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是“新信仰的主谋”｜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二

EXTITUTE｜批评·家 ｜ 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文｜ 罗钦科／ 译｜ 王虹元 ／ 责编｜ yy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巷3号的公寓内饮弹自杀，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于36岁。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关于其死亡与社会革命、情感纠葛关系的猜测从未停止。 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 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 《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一文写于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与此同时，罗钦科与斯捷潘诺娃还在筹备发行单独一期《建设中的苏联》杂志，以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本文首发于1940年第三期《接班人》杂志，但内容被大幅缩减；随后刊载于1973年第六期《在书籍的世界中》杂志；另外还曾较为完整地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А. М. 罗钦科：文章、回忆录、自传随笔、书信》 (А. М. Родченко.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письма)一书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篇回忆文章的完整版，由译者译自俄文。在此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

对我来说一切都很不容易：要讲述回忆，要克服所有的疑虑，尤其是关于这一切偏差和对我本人的生平描述是否正确的问题。

Mayakovsky｜1910

我们就是“新信仰的主谋”｜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二｜1940

本文6000字以内｜ 接上期

喀山艺术学校对于学生的各种创新，向来都非常包容。

当然了，在这个完全的外省之地，我们的“左派”也只是相对的。比如说，尽管 我和尼基京 两个人最为左倾，我们还是会在弗卢贝尔和高更的影响下作画，更左的就到不了我们这儿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做着一些十足有趣的事。

学校的走廊里挂着很多“范例”，也就是最优秀的学生作品。它们都是佩列普廖特奇科夫（Переплетчиков）、谢尔盖·伊万诺夫、杜波夫斯柯依（Дубовской）等人喜欢的那种灰调子的寻常画作。这些“范例”中笼罩着一种毫无出路的忧愁情绪，散发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庸俗气息。只要看上一眼，你不单会对绘画失去兴趣，而且会彻底什么也不想做。

在这些示例作品之中，有一幅非常普通的风景画，但它的色调更鲜明，手法更大胆。这是 Д. Д. 布尔留克 的一张画稿。他在我之前就读于喀山艺术学校。

喀山有一座市立博物馆，是由某位利哈乔夫捐资建成的。不过那里只汇集了一些“不知名”画家作品的复制品或二次复制品，因此大家只会把那里当作约会或碰面的地点。

我们对于莫斯科、彼得堡艺术及西方世界的了解全都是从学校图书馆的杂志里看来的，读到什么杂志也纯属偶然。

我们学校的教授有姓拉季莫夫、斯柯尔尼亚科夫、杰尼索夫的；并无必要谈及他们的才华。

“黑暗中光明”当属Н.菲钦（Фешин）。他无疑是很有才能的，但总是心系美国；这位狡猾、高自尊、精于思虑的教授一心盘算着自己逃往美国的事，不仅对学校没兴趣，对俄罗斯也是一样淡漠。

这位毕业于皇家美术学院的“俄罗斯艺术家”——现实主义绘画的希望——在凭借俄罗斯主题的画作《卷心菜收获的季节（Капустницы）》摘得一枚金牌之后，就在学校教书，用画笔描绘这里的女学生：她们要么捧着花，要么拿着书，要么抱着小猫咪……他不停地将这些画出口到美国，给它们起一些美国式的名字：《安塔小姐》、《凯特小姐》、《玛丽小姐》，等等。

当这些“小姐”们赚到了足够的美元，这位俄罗斯艺术家才算是为人所知了。

其他那些没有“尼古拉·菲钦先生”这么有才华的“教授”们，就静静地过着庸俗的日子，盖盖小别墅，互相串串门，喝喝茶；至于喀山的公共艺术生活，他们从来也不参与。

简言之，没有像样的俄罗斯绘画博物馆，画展也非常少见，而且参展的只有上面提到的这些画家。在喀山的剧院，艺术家们是按照季度从莫斯科派来的。

学校大多数学生来自西伯利亚。夏天，我们这些留在喀山的本地人就只有十个左右。

1913年，我们学校的喀山教授们开办了一次“定期”展览。除了老师们本人以外，他们还邀请了特别有才华的高年级学生，比如我、伊戈尔·尼基京，还有总以灰调子作画的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老师们的宠儿。这份邀请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荣誉，而我们每人最多可以提交两幅作品。

我送去参展的是两幅胶画，色调较深，但也足够鲜明；画面展现的是以虚构建筑为背景的狂欢节景象。其中一幅画被律师 Н.Н.安德列耶夫 买了下来。我们的相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开始经常到安德列耶夫家去。他家有一些绘画收藏，数量不算太多。其中有 萨普诺夫 令人惊异的《旋转木马》；我至今还没有见过萨普诺夫这种风格的画作。另外还有 克雷莫夫 的两张风景画、 Г. Б. 亚库罗夫 （Якулов）的《赛马》，以及其他画作。Н. Н. 安德列耶夫的妻子原来是亚库罗夫的姐妹。

除此之外，安德列耶夫家中还有不少艺术类的藏书，包括《阿波罗》、《艺术世界》、《金羊毛》、《过去的时光》、《索菲亚》等。

安德列耶夫本人非常活泼，短小精悍，黝黑浑圆，还有着灵活的手指和闪闪发光的眼睛。他的样子有点像叶夫列伊诺夫，还非常像霍夫曼笔下的塞利奥纳蒂 [1] 。

安德列耶夫的公寓很不寻常：门廊非常狭小，里面的办公室却出人意料地巨大。地板上铺着一张大地毯，就像舒金的“马蒂斯”房间一样，摆满了画作、书籍，除了书 还是书，好像完全没有家具似的。

其余的房间都小得像船舱，但又总是热热闹闹的，来客不绝。 威格尔 就是常客中的一个。威格尔是被流放到喀山的。后来我得知，他就是和 马雅可夫斯基 一起坐的牢。

威格尔在法律界工作，可能也正是因此而经常拜访安德列耶夫。“威格尔夫妇”（大家是这样称呼他和妻子的）经常会拿安德列耶夫充满整个房间的财产开玩笑。

大家在安德列耶夫家不会谈到马雅可夫斯基，因为安德列耶夫不承认未来主义。他是一个非常节制的人，因此当我在艺术上走得更远，就中断了与他的往来——他到了“艺术世界”就止步不前了。

安德列耶夫是喀山著名的德国啤酒厂主佩措尔德的常务法律顾问，想来是挺有钱的。因此他决定办一场莫斯科画家的展览，但是出于素来节制有度、谨小慎微的态度，安德列耶夫甚至没能下决心为自己最钟爱的“艺术世界”社团办一场画展，而是选择了在他看来更适合首先呈现给喀山民众的“俄罗斯艺术家协会”，因为担心观众会一下子看不懂“艺术世界”。

展览无论在学生圈子，还是在群众范围内，都没有获得成功。看来，人们既没有理解他的“节制有度”，也没有理解那些现实主义画作。

自然，第二次展览也没有筹办的必要了。

不过律师们决定在一间空公寓内办一场“律师枞树晚会”，并委派我负责晚会的装饰工作。我在几个房间模仿了未来主义展览的样子，为此还用胶质涂料在纸板上写了二十首未来主义的诗作；我写得好开心。

最大的房间装饰成了餐厅的样子，其余房间则用到了律师的收藏中具有“东方”风格的地毯。 威格尔 印发了一份幽默小报。

晚上我们聚在安德列耶夫的藏书堆里，不知怎么发现了一捆1905年革命时的革命杂志文章。我们整晚都在翻阅这些文章，但是他不让我拿来阅读。文献重新被打成捆，而我也明白了，安德列耶夫只是把它们当作珍玩来收藏，仅此而已。

有一次我去了 “威格尔夫妇” 家，因为我们说好要一起去看电影。他们公寓内学生气的陈设让我吃了一惊。

很快我就离开喀山去了莫斯科，也就不再和安德列耶夫、威格尔见面。

1916年，我在莫斯科第一次参加了彼得罗夫卡大街上名为“商店”的未来主义展览；这是我在莫斯科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凑钱付了一家空店铺一个月的租金。参与者有 塔特林、乌达利佐娃、埃克斯特尔、波波娃、布鲁尼、克里尤恩、佩斯特尔、瓦西里耶娃、马列维奇，还有我 。 我和塔特林 没有钱凑份子，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来弥补。所以我负责卖票，在展览现场值班； 塔特林 负责展览的组织管理工作。

马列维奇 展出了几幅立体主义的作品，一直在和人争吵，最后取下自己的画，离开了画展。

我展出了几幅抽象画。

对我来说一切都很不容易：要讲述回忆，要克服所有的疑虑，尤其是关于这一切偏差和对我本人的生平描述是否正确的问题。不过我也只会用这种方法写作，否则我自己也觉得无趣，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会需要。

我们在左翼战线工作时的氛围和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可以对很多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作出解释。

[1] 《布拉姆比拉公主》中的人物。（译者注）

Sitting: V.V. Khlebnikov, G.L. Kuzmin, S.D. Dolinsky

Standing: N.D. Burliuk, D.D. Burliuk, V.V. Mayakovsky ｜ 1912

1917年

我们这些左翼艺术家是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人。

谁也无权从我们身上切断这种联系，若不记得，也只能是故意忘记。

而且我们不仅去合作了，还硬把“艺术世界”和“俄罗斯艺术家联盟”的艺术家们也拉去了。

为了让此事不被遗忘，我们来提醒一下：

我们率先负责了苏维埃游行的艺术装饰工作；

我们率先在艺术类高校开展了苏维埃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从事教学；

我们率先组织起苏维埃艺术事业；

我们制作了第一批苏维埃招贴、旗帜、“罗斯塔”讽刺宣传等文宣制品。

我们还改变了自身，有些人甚至已经荣获了勋章，不过 Н. 阿谢耶夫、В. 什克洛夫斯基、С. 基尔萨诺夫 （Кирсанов）等人要被排除在外。

有人说，左翼没有右翼对自身改造得那么快，还让右翼等了很久。事实上，与其说右翼改造了自身，不如说他们是给自己找到了安身之所，本身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创作主题，技艺却常常变得更糟了。

我是怎么在工会劝说那些艺术家的啊，劝他们搬到位于格涅兹德尼基胡同（Гнезднико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的九层楼房去。那里曾是尼连泽耶（Нирензее）的宅邸。要知道，每人都可以在那里分到一间画室，屋顶上还有一间巨大的公用画室。

我已经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以及这栋大楼的管理员说好了。那些“旧时代”的住户被迫迁出，其中很多是自己仓皇离开的。房子就这么空出来了。我以身作则，自己搬了家。画室棒极了，有煤气、电话、小小的厨房和浴室。但……不管我怎么劝说，艺术家们都还是犹豫不决……他们不过是害怕布尔什维克会离开，然后就……我们就不再转述他们当时说的话了。

1917年，我们组建了工会；

它由以下三个联合会组成：

青年联合会

中央联合会

高级联合会

实际上它们另有含义：左翼、中央、右翼。

青年联合会中，有以下这些左翼艺术家：

未来主义者、

立体主义者、

至上主义者、

无物象艺术的创作者。

中央联合会中有：

“艺术世界”、

“俄罗斯艺术家联盟”、

“红方块王子”、

“驴尾巴”及其他。

高级联合会中则有以下艺术家：

“俄罗斯艺术家联盟”、

“巡回展览画派”成员及其他。

青年联合会的主席是 塔特林 ，秘书是 我 。中央联合会的主席是 尼温斯基 （Нивинский），秘书是 科勒 （Келлер）。高级联合会的主席是 博加托夫 （Богатов），秘书是 叶符列伊诺夫 （Евреинов）。

我还有一件事忘了写：就在十月革命前夕， 我和塔特林 受雇去给库兹涅茨克桥大街上的“皮托雷斯克（Питтореск）”咖啡馆（现在是全俄美术工作者合作联盟的所在地）做装潢。

这家“皮托雷斯克”的店主是资本家 菲利波夫 。

菲利波夫这个姓氏，几乎是莫斯科所有面包店的代名词。他想来是决心要开一家独具一格的咖啡馆，把装潢工作交付给了艺术家 Г. Б. 亚库罗夫 。

总体上讲，我并不知道当时那边的情况，但亚库罗夫请我和塔特林一起去工作。

我们是这样工作的：我为艺术家们加工草图，按照 亚库罗夫 的铅笔图稿完善施工细节。报酬丰厚、住在“豪华(Люкс)”饭店的亚库罗夫喝很多酒，没时间绘制精细的草图。

塔特林、乌达利佐娃 （Удальцова）和 布鲁尼 （Блуни）则在咖啡馆按设计草图进行施工。工资好像是日结的，每天3卢布或者5卢布。我分到一个房间，便开始工作。

塔特林 开始给玻璃刷油漆。

他们一点也不吝惜钱，甚至请 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 来写一出什么小戏。为了让这事能成，他们在“豪华”酒店二楼给赫列勃尼科夫开了一间气派的两室客房。但是他却很奇怪，深夜抵达，蹑手蹑脚地摸黑睡在了房间角落的地板上，一大早就又离开去什么地方了。也不知他到底写出了什么没有。

十月革命之后， 塔特林 只能从 亚库罗夫 和管理员那里拿到一些钱，而他们自然由于某些“含糊不明”的原因，并不打算把钱付清。

塔特林 找我帮他出主意。怎么办？能向谁诉苦呢？我劝他去一趟区党委。

第二天晚上， 塔特林 忧郁地来找我，说党委建议他提起诉讼。可现在哪有什么法院啊，很显然，这事儿算是没戏了。

我问：

“有点不对劲。你到底去哪儿了？”

“去党委啊。”

“哪个党委？”

“……社会革命党的那个。”

好吧，彻底跑错地方了。应该去找 布尔什维克 呀，权力都在他们手上。第二天，我们一起出发了，向一位穿皮夹克带毛瑟枪的同志报告说，一位 亚库罗夫 上尉不给画 匠 塔特林 应有的工钱。

穿着皮夹克的同志写了一张通知：

“ 亚库罗夫 上尉须于十时抵达委员会。”

十点，所有人都到了。

穿皮夹克的人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毛瑟枪的皮套，说：“什么情况啊，这位上尉公民，您怎么不付工钱给画匠呢？”

亚库罗夫愤怒极了。他开始解释，说自己也和这些画匠一样，是搞艺术的。但是他的扮相——马裤、绑腿、军上衣、短胡子、马鞭——却一点也不帮他说话。 我和塔特林 倒确实是普通画匠的样子。

然后，穿皮夹克的人下令立即付清钱款。第二天， 塔特林 收到了钱。

亚库罗夫很久都没能忘记此事。

Mayakovsky ｜ 1929

1918年

有一次， 我和塔特林 去了娜斯塔霞胡同（Настасьин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里的“诗人咖啡”。那里还在进行后期装修和彩绘，每个艺术家分到一面墙，在上面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Д. Д. 布尔留克 在我们面前彩绘，然后说，有一面墙还等着塔特林呢……但是 塔特林 拒绝作画。他们也建议我去画，但是塔特林悄悄对我说“不要”，我就也拒绝了。至于为什么“不要”，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彼得罗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戈尔德施密特 （Гольдшмидт）也在那里溜达。后者即“生命的未来主义者”，作为诗人平庸无才，但却是个外貌俊朗、体力充沛的小伙子。他穿一件蓝色衬衫，领口敞开，头上戴着一个金环，有点像古时候的希腊人或是角斗士。

他很快就消失了，我已经很久没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得去看看“诗人咖啡”装修得怎么样了，于是我们出发了，一行三人： 塔特林、我， 还有 斯捷潘诺娃 。

各桌都满了，不过托塔特林的福，我们还是得了个位置。

人声喧闹，五彩缤纷，烟雾缭绕。

很多诗人发了言， В. В. 马雅可夫斯基 也在其中。看到塔特林的时候，他在台上宣布：“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钢筋混凝土‘反浮雕’的创作者、杰出的未来主义艺术家 弗拉基米尔·叶夫格拉福维奇·塔特林 ！”

大家鼓起掌来。

塔特林 起身鞠躬，我却意外地脸红了。塔特林以为我是心里不平衡，坐下后小声跟我说：“他们还不认识你呢，所以才没有叫出姓氏来。”

记得当时是新年前夕，有一棵枞树，上面挂着五花八门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书和画。

马雅可夫斯基 从枞树上取下礼物，分发给大家。我记得其中有一本带题词的《穿裤子的云》。

我特别想拿到这本书，但是啊，它没能属于我。

工会在如今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所在地举办了展览，但开幕几天之后，“左翼联合会”就因为工会侵犯联合会权利而退出了工会，还把展览上联合会成员的画都取了下来。[2]

我们在新的地点——克列切特尼科夫胡同（Кречетников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开始了独立的社会生活。

工会“左翼联合会”艺术家-画家俱乐部开始运作了。

宣传海报已经发出去了，说俱乐部会按“左翼联合会”成员登记的顺序不间断地为所有艺术家举办展览。展览很受欢迎，参观者众多。

我记得有很多人来看我的个展，包括 爱伦堡、阿列克谢·托尔斯泰、С. 舒金、图根霍德 等等。

马雅可夫斯基 也在俱乐部成员之列，但是他在列宁格勒的时间更多。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到展览这里来。

普宁、斯泰伦伯格 （Штеренберг） 、马雅可夫斯基、布里克 来到了莫斯科，并在 塔特林 的主持下建立了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造型艺术部门和艺术委员会。

塔特林、马列维奇、莫尔古诺夫 （Моргунов） 、罗赞诺娃、罗钦科、乌达利佐娃 等人开始创立苏维埃的艺术事业。

现在有很多人对此闭口不谈。

很多人不记得了，另一些人觉得没必要再想起。我却觉得，这些事情是必须记住的。

苏维埃艺术的创始者是我们，而不是那些不记得这些事的人。而我们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没画完沙俄时期的肖像画，加入苏维埃艺术的时间则比我们晚了十年。

这一点是不该忘记的。我们在1917年就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稍微晚了一些，是在1927年。那时候我们人数不多，但我们就是 “新信仰的主谋” [3]。

“曾作战

很久前

三百希腊人

径直与波斯全军。

我们亦然。

但我们

未来主义者

一共——大概有——七人。”

——马雅可夫斯基

[2] 这里说的是1918年举办的第五届国家绘画展。——原注59

[3] 原文中зачинщик一词，是“罪魁祸首”、“始作俑者”的意思。——译者注

Alexander Rodchenko ｜ 1930

▶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 ｜ 《А. М. 罗钦科：文章、回忆录、自传随笔、书信》｜1982

未完待续

▶ 目录

▂ 一张海报，三个未来主义者

▂ 我们就是“新信仰的主谋”

▂ 在剧院里，在舞台上，真实的东西不过是不真实的替代品

▂ 我们终究是革命艺术的先遣支队

▂ 他是唯一为出版业，也为我们带来西方文化艺术新资讯的人

▂ 从普希金诺到巴黎，从消夏别墅到大皇宫

▂ 有必要捍卫那些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人

▂ 人们想用鲜花把他淹没，不停带来新的花

▶ 院外计划 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

汇集、 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

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

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

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这一目标。

艺术与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人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支离破碎的。那么该如何设想一种革命后的新的艺术文化呢？作者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新时代的艺术家进入工厂，重新掌握生产的技术和过程，进而介入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之中，通过“生活建造”来弥合物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缝。在解放物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由此，精神与实在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重新回归和谐的状态。

架上绘画 | 一 | 新的生产关系结束了“社会日常”领域的艺术创造。不和谐、无定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组织的生活正在成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