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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人提起各种疾病来，多少都有些了解，各种各样的视频图片早就揭开了许多疾病的神秘面纱。无论是教科书上详尽的图解，还是X光片里人体的骨骼“快照”，又或者是显微镜下的细胞、菌体，人体似乎已经是“透明”的，疾病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具体形象。但是在古代世界、中世纪，所有的疾病几乎都是盲区。如何“看”病，如何治疗这些“看不见”的疾病是一个千年的话题。
钻颅术
然而往前追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疾病”对于人类都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尤其是对于古人来讲，它经常与鬼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疾病”像是一种外来物，天神或者鬼怪进入到身体里从而夺走了病人的知觉，占用了身体。所以人类早期社会中将巫术与医术相结合，驱魔也就是治疗疾病了。考古学家们在美洲、欧洲以及亚洲都曾发掘出来的做过“钻颅术”的颅骨，虽然从头顶驱逐恶魔才是这项技艺的目的所在，不过它也被看作是最古老的外科手术。
古巴比伦人在常年对人类以及天体星辰变化的观测中，产生了天人一致的观念，认为人体就好比一个“小宇宙”，受自然的影响，而肝脏作为重要的器官，正是“灵魂”的居所。因此在古巴比伦的泥版文献中经常看到用星象学或者和检验动物的肝脏来进行占卜“治疗”。
埃及发达的外科技术
在医学的领域里，木乃伊制作高手的古埃及人可以说是当时先进医学的代表了。他们也将气象河水与人体相结合，认为人同自然一样，是由土一样的固体成分和水一样的体液所组成。脉络是“沟渠”，体温是火、呼吸是气，体液和气流都在脉管中流动，血液是生命的源泉，而灵气则是活力的源泉。尽管在理论上神乎其神，充满宗教与巫术的色彩，但是古埃及医生高超的诊断技巧与外科手术才是他们真正的荣誉所在。在流传下来的史密斯莎草纸文献中，公元前2625年的名医印和阗用不加修饰不带魔法的“科学词汇”记述了48个病例，对每个病例都做了解剖描述、诊断、总结和预后，其中大部分病例在治疗学上都有可借鉴之处。
史密斯莎草纸
比如说他对第45个病例的描述就很耐人寻味：
“如果你检查病人的胸部有鼓起的肿块，并且发现肿块已经超过了胸部的范围；如果你把手放在胸部，发现肿块是凉的，用手触摸它的时候没有发热，也没有粗糙的颗粒，不含任何液体，亦没有任何分泌物，但你触摸它的时候感觉有隆起，你就该对他说：‘这是肿块病例……乳房上隆起的肿瘤意味着胸内有肿块存在，体积大、分布广泛、硬实；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未成熟的河曼果（hemat），摸上去又硬又凉。"
即便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对乳腺癌十分生动的描述了。在治疗意见这一栏，他只写了句“没有治疗方法”，可见当时对于这些看不见的疾病，只能束手无策。尽管如此，仍然不妨碍埃及医生在古代世界的声誉，波斯国王、赫梯国王都曾经拥有埃及御医在自己的朝中。
希腊医学确立
古希腊的医生在“看病”这件事情上就变通多了，面对仍然坚信神灵统治世界的大多数患者，他们虽然不会拒绝“神的干预”，然而，他们也承认没有神灵指引的治疗方式也是有效的。希腊人没有显微镜和其他检测仪器，更加想象不到存在“细胞”这样的实体，面对那些肉眼可见的疾病表征，甚至恶性的如肿瘤、息肉、脓疱等等，只能是将他们对流体力学的研究引入到医学和病理学之中。在这种比较朴素的科学观念下，疾病被更具体的看作是由身体内体液的不平衡造成的。
“体液”指的就是在人体里各种管腔中流动的躯体液体，血液与生命的维系有关，精液与生殖密切联系，伤口感染会流脓，伤风感冒要流鼻涕，胃不舒服会呕吐，腹泻的时候会有水样便，这其中大部分症状在病人康复后也都会随之消失。体液也因此成为了对所有疾病进行诊治的依据。
四种“体液”
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主要就是四种“体液”构成的，包括血液、黑胆汁、黄疸值和黏液，每种都有独特的颜色、黏性以及特质。一个人健康就代表他体内的四种体液处于平衡之中，反之则表示平衡被打乱。比如另一位希腊名医盖伦就认为黑胆汁是最恶性的，心理上的抑郁症以及生理上的癌症（肿瘤块儿们）都拜它所赐，尤其是后者，正是因为黑胆汁淤滞而无处释放，最终纠结成肿块儿。这种观念一直到16世纪都被广泛地接受和认可。
中世纪如果从公共卫生学、医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的确是带有很多“黑暗”色彩。当古希腊人好不容易尝试着客观描述疾病的时候，中世纪在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患病反而被看做是肉体的腐化，并因此染上了一层道德色彩，甚至对一些牧师来讲，疼痛意味着圣洁。即便是瘟疫横行，也是上帝将苦难施加于有罪之人，作为其臣民就要前程接受所有苦痛。在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瘟疫横行，政府不得不关闭城门，禁止商业活动并隔离患者以及潜伏期的病人。然而者却被当时的清教徒看做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妨碍对灵魂的清洁。
都铎王朝亨利八世
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下，很难对疾病追本溯源，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15世纪90年代开始传遍欧洲的梅毒，由于当时并没有现代的检查设备，不验血又缺乏对细菌的研究，仅仅凭借表征描述，即便是现代医生也很难确诊。
比较有意思的是，对很多人来讲，梅毒常常与一些不道德的关系或是桃色丑闻联系在一起，因此让人忽视了它更有可能是通过性接触之外的方式传播的。毕竟都铎时代，接吻是两性之间以及各阶层间通行的最普遍的问候方式。据说当时红衣主教沃尔西就被指控以在耳边喘气和吵嚷的方式把病传给了亨利八世（其实当时他也有可能的得失其他的慢性病如通风或是静脉曲张）。而梅毒直到1943年因为青霉素的出现才被成功治愈。
对于很多疾病，中世纪的医生都会通过验尿的方式来判断，闻味儿、观色、看看是否有沉淀物等等，还有专业的书籍在医生之间流传。当时走在街上，看到谁家门口挂着个尿壶也不用惊讶，这表示这家是开业的医生。此外，放学疗法在当时也被认为是有效的，或者切开静脉，或者是把水蛭放在需要的部位，还有就是在皮肤上割一个口子再用玻璃器皿扣上用负压吸血。这一疗法的基础仍然是以古希腊时期的“体液”学说为基础的。实际上这是当时医生的一种“把戏”，通过放血这样的保守治疗，虽然不会治病，但是也很少出生命危险。不过当时的确有很多人是死于伤口感染溃烂。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尝试服用各种各样的药剂来平衡“体液”。尤其是在尝试治疗内脏器官的癌症方面，药铺里的药剂简直能闪瞎眼：铅制剂、砷提取物、狐狸的肺、象牙、蓖麻、海底白珊瑚、番泻叶、酒精、鸦片、螃蟹眼睛做成的糊剂、山羊粪、乌鸦的脚、乌龟肝……很像是走进对角巷的魔药店。
不过中世纪的解剖学者们其实也没闲着，解剖学的加速发展对17世纪往后人们观念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人体不再仅仅是一个乘着灵魂的罐子，而是一个遵循机械规律的生命体。一个人身体上的不适不再跟道德或者情绪捆绑，而是客观的发生了病变。当时很多医生为了弄清楚人体器官，先是趁着夜色去墓地拖出尸体进行解剖，绞刑场和墓地就是当时解剖学家的“便利店”。
不过到了18世纪，医生已经可以任意使用“丧失生命的人体展示使治疗无效的各种病变”，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临床医学发展起来。1793年伦敦解剖学家马修·贝利（Matthew Baillie）出了一本教材《人体重要部位的病态解剖》（The Morbid Anatomy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HumanBody），这本书与之前的一些作品不一样的就是他描述的都是生理病变的人体状态，比如说贝利描写了肺癌（大如一只橘子）、胃癌（类似海绵一样的外观）和睾丸癌（有恶臭的深度溃疡），并为这些肿瘤提供了生动的雕版印图。由于没有找到传说中肿瘤里面堆积的“黑胆汁”及其通道，也就意味着人生病不是什么体液的不平衡，而是一种器官的病变。
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 维萨里（1514～1564）试图发现造成癌症的黑胆汁这种体液来源
尽管如此，医学发展的道路仍然道阻且长，想要探究疾病的源头，在病人还没有病入膏肓的时候就进行观察与治疗，甚至防患于未然才是医学的追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尝试通过镜子的折射原理，通过自然腔道探入到人体去观察器官。1853年法国医生德索米奥发明昂立世界上第一个内窥镜，可用于检查直肠。1878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之后，医生们终于可以摆脱煤油灯，甚至利用微型灯泡安排一些更精确的手术。
1905年世界首台胃内照相机在奥林巴斯诞生
上世纪40年代，日本胃癌高发，奥林巴斯公司听说了日本一名消化内科医生对“胃内相机”的诉求，决心研发一种可以用于体内照相的相机。1950年，奥林巴斯首创了世界上首台胃内照相机，1963年第一台纤维胃镜面世，至此实现了实时观察胃内状况，并以此为基础做诊断。医学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在人，理性冰冷的机器实际上承载的是千百年对人类自身发展的探索与关怀。
2008年，由卫生部和中国抗癌协会共同发起的“中国癌症防治科普宣传促进计划”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40万胃癌患者，占世界发病人数的42%，大肠癌上升速度直逼5%。而中国的胃癌早期诊断率不足10%，5年生存率仅为20%。这组数据引起了奥林巴斯对中国肠胃现状的关注。
为此，奥林巴斯结合企业在医疗领域的资源优势，以肠胃健康理念为核心、倡“三早”树“爱胃”，自2008年开始至今，每年都会策划并执行了一系列有关普及和推广“三早”健康理念的公益活动。并且自2010年起，奥林巴斯定义每年10月为“爱胃月”，传递“三早”理念以及正确的内镜检查理念、开展健康教育知识、消除公众对内镜检查的恐惧心理。 2011年-2012年期间，连续三年发起以“为爱·爱胃”为主题的系列肠胃健康公益活动。2015年-2016年，奥林巴斯连续两年面向全国12个城市，针对年龄在35-60岁人群进行了肠胃年龄再调研并发布《中国12城市肠胃年龄洞察》报告。揭示国人肠胃普遍“超龄”的严峻形势，并帮助大众了解到肠胃健康和及时检查的重要性。2015年-2017年，奥林巴斯再次丰富公益活动内涵，结合跑步健身热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健康公益跑活动。自2008年起，奥林巴斯的公益活动项目先后获得各类奖项近20个。2017年第四届“CSR中国文化奖”上，奥林巴斯因为其对公益持续的投入，以及为大众构建接通医学科技的桥梁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最佳战略公益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