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话文学”式的奏折，皇帝看了都说烦

 作者：陈昊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在座的各位，当你看到网上这些批语段子时，会不会也能想到自己那些不堪卒读的作业或方案？

当你挖空心思，写出一篇“巨作”发给领导（或导师）时，有没有想到贵导可能正在电脑一旁，痛苦地敲击着鼠标，“怒批”你的废话文学？

让我们先逃离一下这悲惨的现实，回到几百年前，那时也有人承受着和你导类似的痛苦……

茹太素挨板子

文字的繁简，不仅影响文章质量，更关乎读者精神状态。

拉拉杂杂的文字，总是让人昏昏欲睡；而那些清爽简洁的文字，往往让人一目十行，身心愉悦。

现代如此，古代亦然。

如元朝末年，官府移文案牍繁冗不堪，只有数十年经验的老吏员，才能通晓文义，这造成“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以致各级官员纷纷以吏为师，而吏员又往往谋取私利，鱼肉百姓，加速了元朝灭亡。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出身赤贫的他，晓得元朝吏治之弊，更深谙务实对治国的意义。

早在建国前的丙午年（1366），他就对臣僚表示：“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

建国之初，朱元璋似乎还没有领略到废话文学的威力。洪武元年（1368）二月，他对侍御史文原吉等人说：

朕现在想起来，众位大臣在朕万乘之尊面前，洒扫应对之间，难免会词不达意。至于唠唠叨叨，嘴里太多假大空的，朕同情理解，不加责怪……诸位臣工给朕上疏，朕看在眼里的是你们的忠诚，不在乎你们表达形式的对错。

可仅仅一年后，朱元璋就深刻领会了废话文学的伤害力。洪武二年三月，他向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抱怨：

古人写文章都明白易懂，不用深怪险僻的词汇，你看诸葛亮的《出师表》，全篇诚意满满，也没见什么华丽辞藻。可是，近来有些文士“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纵使他们的文采超过司马相如和扬雄，又对治国有何实际意义呢？以后翰林学士们撰写表章，务必要通道理、明世务，切不可堆砌辞藻。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实在无法忍受臣下动辄骈四俪六，向群臣表示：“朕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

他下令禁止使用四六文辞，群臣所进表章要模拟《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韩愈贺雨表》，做到朴实无华、清爽典雅。

洪武九年，大明王朝发生了很多灾异。都城南京十月不雨，直到当年四月庚戌才下雨，一连下了24天。七月，苏、松、嘉、湖四府发生水灾，永平、昌黎等地发生旱灾，湖广、山东大水。闰九月，天象异常，朱元璋诏求直言。

不想，刑部主事茹太素一封《万言疏》却彻底惹恼了他。

茹太素，山西泽州人，授监察御史。

洪武九年诏求直言时，他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七千字的奏疏，言讲五事。由于字数太多，朱元璋只得命中书郎中王敏诵读，待王敏读到一万六千三百七十字时，朱元璋才听到“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等一点实际话语。

巧的是，对朱元璋而言，这唯二有用的两句话简直将开国九年来的功业贬得一文不值，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痛骂各级官员是迂儒俗吏，岂不就是讽刺皇帝失察，用人无方？

在场臣僚也落井下石，纷纷指责茹太素奏疏充斥不敬诽谤之辞。

再加上诵读至此，朱元璋仍未听到实质性内容，遂诏来茹太素，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

意思是你给我说说你们刑部哪些人是迂儒，哪些人是俗吏，究竟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

茹太素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气愤至极的朱元璋立即下令杖责茹太素，惩治他危言耸听。

然而转天晚上，朱元璋辗转难眠，又命侍臣诵读《万言疏》，发现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听到五事实迹，有用信息只有五百多字。他细致分析茹太素奏疏，发现所提的四个建议确有道理，于是转过天来便在早朝上，命令中书省、御史台等部门按奏疏行事。

事已至此，朱元璋顿觉错怪了茹太素，感慨道：

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

鉴于这次教训，他再次重申臣僚上疏要直说实事，不要废话文学，还特地制定了《建言格式》，颁行全国。

此后，挨板子的主人公茹太素任刑部试郎中、都察院佥都御史，官至户部尚书。他为官依旧抗直不屈，屡屡问罪，又屡屡被宽宥。可惜的是，茹太素因牵连到詹徽一案，最终还是被下狱论死。

不过，即便《建言格式》颁布后，繁文现象依旧出现在官员奏疏中。

可想而知，在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中，朱元璋对这些废话文学有多么头痛。

低水平奏折只是废话文学吗？

近年来，随着清宫档案、奏折朱批的电子化，“朕亦甚想你”“朕就是这样的汉子”翻红网络。

那么，清朝皇帝是否和朱元璋一样，受到废话文学困扰呢？他们是否阅读过让人崩溃的低水平奏折？而这些低水平奏折真的只是废话文学吗？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初，北京一带普降大雨。

6月4日，直隶总督赵弘燮上《奏报顺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折，康熙朱批：

各处雨已遍足，此报雨折子太多！况京城、京北之雨，行在早已闻得。

6月6日，赵弘燮又上《奏报顺天保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折，康熙朱批：

已有旨了。

6月8日，赵弘燮又上《奏报保定真定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折，康熙再次朱批：

已有旨了。

6月10日，赵弘燮又上《奏报顺天河间等府六月初得雨尺寸》折，康熙朱批：

京中、京北十二日又得大雨，朕已听得，尔不必报了。

6月25日，赵弘燮又上《奏报京城及顺天府等地六月中旬得雨尺寸并各河道安澜无生发蝗蝻》折，康熙朱批：

二十七日之雨，朕早已知道，不必续报了。

从字面上看，赵弘燮好像报雨狂魔，明明只是下雨小事，一个月竟连上五道折子，康熙帝明明已告诉他“收到了”，赵弘燮依旧没完没了，主打一个你回你的我报我的。

康熙六十年（1721），因台湾府知府王珍横征暴敛，当地百姓朱一贵假托明朝后裔，自号“大明重兴大元帅”，号召民众反清复明，发动起义。这场起义声势浩大，起义军一度达到三十万人，几乎占领全岛。

当年5月8日，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上折，汇报朱一贵起事。清廷随即命人出兵镇压起义。七月初六，朱一贵被俘，起义宣告失败。

然而就在五天之前，康熙帝又接到杭州织造孙文成《奏报台湾朱一贵聚众起兵折》，汇报朱一贵造反，康熙朱批道：

尔此无头无尾之言，实在不懂！

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又有一个朱一贵起兵造反呢！

那么，这些看似低水平的奏折，真的只是赵弘燮和孙文成的废话文学吗？

并非如此。

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张宏杰研究，清代帝王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定期向朝廷奏报雨旱情况是地方官职责之一。况且，细读赵弘燮奏折可以发现，每次汇报的雨情地点也有所不同。

孙文成一折也是同理，闽浙总督直面台湾，自然会先收到起义消息，上奏皇帝。孙文成则是杭州织造，他获知朱一贵起义，大概是经海商或者坊间传闻而来。况且，古代信息交流条件有限，他应该不清楚觉罗满保已上奏折，加之杭州织造本身就有监察地方的秘密职责，上奏自然在合理之中。

不过还有一点，在帝制时代，官员生杀予夺、宠辱祸福，悉决于皇帝之手，谁又能说这样看似低效率的上疏，不是一种自保之道？

上奏最多是叨扰皇帝，而不上奏却可能落得失职下场，丢掉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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