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威廉斯：作为怀疑论者的伦理学家

《威廉斯评论集》，作者：伯纳德·威廉斯，译者: 谢沛宏 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第一，怀疑主义。书评不是概括、缩写或抬举，而是一种以批判为手段的知识生产方式。好书评和好专著一样，都起步于怀疑甚至批判前人。但是，怀疑有大小左右之分，有人会专挑一些无伤大雅的琐碎细节隔靴搔痒，有人则会抽丝剥茧，直击对方的底层逻辑。从文集收录的六十余篇书评可以看出，威廉斯属于后者，他是一名真诚的怀疑论者。

例如，罗尔斯主张用后天程序抹平阶级差异，其在《正义论》中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赋予所有人同等权利，以及机会的分配应向所有人公平开放，若资源有限，应优先于那些弱势者。威廉斯对此评论道：“我认为他致力于在程序阶段谈论社会阶级……但他没有指出根据何种条件挑出社会阶级……他无法回答是什么构成了阶级和阶级利益”。威廉斯的意思是：罗尔斯不能将阶级分化作为立论的事实性起点。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20世纪重要的道德哲学家，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于1970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次年当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院士，并在1999年因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主要研究为伦理学、知识论、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威廉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和道德要求的本质的探究，一度主导了西方伦理理论的思维。主要著作包括《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羞耻与必然性》《道德运气》《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真理与真诚》等。

第二，历史主义。多数哲学家喜欢用抽象概念主导叙事，虽然会引经验案例作分析材料，但呈现案例时常以剥离历史语境为代价。在多数哲学家眼里，概念乃人类的意识产物，案例只是用于引出特定概念的工具。威廉斯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概念乃历史结晶，主张“历史理解应该出现在政治哲学之中” ——尽管他承认自己做得并不够。

例如，努斯鲍姆在《欲望的治疗》中用“治疗性哲学”这一概念重构希腊化哲学，论证希腊化时期各派哲学家如何通过哲学活动帮助哲学对话者“心神安宁”。威廉斯反驳道，心神安宁乃现代而非古代日常关切，努斯鲍姆从现代人关切而非哲学活动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重构古代哲学，非但无法厘清古代思想脉络，还建立起了理解古代的认知屏障。威廉斯的意思是：去历史化的“六经注我”只能缘木求鱼。

第三，能动主义。在“人该如何行动”这一规范伦理学议题上，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是当代两条主流路径，前者主张行动者应根据先验的对错标准行事，后者主张应基于后果的多少标准行事。两种理论立场相反，但都将判断依据托付给某种超越性原则以及都假定道德冲突可用人造规则瓦解。威廉斯对两者均不认同，认为两者都忽视了道德行动者自身的能动性以及道德判断的语境依赖性。

威廉斯认同尼采的立场，认为道德行为由人完成，主张一个人选择做什么应取决于其对自身生活意义的把握而非由任何外在标准框定。诉诸理性主义构建超越性规则以规范人类行为的想法是现代化进程下的自信产物，这种产物的发展同时蕴含了对于个体的不信任以及对于未来社会图景的高期望，但威廉斯没那么自信，熟知“一切历史产物都是条件依赖”这一原则。相比于宏大图景，威廉斯还是对个体更抱期望。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作者:伯纳德·威廉斯，译者: 陈嘉映，商务印书馆2018年11月。

第四，开放主义。价值意识会形塑认知，过强的价值倾向会导致政治正确与排他主义。哲学工作者自称爱智慧，但他们也只不过是人类群体中的一员，与其他人群共享傲慢与偏见。相比而言，威廉斯极为克制，针对不同立场，始终持开放态度，即便不认同某一立场，也只反驳对方的逻辑漏洞并尝试从中挖掘亮点，而不会全盘否定。威廉斯没有独断论倾向。

例如，他认为存在主义在哲学上乏善可陈，但依旧肯定它的社会意义：“存在主义的这些更为个人化和戏剧化的方面或许比它的形而上学理论更为重要……存在主义理论的主体对于未来的人或许会更像一种极端版本的德国浪漫主义形而上学，而非对哲学史的重要贡献。然而‘存在主义式的生活’这个概念，以及它对于个人担当的强调，肯定对很多人关于价值以及他们自身的行动的思考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五，直面主义。在功利主义主导的时代，人文学科一直遭无用论非议，一些人文学科工作者将问题抛还给非议者，傲慢地宣称非议者不懂人文学科之价值，并用“无用乃大用”之类空话作搪塞，殊不知人文学科从业者的智识懒惰正是人文学科衰落的核心。可贵的是，威廉斯直面自身所在领域之困境，承认当前哲学活动之局限，并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人文学科乃至哲学做出了辩护。

他指出，“如果作为学科的人文学科确实对理解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理解社会本质上确实与我们反思、质疑并试图改变社会的方式有关，那么应该教谁、教多少人文学科的问题，本质上就与社会应该力求变得多么开放或透明的问题有关……人文学科关心的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何而来的信实理解，它们首先要求对其自身有信实的理解，因而要求对其价值做信实的辩护。”

伯纳德·威廉斯。

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尺度置于“宏大性—琐碎性”这一连续统框架下观察，可知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位于连续统右端，法国理性主义传统位于连续统左端，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则居于连续统中间。相比于美国思想，英国思想有更强的历史意识，相比于法国思想，其又有更多的情景意识。威廉斯既不过分“鸡毛蒜皮”又不过分“上纲上线”的学术品格，算是对自培根以来所形成的英式思想传统的继承。

认识论尺度的形成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经验。十八世纪起，工业资本主义开始推动世界人文地理的转型，伴随而来的是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政治及社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是一种内生性产物，英国近代思想家从未有过法国式的“通过改变政治及社会结构以引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宏大诉求。对其而言，发展等同于交易行为的渐进性累积，所以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经验主义式的调试策略优于理念主义式的革命策略。相比欧洲，美国无历史包袱。国家精英从无改变社会结构之诉求，自建国起就以为自己所建国家乃当时世界上最完善者。美国思想家思考社会问题时，不会诉诸英式经验主义或法式理念主义，而主要采纳基于“实践—反馈”的修正主义。威廉斯一语道破美国特性，“美国体制善于提出公共原则问题，但容易将其转变为法律问题”。行动主张上，美国比英国保守，倾向于琐碎的修补策略。

虽然威廉斯属于中道的英国传统，但总是尝试挣脱英国传统之束缚。例如，他会以欧陆思想为坐标批评英国思想的保守性。在《论怀疑的必要性》一文中，威廉斯指出英国人不像哈贝马斯那样“能将对德国历史的解读与现代世界的理解紧密结合”，并将此归结为“这与英国政治长期以来缺乏反思性有关”。依我见，缺乏反思性的主因是，英国乃现代化进程中唯一的先发国家，第一名从不需要也从无必要反思。促使威廉斯与英国传统“较劲”的动力可能来自英国的衰落。二十世纪以前，英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的殖民系统，并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退居二线。在毛泽东于 1970 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则是第二世界。国家位置的上移会激发本国思想家的自信，下移则会促进“反思”，而威廉斯正是战后英国思想家中的一员。

伯纳德·威廉斯。

将威廉斯的哲学放在西方政治哲学及伦理学脉络下审视，可知其始终处在反思平衡点上，但若将考察坐标切换为全球哲学或整个知识体系，就会发现其想法也存在各式单薄。

第一，没有跳出真假二分叙事。西方哲学盛产各种“主义”，主义与主义之间往往排他。这种排他性与西方人不断追求“根基”（foundation）的求真意识有关，即思考时总假定可见物是“假的”表象，在可见物背后隐藏着一种被设想为“真的”实在。对于实在的认识一旦产生分歧，冲突就会接踵而来。威廉斯警惕各种主义，但没意识到主义赖以产生的文化机制乃是基于真假二分的求真意识。

求真意识在前现代被表征为一神教话语，在近现代则被表征为各种伦理学及政治哲学话语。然而，基于真假话语的二分叙事只是一种认知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基于中庸话语的连续统认知模式。在连续统认知模式下，人的求真意识弱，求和意识强，真假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如果认知模式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基于该认知模式下的知识生产都会显得“可疑”。

例如，威廉斯讨论的“上帝一词有意义吗”“堕胎是否应该允许”等问题都是一些基于二分认知模式提出的但无法导出明确答案的可疑问题。一个学者一旦参与这些讨论，要么是选定某个极端立场，要么就走向怀疑论。威廉斯成长于西方传统之下，将真假认知模式认定为先验模式，虽从逻辑连贯性角度批评了各种主义论述，却鲜有从认知模式切入将这些论述釜底抽薪，于是走向了怀疑主义。

《羞耻与必然性》，伯纳德·威廉斯 著，译者: 吴天岳，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第二，缺乏明确的坐标意识。威廉斯能够从逻辑上指出各种论证的缺陷，但鲜有从知识批判走向知识生产。整部文集读下来，除了“哲学研究应引入历史理解”外，我并记不得威廉斯提过什么令我豁然开朗的观点或启发。从知识批判升级至知识生产依赖于研究者明确的坐标意识，即需要研究者对于“何为好知识”以及“如何导出好知识”这类问题有一个想象，否则，他的批判即便有理，也不会有任何指导性。

例如，威廉斯在“论怀疑的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我所提到的所有哲学工作都惊人地缺乏一种能令人不安的怀疑论。（目前）对于道德判断的怀疑论正因为是纯粹分析性的，仅基于认知或语言层面的考虑，所以才会在很大程度上没能触动道德问题”。威廉斯批判当前的道德研究过分纠缠语词表述是对的，但并未进一步澄清“何谓能够触动道德问题的研究”以拓宽论域，以至于他的批评显得多余。

所有知识都以陈述（statement）形式出现。所谓批判，就是以生产新知为目的、与现成表述拉开距离的行为。批判有三种模式，分别是否定式批判、补充式批判以及涵盖式批判。否定式批判旨在生产反向陈述，补充式批判旨在生产有信息增量的陈述，而涵盖式批判旨在生产能够引出新论域的陈述——即所谓的范式创新。威廉斯的批判主要是否定式批判和补充式批判，鲜有涵盖式批判。

第三，没有明确的赛道意识。体育场的每一个项目都有明确赛道，赛跑比速度，扔铅球比力量，足球比进球，每一个运动员都知道赛道在哪里，以及知道跨界是难以取胜的。但是这个事情放在知识界，就变得很诡异，大多数知识界工作者都没反思过赛道是什么以及建立竞争的护城河。威廉斯为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辩护，但在我看来，他提供的辩护非但无法证成人文学科的合法性，还会给对方送子弹。

威廉斯的辩护策略有三，一是指出反对者的逻辑漏洞，二是归纳这些学科的过往成就，三是指出人文学科的优势，即人文学科关心的是诸如“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们要到哪里去”等难以被其他学科处理的问题。第一条策略无法改变大多数人关于“人文学科没用”这一刻板印象，第二条策略涉及个人价值偏好、主观性太强，第三条策略最致命，因为威廉斯眼里的人文学科专属问题本身不具备可回答性。

知识就是陈述，知识界比拼的就是陈述的生产。由于知识类型的差异，所以知识界内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标准，诸如真值性、信度、稳健性或洞见性以及其他任何一条可被结构化表述的原则。任何一种标准的建立都会形成一条赛道并引来感兴趣的运动员。如果人文学科支持者想辩护人文学科，就要好好想想，什么样的标准是能够形成护城河的以及针对这一标准而导向的知识是唯有人文学科从业者才能提供的。

第四，没有从“应该”转向“是”。通俗的理解，规范性研究无非是开药店、抓配方。但抓配方需以望闻问切为前提。一名专攻规范性研究的学者若不相信“应该”这一语法，要么走向怀疑论，要么转行至“是”的领域。威廉斯鼓励傻瓜同行们多走后一条路，但他走的是前一条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诊断式训练，并不知道怎么追求“是”的知识。

所谓下诊断，无非是先发现特殊现象，然后找到合适的描述性框架锚定现象类型，最后通过排除法析出导致特殊现象的原因。当代政治哲学及伦理学总体上是肤浅的，因为研究者尚未学过问诊，就急着抓配方，有时候甚至错误地把配方当作原因。威廉斯虽然主张哲学研究引入历史理解，但并没有因此而转向，因为他把注意力聚焦在了配方上——他研究配方，但不热衷开配方，相比于开配方，威廉斯似乎更相信“自愈”。

现代学术体系下的诸学科都分离自哲学。促使一门学科从哲学中独立的认知性条件是“应该”与“是”的分离，即推动知识生产活动的动机虽然来自知识生产者的价值意识，但令知识生产活动得以瓜熟蒂落的条件则是其事实意识。优秀的学者从事知识活动时，会有意识地从价值意识主导转至事实意识主导。如牛顿的知识活动起步于“相信上帝应该存在”，后止步于“论证力的存在”。这点而言，威廉斯算半个优秀吧。

威廉斯是一个优雅、松弛、体面的人，他的哲学气质和他个人品格高度相关。在一个聒噪、各方话语势力都热衷于抢山头的学术世界里，他总表现出一副优雅的上等人腔调。威廉斯的哲学虽谈不上深刻，但他不像自以为精明的功利主义者和自以为正义的义务论者那样咄咄逼人、那样令人生厌。我喜欢威廉斯本人远胜于他的学问，他满足了我对于老派精英学者的美好想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陶力行；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