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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你住在北京啊！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家在东北腹地一个村庄的“三舅”说。——一句朴实自然的话，照见的是城乡差距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某种地域“层级”。一个不发达地区的村子，是“落后”而不受待见的。
但跟“三舅”聊天的这位美国人还是搬去住了，他住了两三年，体验生活，做调研，跟亲戚邻居们聊天。他叫迈克尔·麦尔，在美国大学里教授非虚构写作，他所去的大荒地村，是他妻子的故乡。他把自己在东北的见闻和调研写成了一本书，中文版书名为《东北游记》，他说，“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而这次，他想写写农村。
一个“老外”花这么多时间在东北农村居住、写书，当然是新奇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看到了什么？书评君采访了《东北游记》的作者迈克尔·麦尔，和他聊聊他眼中的东北、农村和变革。
东北的历史不算遥远。
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一条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途径的建筑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走过的路旁，种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可以看见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散发着木头的淡香；在溥仪的“傀儡皇宫”，曾经就关押过二战时期日本的盟军战俘。
17世纪早期，东北开始频繁出现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时至今日，这片曾因担负使命而备受关注的富庶的土地却在公众话语中频繁被“唱衰”。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想要借东北触碰尚未远去的历史余温，却没料到自己在这里，瞥见到了中国的未来。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中文名：梅英东。他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纪实文学写作。主要作品有《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文章多次在《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上发表，并曾获多个写作奖项。
2010年到2012年，在北京与自己的中国妻子相识之后，迈克尔·麦尔决定做一次“上门女婿”，到妻子的东北老家住上几年。就这样，迈克尔·麦尔来到位于东北腹地的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他租了一间当地的房子，睡火炕，烧柴禾，在小学教英语，并且记录下这座边陲村落的兴衰变迁。他艰难地寻找柳条边遗址，四处打探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村落间的草木中发掘历史的残存。结果却发现，那里的历史没有写在书本上，而是存活于村民的记忆，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
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
在东北的荒地村，迈克尔·麦尔身兼多职：不仅是旅居荒地的游客，住进村庄的“倒插门女婿”，小学的志愿英语教师，更是这片土地过往与来兹的见证人，是东北盘根错节历史的挖掘者和记录者。
一向对社会大变革时期兴味浓厚的迈克尔·麦尔，为荒地村的命运忧心，他亲眼见到这里推掉农田和三姨的虞美人，建起一条条公路，东福米业骄傲地蚕食着农民们的劳动成果，同时让他们远离过去的生活。“再见古都”的梦魇于是重现：“荒地村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 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
早在1995年，迈克尔·麦尔作为第二批“和平队”志愿者，从明尼苏达的一个小村庄来到中国四川，担任英语教师。那时，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的他，更希望自己被派去拉丁美洲。而当得知自己被派到中国时，面对着如此“庞杂博大”的国家，迈克尔·麦尔发现自己不会用筷子，不会说中文，除了长城，对中国一无所知。
四川的支教结束后，迈克尔·麦尔只身前往北京，在大栅栏地区的胡同深巷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并在附近的煤市街小学教起了英语。他租一间四合院，和胡同里的住户共用厕所，洗公共澡堂，读《北京晚报》，时刻关心拆迁的消息，吃当地人吃的小面馆。
2008年，麦尔的非虚构作品《再会，老北京》问世。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
前门大街改造的时候，施工方曾经用挡板遮盖沿街两旁的房屋，上面写着：“再现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路人，好事地把这个标语做了一点修改，却道出了更多人的心声：“再见古都。”
《再会，老北京》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译者：何雨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4月
和当年听闻“再见古都”的遗憾心境类似，《东北游记》也是献给一段在现代化浪潮中被人飞速遗忘的历史：“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在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够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永远变改。”
新京报：在抵达大荒地村之前，你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去到那里和离开之后，它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迈克尔·麦尔：我之前想象中的荒地，应该和四川，还有我在美国长大的乡下差不多。但大荒地的人民更聪明，更富有，比这些地方的人更老于世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对于生活的专注。住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归属感，不会觉得一个人能给这个地方带来什么改变——那是别人家的城市，一个富有而强大的城市。在乡村则不同，你要想种点虞美人，让马路变得更好看，那你去种就行了。
新京报：除了想要了解妻子的故乡之外，为什么选择大荒地作为写作对象？
迈克尔·麦尔：你想读的书不存在，就是时候写一本这样的书了。之前我用了几年时间研究北京，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城市变革的书《再会，老北京》。我想了解中国另一片土地——乡村究竟在发生什么。
新京报：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在写作过程中，这个目标是否发生改变？
迈克尔·麦尔：我在北京的时候，在胡同的一家小学教过书，这些六年级的学生毕业之后必须离开那里，回到他们的故乡。按照法律规定，移民到中国城市的家庭的子女必须在他们的老家，也就是他们的户籍地进行小升初考试。我所教的班级差不多一半的学生都从北京回到乡下了。我写这本书的最初目标，是想了解他们回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他们在那边过着怎样的生活。
没想到的是，和我在北京多年的所见与所闻类似，我落脚的那个村子几乎复制了同样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最开始这种感觉相当糟糕，就像同时踏入两条相同的河流。
新京报：在之前的采访中，你曾表示对于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时期的兴趣。为什么变革时期这么吸引你？
迈克尔·麦尔：我对于大混乱（great disruption）的历史时期非常感兴趣，比如宋朝，清末民初，以及当下。在这些社会大变革时期，总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想要在一些事情消失之前，记录下每个细节。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的母亲从何处来，她的家又将迁往何处。等到他长大了，自己能够去了解这片土地，它估计早已永远改变。
新京报：“你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呢？”你在这本书中借三姨之口，回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否仅适用于中国，还是全球普遍存在？你如何理解？
迈克尔·麦尔：这对于中国治下的地区当然适用，而且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社群内应该自问的问题：我们想要如何生存？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交往，我们需要从邻人或村庄那里获得什么？对于你的居住地，你是否有归属感？我们又如何参与到它的规划和发展之中？
新京报：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里的所谓历史，是属于每个人的，活生生的，每个村民的记忆有多长，历史就有多长。”这就意味着，和写在博物馆、报纸、历史档案、书籍中的历史相比，荒地的历史是不稳定的、易逝的、个人化的。那么在捕捉这样的历史时，你曾遭遇何种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
迈克尔·麦尔：我写《再会，老北京》时，采访过冯骥才，是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大部分中国的历史都是民间史、民俗史、口述史，这意味着随着人们年岁渐长、生命消逝，这些历史就会散佚。“这是一场和时间的竞赛，”他对我说。我在寻找柳条边遗址时，或者在找能流利说满语的老人时，一直将他的话铭记在心。
困难来源于选择哪一种版本的历史更好。在这本书中，你会注意到我是如何平衡“官方史”，博物馆中的历史，以及“非官方史”，三姨等人说的话的。
作者和村民们在辽宁省西部寻访柳条边（清廷为维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而修筑的土堤）。
新京报：似乎你曾试图从当地的博物馆中搜寻一些历史信息，但却失败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使用同一种国家话语：“参观者在这里听不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事件的多个面向，这里没有罗生门，所有的故事都指向一个结局：1949年，中国解放了。”作为一名来自国外的社会历史研究者，这种国家话语究竟是丰富了你的研究，还是成为你继续深挖的阻碍？
迈克尔·麦尔：这是个非常有洞察力的问题。我在书中囊括了博物馆叙事，为的就是展现这些历史事件的官方版本。能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们并非“不真实”，它们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丹东断桥上的牌匾，并不能重现中美之间那场难以想象的战争，是如何只炸掉一半桥的。民族叙事是起点，我读了那些竖在历史遗迹上的牌匾，然后开始揣摩字里行间的含义，接着通过调查研究补全整个故事，或者至少补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新京报：你说过，写你熟悉的人比写陌生人要难。在何种程度上，这一点让你写《东北游记》和《再会，老北京》有所不同？《东北游记》中，大部分的受访对象都是你的亲戚，你如何客观记录？在社会关系相对封闭的村庄，作为村民们眼中的“老外”，你如何赢得他们的信任？
迈克尔·麦尔：写那些你熟悉的人的确比写陌生人要难。看那些写自己父母或伴侣的，有多难。我的策略是在社群中表现得太过无聊，以至于他们最终意识不到你的存在。第一周，他们说：“看，这人是个老外。”一年后，我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了，也就没人好奇为啥一个老外站在稻田里，和一群鸭子说话。
新京报：在书中你写道：“在中国，做研究是横向的。一个人把你介绍给另一个人，就像一个个绳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做研究是怎样的？究竟是什么使得中国与众不同？
迈克尔·麦尔：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在波士顿和华盛顿待了一周。你向图书馆管理员寻求帮助，然后她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写的原始文件拿给你。我手里握着他的护照，他的遗嘱，他的出版协议——所有这些都是他1800年左右签署的。任何人都可以像我这么做！没人问我要身份证，也不问我在哪里工作，或者为什么想看这些东西。当然我知道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乾隆批过的文件，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关系或者不从属于哪个单位，你得费多少力气去找到那些文件。
《东北游记》
作者：[美]迈克尔·麦尔
译者：何雨珈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2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编辑：小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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