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志”是一个颇具经典意义的学术思想史命题。按照通说，司马迁的志向，可不是成为今人习以为常的历史学家，而是要成为像孔子那样的思想家。因此，司马迁写《史记》其实有一个预期，那就是像孔子修订《春秋》一样，写成一部具有思想指导意义的“经”书，而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从后来的情势、格局来看，司马迁的预期显然是落空了。
孔子的《春秋》，在今文经学的视野中，几乎可以说是古典中国的宪法，甚至是居于宪法之上的高级法；但是，司马迁的著作却被后世定名为《史记》，尽管被列为二十五史之首，毕竟只是一部“史”书。那么，思想家为什么喜欢建构世界史？我的回答只有四个字：经由史出。
原文 ：
《思想家与世界史》
作者 |
中国政法大学 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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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子修订《春秋》，司马迁“继《春秋》”之志，可以发现，很多思想家都喜欢历史，尤其偏好详述或概括人类世界的历史。
众多的思想家未必都留下了一部题为“世界史”的大书，但是，通常都免不了建构一种至少是写意性质的世界史。
譬如黑格尔，就在《历史哲学》之“绪论”部分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政体是民主政制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政体是君主政体。”更具体地说，东方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希腊是历史的“青年时期”，罗马国家是历史的“壮年时期”，至于日尔曼，则是历史的“老年时期”。与此同时，黑格尔还特别强调，“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但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
这就是黑格尔建构的世界史。他把时间转换成为空间，把东方作为世界史的起点，绵延不绝的世界史经过希腊和罗马两个具有过渡性质的中间环节，最终抵达了成熟的日尔曼时代。
黑格尔建构的这种世界史，完全是理念先行的世界史。
20世纪，另一个毁誉参半的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也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史。施米特是一个法学家，更是一个放眼世界的政治思想家。因此，施米特在建构世界史方面的热情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的《陆地与海洋》一书，篇幅虽不大，却有建构世界史的宏大志向，此书的副标题“世界史的考察”，已经透露了隐秘的“施米特之志”。在这部书的第三节，施米特告诉我们：“
世界史是一部海权国家对抗陆权国家、陆权国家对抗海权国家的斗争史。
”这就是施米特建构的世界史。这种高度抽象的世界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施米特的思想立场。
通常认为，作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投靠纳粹政权是他一生的污点。在这里，没有必要为他开脱或辨污，但是，也可以为他的言与行提供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德意志的强大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往与期待。在施米特建构的世界史中，显而易见，“陆权国家”的代表是德意志，至于“海权国家”的代表，则是二战之前的英国、二战之后的美国，以及更早的荷兰、西班牙、葡萄牙。
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作为“陆权国家”的德意志一直处于“海权国家”的挤压之中。这种来自“海权国家”的挤压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施米特的思想旨趣。
从时间维度上看，在黑格尔与施米特之间，还有两个更加重要的德国思想家，那就是影响更大的马克思与恩格斯。1848年，30岁的马克思与28岁的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
在这篇深刻影响世界的文献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没有忘记建构世界史。
就在这篇文献的第一节，他们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一切社会的历史”，就是世界史。正是这样的世界史，为19世纪、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依据。
从古典中国的孔子与司马迁，从近现代德国的黑格尔与施米特，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思想家离不开世界史，思想家对世界史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原因何在？世界史的魅力在哪里？对此，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提供了简洁而精准的答案。章学诚的著名论断可以解释为：经的内容其实都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