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9年李慎之陪同邓访美。在飞机上有一段重要对话：
李慎之问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
邓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如今中美关系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更挟其“核心科技”之威，大打“卡脖子”之战。
当下，如何突破“核心科技”成为全民热议话题。
作为承前启后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对于“路径依赖”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洞察力，至今读来依然令人警醒：
顷阅冯世则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
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五四”先贤接着前人几十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经他“认真想想”就轻易地推翻了一个。冯世则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错了。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纠正他的误断。
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
李约瑟盛赞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发明（记得那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人与马联为一体，对文明有伟大的意义），
但是他的总结论是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
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
在欧几里得发明推理严密的几何学之时，中国还只有占卜之书的《易经》，然而现在它却被推为科学之祖的“元典”了。
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罢，每一个木匠，要做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
圆周率
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
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
“算学”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绝学”，也就是没法传承的学问，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过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传之秘”，或更进而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又成“绝学”。
如此反反复复，并无可以形诸文字的传承体系。而这些我们今天承认之为“天才”的人，在历朝历代的圣君贤相、文人学士的眼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不过是“方技”或“术数”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近世以来方为世人，尤其中国人所艳称。李约瑟更孜孜兀兀为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许许多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发明，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明代学者宋应星《
天工开物
》所记载的都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但是清末的先贤如梁启超、严复是懂得这一点的，“五四”的先贤如陈独秀、胡适是懂得这一点的。后者所以要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就是因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并没有这两样宝贝。
他们舌蔽唇焦都想把这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引进中国，开导中国人民，没有知道中国人并不领情，“学术”一词，此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
不但如此，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
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吴大猷在《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说：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探索如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行，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虽则科学发展结果，可能很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索的主要分别，乃前者是不为先定的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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