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大事的中国人，没错过2016 | 封面

采访 / 韩墨林 施展萍

文 / 韩墨林

编辑 / 方奕晗

一个意大利男生坐在张文雯对面。他个子很高，白衬衫洗得非常干净，一头黑发温顺地捋在脑后。薄薄的镜片后面，眼睛里闪着清澈的蓝色，是张文雯最喜欢的颜色。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间小咖啡馆。她偷眼看他，他远眺窗外，就这样坐了许久，夕阳缓缓落下，天空已是橙灰色，带着咸味的海风透过窗缝，调皮地撩起发梢。海风吹来的远方，是美丽的桑塔露琪亚海，意大利民歌的发源地。

“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在银河下面，暮色苍茫，甜蜜的歌声，飘荡在远方。”

20岁的张文雯起身去洗手间。回来时看到男生慵懒地靠在窗边，回头朝她笑。刚收完餐碟的空桌子上，变出一枝红色玫瑰。

这是中国大学生张文雯邂逅的第一段爱情，在意大利。她受国际志愿者组织派遣，去做暑期义工，这个男生是她的组长。张文雯描述，他有欧洲男生典型的气质：温柔、细心、帅。她到那不勒斯的第二天，男孩塞给她一张手绘地图，上面画着那不勒斯的乘车路线，每一个站点都标着对应的英文，还标注了“救命”“我需要帮助”等常用语的意大利发音。

他们开始约会。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牵手散步，一条长长的街通向海边，一对对漫步的情侣忘情地接吻。这就是那不勒斯，一个爱情像野花一样肆意生长的小镇。张文雯的室友在一次聚会中说喜欢《冰与火之歌》，一个暗恋她的男生就赠了她一册，书里表达爱情的每一句话，都被钢笔精心勾出，像学生在课本上画重点。

张文雯喜欢意大利美食，这次报名来意大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想尝尝向往已久的味道。她没想到的是，从北京到那不勒斯，疲惫不堪的13小时航班的尽头，竟是命运预留的惊喜。

10月6日，隔着6小时时差，他们共同庆祝了男孩的生日——电波飞越大洲、大洋，途经的世界风云变幻，但并不妨碍在角落里默默生长的爱情。这大概就是张文雯和许多旅者向远方执着追寻的东西：爱、梦想、希望。

纷乱的脸孔

走出那不勒斯机场，一路驶往城区，吃晚饭。张文雯几乎是在睡梦中吃掉大半张比萨。

她犹豫地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放荡不羁。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破破烂烂。道路两旁的建筑像是几百年没有修整过。街上很脏，汽车横七竖八停在路边，似乎好久没有擦过，不少车的保险杠干脆不见了，只要还能动，就照样开。

这天正赶上那不勒斯的传统节日，朋友带她绕了点路，去但丁广场看游行。张文雯看到一大队人穿着古典王室的服装，骑着白马，浩浩荡荡走过街头。队伍最前面是“国王”，戴着王冠，其后是“王后”，后面跟着60多个“侍卫”，数不清的群众随着队伍欢呼雀跃。不远处是旧时的波旁王宫，还有神庙模样的建筑，向地面投下深沉的倒影。

历史带来的震颤感击碎了疲倦。张文雯静静地看着行进的队伍渐渐远去。

新奇与紧张，是张文雯在那不勒斯期间随时会涌起的两种情绪。紧张来自2016年整个欧洲热议的难民问题。作为中东北非难民登陆欧洲的起点，意大利的难民问题激化，一度令张文雯有些不安。

▵当地时间2016年10月，那不勒斯，难民经由海岸警卫队的船上岸

初到那不勒斯，她去移民办公室办理居留手续。那是比较破败的街区，两间办公室挤满了人，神情焦躁不安，不时发出她听不懂的抱怨。好不容易排到自己，张文雯费力挤到前面，发现身边一个裹着头巾、穿着粉色条纹衣服的黑人妈妈一直在哭，膝旁两个小孩子眼神懵懂，头发脏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她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快速离开了。

去之前，张文雯做过一番细致的调查。有人说那不勒斯比较乱，扒手遍地。刚到那里的前两周，由于语言不通与预设的警惕，她的精神高度紧张。那不勒斯街头有许多黑人，长期摆摊卖一些仿制的大牌包包和其他杂货。摊子早上就搭起来，很晚也不撤。每次走在路上，张文雯总是感觉有奇怪的眼神钉在背后，心里莫名浮起恐惧。

不可能避得开。她工作的地方离住处很远，需要乘地铁再转公交。张文雯向《博客天下》回忆，有次在公交车上，突然上来一群黑人，把整辆车挤满了。他们拎着塞满山寨包、廉价玩具、墨镜的袋子，没人买票，司机也没有说什么。她被挤到一边，只好绷紧身体，尽量把目光移向窗外。

法国的难民矛盾和意大利同样尖锐。在巴黎，游客张红宇的屋檐下，四五个阿拉伯人长期驻守乞讨，老的老小的小，行李大包小包放在身边，仿佛已居无定所。

张红宇48岁，是昆明某高校教师，工作压力很大，只有暑假可以旅游散心。她7月飞了趟法国，15天玩了4个城市。她告诉《博客天下》，法国街头时常可以看到貌似难民的阿拉伯人。

递过去1欧元，张红宇匆匆走开了。和张文雯一样，她对难民有本能的恐惧，只敢远远观察。她注意到，这些乞讨者看上去不算潦倒，态度也很闲适，丝毫没有为生计所困的焦灼，更像是一家人在度假，晒太阳、聊天、大声谈笑。

这次去法国，张红宇特意订了12日的机票，为了赶上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著名的巴黎阅兵式。那天早晨她5点半就出门了，乘地铁直达香榭丽舍大街。迎着清晨的微风，她漫步到凯旋门，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仪式开始。坦克、新式武器车、马队整列驶上街头，震得地面隆隆作响，非常壮观。观众并不多，街道上甚至有点冷清，和张红宇曾在电视里看到的熙熙攘攘的阅兵场面很是不同。

她那时并不知道，由于此前频繁发生的恐袭事件，法国政府已经把巴黎大区和部分地区的反恐预警方案提至最高级别。

一些端倪是可以察觉的。比如乘坐地铁时，列车突然停下，全体乘客下车10分钟，不懂法语的她无法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有，在巴黎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张红宇注意到时常有警察在巡逻，全副武装——这让她感觉很安全。她上前请求合影，警察笑眯眯地答应了。

张文雯和张红宇都没有料到，飓风这么快就来了。7月14日深夜，法国一些地方仍然沉浸在国庆的欢庆气氛中，在尼斯英格兰大道，马塞纳广场附近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还在继续，直到一辆白色卡车突然冲向观看焰火的人群。84人死亡，伤者无数，狂欢的街道溅上斑斑血迹。7月15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视上确认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爱比恨更强大

那天晚上，张文雯睡不着。她与一个家在尼斯的志愿者朋友发微信聊天。正昏昏欲睡时，张文雯看到手机屏幕上蹦出一行字：发生了恐袭。她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4日晚，法国尼斯发生恐怖袭击，救护人员在现场救助伤者

张文雯告诉《博客天下》，自己当时特别害怕。尼斯距离那不勒斯不算近，但她之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另一层担忧是，按原先的计划，她第二天要去北部几个城市旅游，没想到突然发生这么恐怖的事。

对恐袭，张文雯不愿多说什么，她认为没有词汇可以形容那样的罪恶。

去那不勒斯之前，张文雯和来自那里的外教沙米聊过天，请他推荐当地美食和景点。沙米神秘地告诉她，傍晚的时候，在市中心的广场随便挑一家咖啡馆，点一杯espresso坐下，看来来往往成双成对的情侣“表演”就好。

在第一个真正的傍晚来临时，张文雯立刻明白了沙米的意思。那不勒斯的情侣是她见过的最亲密、最张扬的，他们时时刻刻拥抱在一起，随时随地亲吻——广场上、地铁里、大街旁，爱人们永远旁若无人地黏在一起，仿佛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不再重要。

张红宇的下一站就是尼斯，那是恐袭发生后的第3天，街头不少军人扛着重机枪四处巡逻。她专门去了英格兰大道，看到小山般堆积的鲜花、礼物以及信件；现场有许多布娃娃，一看就是给孩子的，还有整齐摆放的遇难者照片。

陆续有人停下脚步，长久地站立，送出沉默的悼念。张红宇记得，现场没有喧嚣，没有愤怒的呼喊，集聚的人们很平静，悲伤的气氛之上，笼罩着某种高贵的庄严。

张红宇在这里徜徉许久。最终击溃她的，是马路上画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心形图案。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是母亲悲伤的口吻：你不是刚出来吗，为什么不回家了？

恐袭发生前不久，巴黎某大学研究员叶昕的家人来法国探望她。一家人恰好在尼斯旅游。第二天晚上，他们散步经过这里，看到地上摆放的蜡烛，微弱的烛光闪烁，映出死者照片上或年轻或苍老的面庞，叶昕一下子泣不成声。

叶昕来法国很多年了。2015年11月13日，法国和德国足球友谊赛场上的那声震惊世界的爆响，就在她任职的大学旁边。她可以清晰地听到声响，是枪击还是炸弹，她也不知道，只记得当时的心情非常慌乱。但其他人的反应都很平静，大家有秩序地撤离，有人协助安置伤员，还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发起“打开家门”活动，收容因交通警戒、地铁关闭而暂时无法回家的逃离者。

这种平静让叶昕感慨。同事上班下班，买菜回家，生活一如平常。枪击发生的广场上，许多法国人静静肃立；在大学，人们也会在午休时间不约而同地去室外默哀。叶昕的法国朋友对她说，如果允许恐怖分子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哪怕一点点影响，就真的遂了他们的愿了。

张红宇看到了类似的一幕。摆满鲜花的英格兰大道旁就是美丽的白色海滩，法国人在那里晒太阳，聊天，一躺就是半天。恐袭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兴致，沙滩上依旧有很多人轻松地谈笑——这种幸福与几十米之外的哀悼气氛泾渭分明。张红宇告诉《博客天下》，这些法国人看上去都懂得应该怎样走出来，而且十分确信，爱比恨更强大。

击落一只和平鸽

7月16日，张文雯收到另一条消息，来自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志愿者，内容很简单：出事了，我没事。

军变是在15日晚9点左右悄然启动的。夜幕中，军队夺取了伊斯坦布尔的亚欧大桥，并控制了国家广播电视台。16日零时刚过，一位女主播出现在黑屏许久的电视画面中，平静地宣布军队接管国家，并废除埃尔多安的总统职务。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当时，张文雯的另一个志愿者朋友郭昊，就在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安卡拉，履行她最后两周作为支教志愿者的职责。军事政变发生时，她和同事们被困在安卡拉市区一家咖啡馆里，“非常非常惊慌”。咖啡馆里有电视，似乎在播放相关消息，但郭昊一句话也听不懂。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土耳其支教期间，郭昊寄住在女学生家里，那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作息规律。郭昊不愿打扰这家人休息，通常都较早回去，一些爱玩的外国同事则会到海边整宿整宿地聊天、夜泳、看星星。可是这一天，郭昊说心里有种冲动，想和朋友们好好玩一宿——她给寄宿的人家发了消息，说晚上不回去了。

这是郭昊第一次在外过夜。她和朋友们约好在咖啡馆见面，一起去海滩。那时已接近午夜，有人要回家拿泳衣，其他人就在咖啡馆里等。等了很长时间，没有等到人，却等来了宵禁的通知。

从同伴凝重的表情中，郭昊的心情一点一点绷紧。很快，当地的国际组织负责人赶到咖啡馆，护送他们去附近一个志愿者家里。路上，土耳其本地的同事匆匆赶去超市购物，又去银行取钱，这让郭昊更加紧张。那晚谁都没有睡觉，天亮之后传来消息，军变不到8小时就平息了。

第二天，郭昊给大使馆打电话，对方告诉她没事了，安卡拉一直是安全的。此时，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场军变已造成194人死亡，千余人受伤。47名无辜波及的普通市民在这场变故中失去生命。

决定去土耳其之前，郭昊查过许多有关这个国家的资料，也看过中国外交部颁发的一则声明，说5月16日之前，土耳其局势不稳定，不建议公民前往。这个日子在郭昊的行程之前，她并没有太当回事，照常办签证、订机票。可是到了5月17日，她发现外交部把声明延期到11月。

6月12日，郭昊坐上飞往安卡拉的航班。十几个小时之后，飞机落地，新奇感瞬间冲散了恐惧。这是盛夏的土耳其，连空气都是滚烫的，灼目的阳光把街道两旁的建筑染成金黄色，不知名的植物在街边摇曳，怒放。

这个国家向郭昊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包容力。街上的行人穿戴着穆斯林传统的头巾和罩袍，但短袖和短裤的数量也不少，一身中国街头的夏装在这里并不突兀。寄宿的家庭也是如此，妈妈和嫂子全身包裹严实，女儿却穿着短袖，露出胳膊，一家人谁也不在意。令郭昊尤为感激的是，此时的土耳其正值斋月，寄宿家庭遵循教规，每天日落后才可以吃东西，但他们会提前给郭昊做点吃的，怕她挨饿。

政变第二天，郭昊回到寄宿的人家。对方反应很平淡，仅仅招呼了一声，并未过多担忧她的安全。后来郭昊才知道，这类宵禁在土耳其并不罕见。同事告诉她：能有什么反应呢？你还能不活了吗？

郭昊告诉《博客天下》，在这一刻，自己深深地思念祖国，还有家人。她意识到，一直被她视若无睹的安全感，原来如此宝贵。

这天，朋友拉郭昊去世博会。坐电瓶车泛泛游览一圈后，他们匆忙赶往中国馆，可是门已经锁上了。郭昊扒开门缝，看到里面的灯还亮着。她兴奋地给土耳其朋友们讲解：这个是茶叶、那个是毛笔，还有那一片是中国园林……

死亡与反思

在日本长崎，松山町和平纪念公园里，和平鸽是安全的。可以说，在22岁的摄影师胡亚元所感受到的氛围中，它们将是永远安全的。

8月9日上午11点，约有6000人齐聚慰灵碑前，默哀追悼原子弹爆炸中的遇难者。71年前，美军向长崎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刻，蓝天色变，三分之一的城市沦为焦土。1955年8月，长崎市区竖起了和平祈祷像，并以此为中心建设和平公园。

▵2015年8月9日，日本长崎，数千民众参加长崎原子弹爆炸70周年纪念仪式

胡亚元8月8日到达长崎，中午路过和平公园。他这次是陪爷爷奶奶去日本旅游的，之前并不知道这里将要举行这样一场仪式，只看到空地上正在搭建座位和展台。从肤色判断，他感觉去那里参观的人还是外国人居多，以欧美人和东南亚人为主，长崎本地人数量较少。

旅行之前，胡亚元对长崎的印象是一个港口城市，可能不是很发达，或许像切尔诺贝利一样，很多地方是封闭的。没想到当地政府把原爆点修成一个公园。他对《博客天下》回忆，雕像是一个男人，右手指着天空，左手向一旁平伸。导游向他们介绍，雕塑的寓意就是祈求和平。

他描述说，那是个很大的雕像，直观上让人感觉日本人对那段历史还是很在意的。从整个公园的氛围来看，建设者想要传达的并不是沉重的情绪，而是淡化仇恨，记住历史。

在公园里，胡亚元看到一个日本小姑娘用轮椅推着老爷爷慢慢前行。从身边陪伴的社工和官员推测，那应该是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而非普通游客。

胡亚元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两位老人在和平公园时很沉默，除了要胡亚元在雕塑前帮他们拍几张照片，一路无话。

胡亚元揣测老人的心情，感觉他们一方面觉得死于原子弹的人太多了，但同时又觉得，如果不是这样，遇难的就会是他们俩。他自己也同样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原子弹加快了二战的进程，也造就了几十年的和平，让大国之间免于战争；另一方面，“如果说这是一件好事，对死于原子弹的人是不是太残忍了？”

作为南京人，胡亚元认为历史的切肤之痛使他们，尤其是爷爷奶奶这一辈人，对长崎经历的痛苦和毁灭感同身受，而不是只追究因果纠缠。

历史的声浪

在韩国首尔光化门广场的蓝天上，也有成群的鸽子飞翔，时而落在广场上，啄食游客撒下的麦粒。它们不怕人，会在人们的脚边跳来跳去。

11月的广场上挤满了示威的人群，鸽子没地方落脚了。它们飞去又飞回，咕咕的叫声如同一颗颗孱弱的水滴，消失在人群沸腾的反对声浪里。

就像他们无助的总统。

▵2016年12月17日，首尔，韩国民众第8次大规模集会示威，要求被停职总统朴槿惠立即下台

11月5日下午，光化门20余万民众游行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22岁的成均馆大学留学生张令一去了现场。从儿童、青少年到老人，几乎所有年龄层的人都参加了这场集会，还有不少是举家前往。学生团体高喊口号，静坐的市民抢夺为数不多的空地，在地上铺张毯子，拉好条幅，摆上食物，再点起蜡烛，就这么坐上一个通宵。广场上的人太多，张令一说自己几乎无法站稳，被人潮推着走。

37岁的国企职工李喆在游行的前一天飞抵首尔。飞机落地，接机的人告诉他首尔这时候有大规模游行，地面交通有问题，需要坐地铁去市内。坐了几站地铁，他发现车厢里不知不觉挤满了要去参加游行的人，带着条幅、手电等物品。他吓坏了，担心会不会是政变，会不会有危险。

在韩国期间，李喆小心翼翼地绕着人群走。他对首尔的印象只有一个：到处都是警察，到处都是警察！

拥挤的地铁也让他困扰。由于工会对总统的不满情绪高涨，10月之后，地铁工人经常罢工，导致班次减少——平时5分钟1班车，罢工期间会延长到半小时一班，人流量是平时3倍左右。张令一曾在北京生活过，他说那时首尔地铁拥挤程度超过北京。没有高峰期，随时都是如此。

张令一每天上午9点上课，他的住所离学校有5站地铁。一天上午，地铁到第2站就停运了，所有乘客下车——出租车也在示威，拒载涌上街头的乘客。等张令一匆匆赶到学校的时候，午饭都开始了。他向教授解释，申请补假，一向严格的教授听说是这个理由，很快准了他的假。

这段时间，学校里迟到的师生很多，大家私下里抱怨连连，愤怒全都指向朴槿惠。张令一记得一次下课时，教授用玩笑的口吻问大家，要不要去示威？去的同学我请吃比萨。

一呼百应。

成均馆大学附近的街上，有一家张令一常光顾的面包店，早早就挂出通知：如果晚上去光化门静坐，买面包可以打折。还有一些店铺推出“示威包”，内有横幅、手电筒、蜡烛等标配。顾客要去光化门，店主会愉快地给予优惠。

从张令一的住处到成均馆大学，是首尔的“安静区”。许多年来，很少有游行会波及此地。但即使这个区域，张令一每周也能看到两三次针对朴槿惠的小型示威。在首尔许多地铁口，经常可以看到排成一行的男女老少，穿着统一的制服静坐。有人进出的时候，他们就集体喊几句口号。

在光化门游行现场，每个人都站在朴槿惠的对立面，每一条扬起的手臂都要赶走她，每一张嘴都喊出斩钉截铁的口号。张令一觉得这一幕很残酷。他没看到现场有女总统的支持者：“十万对一个，怎么支持？会被打死的。”他还注意到，就连街头执勤的警察也很消极，只是执着盾牌站在那里。

作为来自异国的旁观者，张令一很难理解这种激烈。他感觉到，这场反对浪潮已经演绎成一场狂欢，凌驾其上的“集体意志”早就超越理性诉求的部分。反对的理由也越来越极端，他惊讶地发现，认识的韩国同学中，有一半认为“女人不能统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甚至有女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被遣返回国的当天，张令一和一个韩国女生在仁川机场吃饭，餐馆的电视在播报这条新闻。女生突然对他说：“我就知道有这一天，女人是不能当总统的。”

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特朗普赢下总统宝座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全国各地爆炸般的反对声浪。他当选后的一周内，抗议游行已经扩散到全美50多个城市。

▵当地时间2016年11月9日，西雅图，游行者高举“不是我的总统”的标语，抗议特朗普当选

 “Not My President”反对特朗普的游行11月12日在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接棒时，国内某高校的大四学生高萍恰巧在那里看望同学。13个小时的飞机航程和时差带来的不适，没有阻拦她去看这场“罕见的热闹”。

走上街头的学生手持各种各样的标语牌，零星可见象征LGBT权利的彩虹旗。标语包括：“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他不是我的总统”和“黑人有所谓”等。

在高萍的印象里，这是一场克制的游行，秩序井然。她用不熟练的英语和一个女生搭话，对方的回答很认真：即使无力回天，也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纽约州一向深蓝，全美绝大多数高校也是如此。在11月8日“黑色的日子”之前，高萍的同学告诉她，从老师到学生，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特朗普会当选。消息传来之际，校园呈现出一种崩溃的状态，教授上课前，先鼓励大家不要失去信心，语句沉痛而缓慢，更像参加一场追悼会，悼念的是美国的未来。

“不愿相信，无人相信。”这和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时，英国高校的状态非常相似。伦敦某知名理工类高校博士生董琳记得，当时学校里没人相信这个结果，失望的情绪笼罩着校园。在之前的各类学术讲座里，公投可能的结果被讨论过无数次，结果均是脱欧弊大于利。

▵当地时间2016年6月19日，两名脸上画着欧盟和英国旗帜的积极活动者在柏林接吻，抗议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公投是在6月，和难民潮搅动舆论的时间刚好重合。董琳记得，当时的电视新闻节目往往把它们绑定在一起，明示或暗示均有，宣称英国应该在难民问题上拥有独立决策权，脱欧正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个理论说服了相当一部分民众，成为左右公投结果的有力筹码之一。

这与大学校内的讨论截然不同。董琳观察到的情况是，她的老师和同学讨论脱欧利弊时，大都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未提及难民这个因素。相反，他们认为接纳难民是英国应尽的道义责任，不能构成脱欧的理由。

董琳和高萍都认为，那种简单、粗暴、具有煽动力，但道理和逻辑较弱的口号，其实比真正理性的分析更有号召力。她们同时意识到，这种结果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撕裂。在那天的游行队伍中，有一块牌子让高萍印象深刻：“我们愿意聆听你们”，举牌者是一位黑人男生。

没有市民上前攀谈。

董琳也从电视上看到，公投结果出炉后，“英国第一”的思潮在许多小城市萌发，种族歧视现象也开始浮现。数量不少的群众认为，英国已经脱离欧洲了，难民也到了该走人的时候。

董琳和英国同学聊起过这个话题，对方毫不掩饰自己对英国的失望，还有愤怒、迷茫，以及沮丧。张令一、高萍、董琳也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旁观的社会风起云涌，长久的疑惑与思考之后，他们的结论是不约而同的。

“这是一个不够理性的社会。”

改变这个世界

身处APEC会议现场，听着各国政要侃侃而谈，关于理性的问题也浮现在23岁的浙江大学生陈烨婷的脑海里。

9月，陈烨婷从万人海选中脱颖而出，获得APEC未来之声中国区选拔赛大奖。11月13日，她作为秘鲁APEC未来之声的6名青年代表之一飞赴利马，以特约媒体记者的身份旁听峰会演讲，并与各国与会代表交流。

这不是陈烨婷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在大学的国际关系课上，这样的话题被时常抛出来讨论：在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本地居民怎样去面对移民带来的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再被自己的国家所保护？

这类情绪一旦开始蔓延，分裂的种子就已经埋下。高萍和董琳目睹的令她们深深困惑的割裂与不理解，几乎全出于此。

美国代表杰森的观点，对陈烨婷启迪很深。杰森金色短发，个子不高，眼睛很有神。在他的家乡美国，阶层分裂问题已是逐渐开始溃烂的伤口，杰森本人有切肤之痛。他说很多时候，政府，或者说精英，谈论那些所谓比他们阶级要低的人的时候，几乎都是一种俯视的姿态。他们只会说：你们这样想是愚蠢的，你们不接受移民是愚蠢的，你们如此害怕是愚蠢的，你们拒绝全球化是愚蠢的。但似乎从未切身处地站在他们所试图劝导的人群的立场去思考，导致人民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遇到一些事情后被显化。

譬如环保的老话题。杰森观察到当精英高谈阔论要怎样去关停一些重工业、传统工业的时候，很少实际提出具有诚意的方案，去解决炼钢工人、农民的生活和饥饱问题。而只是泛泛空谈促进社会发展这种宏大缥缈的命题。人们不理解，所以不相信，进而不接受。随之递增的情绪，就是一点一点喷发终于再也收不住闸的愤怒。

正是这样的愤怒，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把英国推离欧洲，也把自诩精英的人们推离了群众。而且，伤口已经划开了，弥合肯定需要时日。杰森认为，上层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

从上海到利马花了30个小时。到达坐落在空旷海边的利马机场时，陈烨婷兴奋犹在，脚踝却肿了。

一场让她印象深刻的演讲，来自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扎克伯格讲出第一句话，陈烨婷的手就开始发麻。她感觉到，这个一米七八、与她同辈的青年，内心有着超强的坚定和自信，这种状态从姿态、神情、语气等每一个细节溢出。

在陈烨婷的印象中，利马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五彩缤纷的城市。街道上的房屋排列混乱，外墙漆得五颜六色，这幢是黄色，那幢是蓝色，旁边另一幢又是粉色；墙壁上满是涂鸦，路边的仙人掌长得和树一样高。等红绿灯时，她看到前面一对情侣走过来，穿着简单的背心、短裤，女生拿着三枝明黄色太阳花，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灿烂。这平常的一瞬击中陈烨婷：这就是南美。

工作之余，志愿者们坐上露天巴士，在市区大道观光，身上还会被路边的新奇植物扫到。音箱开到最大音量，一路放歌，是拉美风情的民谣；车上的人高歌、呼喊、拥抱。这种“扰民”的行为在利马天经地义，人和音乐、舞蹈的关系，就像火和锅一样默契，不能分离。

任鑫对南美的感受与陈烨婷相同：热情、狂放、不羁。8月，他和陈烨婷一样经历重重选拔，熬过30个小时的经济舱航程，远赴巴西做里约奥运会的翻译志愿者。

奥运会期间的里约激情横溢。任鑫在街头行走，经常会撞见横冲直撞的人，边唱歌边喊口号：巴西！巴西！巴西！引来整条街的人一起喊：巴西！巴西！巴西！街道旁，土地上，还有草地上，到处都是踢足球的孩子，不少是光着脚的；球门只是随便插在地上的两根竿子。

▵当地时间2016年8月4日，里约热内卢，刚看完火炬传递的人们在街上随一名桑巴舞者共舞

任鑫被安排的任务，是每次比赛结束后，为中国运动员做翻译。起初，他帮丁宁接受奥运官方媒体OBS采访，丁宁说了一堆专业术语：削球、上旋下旋、弧圈球……任鑫当场就懵圈了，只好临时想了替代词，比如把削球翻译成defence。还好对方记者也能意会。当天回去后，任鑫恶补了许多常用术语，搓球、侧身攻、加转弧圈球、前冲弧圈球、反手快撕斜线……

奥运期间，不少中国人去里约观看比赛，可能受巴西式热情的感染，他们也唱歌，比较多的一首是《小苹果》，轻松搞怪的旋律却勾起任鑫有些沉重的回忆。在国内，任鑫是个完美主义者，会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每天连续学习八九个小时，累到“脑浆迸裂”。但在里约，置身阳光、音乐和每天嘻嘻哈哈在街上晃悠的巴西人中，他所有的包袱都丢掉了。

这就是南美。任鑫说，或许，这也是生活。

生活的意义

对31岁的互联网影视从业者唐兆瑞来说，生活本身就像欧冠决赛期间他在意大利米兰感受的那样，总会撞见意外的东西。这些意外就是生活的乐趣，因为不可知而格外迷人。

唐兆瑞喜欢旅游。到现在为止，他总共飞行69小时10分钟，累计里程43213公里。

唐兆瑞这次是去意大利都灵参加朋友婚礼的，第一站是米兰。在奥特莱斯买买买之后，班车开回米兰大教堂广场——他发现这里有好多装饰，掏手机查了一下：哦，原来欧冠决赛马上就要在米兰举行了。

他跳下车，走向大教堂。意大利人喜欢跳舞，听见歌声就开始跳，见到陌生人，打声招呼，也拉进来一起跳，就像过节一样。

▵当地时间2016年5月28日，意大利米兰，15/16欧冠决赛，皇家马德里Vs马德里竞技。现场球迷加油助威

唐兆瑞注意到一个歌手，老头儿，穿着一件T恤一条牛仔裤就去唱歌了。他感觉，意大利人完全不在意舞台效果和装饰，他们很真实，愿意和观众互动，唱着唱着，现场的人就会跳起来——真切、彻底、酣畅淋漓地被纯粹的快乐感染。

还有一些人在现场颠球，耍酷，炫技。唐兆瑞懂一些足球，妻子则完全看不明白，但这不重要。他告诉《博客天下》，到了那个地方，你不用懂足球，这就是一场狂欢，笑容是唯一的语言。

他们在那附近待到天黑，累了就在教堂门口坐着，当地年轻人有的在逗宠物，有的在玩飞盘。唐兆瑞和妻子新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感受米兰的足球氛围。他第一次体会到“全身心的投入”，他觉得，那是一种语言难以描述的、兴奋劲儿从毛孔里涌出来的快感。

唐兆瑞认为，在中国，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太固定了，知道每天要做什么，知道明天必须做什么，甚至知道下个月要做什么。这种有明确规划的生活不是不对，但偶尔可以试着换一种状态，关键是要作出决定，勇敢尝试。

未知中藏着生活另一张迷人的面孔，被惊艳的也不止唐兆瑞一人。

比如为了少时记忆里的《流星花园》，专门飞了趟台湾的吴思。11月23日去国父纪念馆参观时，她看到附近很多地方被围了起来，还铺了红毯。导游介绍，过两天金马奖就在这里举行。吴思和小伙伴们兴奋到爆炸。当时会场还没布置完，只能从外围看到一小部分，但门口的红毯已经铺好了，她凑过去提前上去踩了一圈。

还有8月21日飞抵首尔参加Bigbang出道10周年演唱会的夏布。他对现场流动的灯海念念不忘。每个人都戴着权志龙研制的声控手表，音乐旋律响起时，几万块表发出同样颜色的光，像星星一样闪烁。夏布的座位很靠前，他只有22岁，刚退伍不久。仗着在部队里练就的敏锐，他抢到一个权志龙扔到观众席上的签名公仔，引起一片羡慕。

▵Bigbang出道10周年演唱会现场

以及44岁的话剧导演李凝。7月初的阿维尼翁戏剧节是李凝的圣地，他每年都要飞过去，几乎没有间断。在长长的教堂街上，演员们载歌载舞，用各种奇特而迥异的装扮来塑造各自想要表达的艺术感受。从史前文明到超现代，应有尽有。在这里，观众会和演员一起摇摆、尖叫，现场气氛会把所有人裹成一团。李凝的装扮也吸引了不少路人——他把自己的半张脸画成机器人，另半张脸保持原样，象征现代和传统的融合，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灵感。

相遇

阿维尼翁街边有一位流浪艺人，穿着落魄，但吉他弹奏出的旋律是李凝听过最动人的。他情不自禁地站在那里听了几个小时，每一首曲子结束，鼓掌，给钱，再继续听下一首。艺人的搭档是个年轻小伙子，表演中国功夫，跟随着跳跃的旋律，左勾拳，右踢脚。他会一点点中文，时而与李凝攀谈几句。

那是7月初的第70届戏剧节期间，几千人的小镇涌进几万人，教堂前的石头长街挤满人群。几百个剧团在街头竞艺，敲锣打鼓，一路高歌，还不时当街表演一段热舞。可是那段音乐，依然从人群和花车的缝隙中固执地流淌出来，流到正在瞎逛的李凝耳朵里。

几个月后，谈及这段经历，李凝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

第二天，李凝带上摄像机，四处寻找那个艺人，却没有找到。当他转遍了阿维尼翁老城区，打算回旅馆时，忽然看到他们就在街角。

吉他手很高傲。之后的一周时间，李凝天天去拍他们表演，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他一句话也不和李凝说。直到临别那天，李凝向他展示了这几天追拍的照片，他感觉这人有点才华，肯开口对他说话。

功夫小子和吉他手没有固定职业，他们的生活就是跟随着欧洲一场又一场戏剧节，在街头表演，在阳光下表演，在大雨中表演。有一天阿维尼翁下大雨，李凝远远看到他们两个站在大雨中演出。

这一次，他们答应了李凝的邀请，去附近的咖啡馆喝一杯。吉他手破例说了不少话，功夫小子帮他翻译。他们聊戏剧，聊音乐，彼此都发现对方的观点很有趣，吉他手的雕塑脸上甚至浮现了笑容。这是李凝第一次感觉到走进了他们的内心。

分别时，李凝约功夫小子在教堂门口见面，把全部照片拷给他。这是小伙子第一次准时赴约。平时他的爽约理由很多，天气不好，梦做得长了一点儿，都是见不到影子的借口。

那是尼斯恐袭之后的几天，街上穿着五彩服饰表演的人们都换上素色的衣服，笼罩着一种沉痛的情绪，是悼念，也像离别。这天，吉他手和功夫小子起程去赶法国另一个城市的戏剧节，李凝觉得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直到12月的一天，他收到了小伙子从古董手机里发来的短信：我快要来中国了，你在吗？

“我在，你快来。”发出这条信息时，这个年逾不惑的导演被属于少年的兴奋俘获了。在悠长的从业生涯中，每个导演都会尝试这样的命题：梦想和生活相撞，会是什么样的回响。现在李凝知道了，就是这段高超、优美、让他一见钟情且念念不忘的旋律。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第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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