结果就是被免职”曾在微博举报时任国家能源总局局长刘铁男的《财经》记者罗昌平如是说道。
杨海鹏曾用一个比喻劝说罗昌平留在《财经》，“能造导弹的中国记者，有很多；但能提供导弹防御系统的媒体却很少”。
据说，王波明第一次出刊，就给他的至交——“任志强的辅导员”打电话征求意见，后者回道：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实的，那就出吧。”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相同的对手，另一家报刊《南方周末》需要删文并且登报道歉。
《谁的鲁能》
无靠山要毙稿、有背景才有猛料
但真正让人第一次见识到胡团队力量深不可测的，莫过于2007年那一篇震惊中外、搅动高层的文章——《谁的鲁能》。
那一年，恰好也碰上时局更迭、新旧力量重新洗牌。
最终，觊觎鲁能资产的一方在d内受到非难，选择了放弃，而《财经》及其团队得以全身而退。
胡舒立任内的《财经》，经过她本人的努力和背后老板的助力，影响力迅速跃升，号召力在国内无人能及，一年一度的《财经》峰会政商要人云集。
“《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胡在业界内的声望一时无二，其名言也广为流传。
有争议的胡舒立
业界人士普遍赋予了胡舒立神圣的光环，但前传媒人黎某某对其的评价却是“毫无礼貌”“趾高气昂”。
“我当年在北京做出版的时候，曾见过胡舒立女士，就是在那个著名的4.24会议上，H二D张木生的新书发布会，2013年4月24日下午，某著名反腐上将和京城许多名流出席，张木生在会上放出狠话：有的 LD人在抱着炸弹玩击鼓传花，下一任LD人绝不允许这样做！那天我正好坐在上将背后，面对着胡舒立女士，听着这话直感叹：到底是H二D，有底气，有气势。会议完了，我走到对面和卢先生交换名片，准备闲聊两句，卢先生很客气，他身旁的胡舒立却显得很不礼貌，不停的插嘴问卢先生：待会去哪里吃饭，有啥好吃的？我完全没想到面前的这个胡舒立居然是被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的那个人。毫无礼貌且趾高气扬，我只有终止和卢先生的对话，礼貌的和胡女士点点头，只见她站着，眼镜望着前方，目空一切、居高临下的朝我回点下头。我原来对胡女士的好感瞬间乌有，很难想象这就是名扬天下的那个胡女士。”
资深媒体人程某某也曾有个评论“《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集团服务。”
被称为曾经南方系精神领袖的程某某对胡和她的传媒帝国有着与常人所不同的见解。
强势的胡舒立
2009年，胡出走《财经》，制造了当年中国传媒界的最大地震。
作为胡的老板，王波明给予了胡所能拥有的最大权限和空间，在杂志内部，胡说一不二。王一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怕她”。
直到今天，胡出走的真正原因也未被证实。但据坊间猜测，利益分配失衡被认为是造成胡率队出走的直接原因。
熟悉内情的人士曾向相关记者透露胡舒立希望控制《财经》进而按照自己的一套编辑理念建构未来，在提升团队待遇的同时，减少采编被掣肘的可能。
强势的胡舒立向王波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采编团队需要持股；二，杂志要与挂靠单位“全国工商联”脱钩，寻找新的挂靠单位；三，改变目前法人代表，成立新的《财经》杂志公司，引进小股东。
对胡舒立的三大要求，王同意了第一个，后两个条件由于直接关涉“联办”的控制权，只能无疾而终。最后，谁都不肯再退让，11年的甜蜜合作走到终点，胡舒立选择了离开。
胡出走《财经》，奔赴广州任职，失去了拥有深厚上层关系的《财经》给以的隐性庇护，胡及其《财新》究竟能在这座诞生了《南方周末》、以南方系根据地而著称的南粤城市走多远？
也许，这次考验便是一块难得的试金石。
当然，凭借着丰富的采访经历以及宝贵的工作平台，胡也建立并发展起独属自身的关系网。例如被派去厦门的1985年，胡就因工作便利和其活跃的社交能力，与时任的厦门多位领导建立、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其中，就有时任厦门副市长、后来的最高。
结语
不畏虎威的，未必是初生的牛犊，更可能是同为“森林王者”的霸主。敢于捋虎须的，也许只是对与自身强大实力不匹配的旧格局发起冲锋的新势力。
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胡舒立们所追求的，只不过是置“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在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之上。
欲望与权力都要得到制约，而制约它们的，正是类似于胡舒立们的力量，无论这一股力量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