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一直活跃在近代政治及思想世界的中心，对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学术嬗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体而言，他的人生志业分为四期：（1）自1890年结识康有为，被他的革新思想所吸引，毅然舍弃词章、考据等旧学，而后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的舆论宣传和政治运动。（2）从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成功，流亡海外十载，借助于日文译著，博采西方学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数量惊人的政治评论和学术论著，热情向国人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传统，他俨然成为“ 全国学术界之灵魂” 。（3）从民国创建至1918年欧游以前，投身民初的政党政治，曾经两度入阁，然而书生从政屡受挫败，渐萌抽身之意。（4）从1920年欧游归来直至1929年病殁，宣告脱离政治，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梁启超的学术兴趣完全回归史学，学术成就最为丰硕。作为近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的活动和研究涉及政治、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诸多领域，遗留的资料翔实而丰富，相关的研究较为全面和充实。在梁氏的学术事业中，史学为其毕生心血所系。他有志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晚年又瞩意于文化史，在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造诣尤深。
关于梁启超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1949年以前的研究大多极力褒扬，肯定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1949年以后，围绕梁启超前后期的学术思想、史学思想的阶级性质，学界产生许多争议和批判。新时期以来，关于新史学的理论渊源、体系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学界的研讨已有显著之进展。梁启超的文化观和史学理论的显著转变，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梁氏为期一年的欧洲考察。学界一般以此为转折点，将梁启超史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史学论著，和他当时所撰述的政论文章同一旨趣，都以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进化论为武器，批评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落后的国民性，探讨西方富强和中国落后的根源。后期的史学论著，立足于史学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从批判旧史学转入建设新史学，早期批判旧史的基调继续保留，措辞由激昂改为和缓，态度由激进转为理解，其意在于阐扬传统史学之精髓，糅合中西史学而创造现代史学之理论学说。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史学的“变”与“不变” ，已有不少有益的分析。梁氏史学前后期的变化，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后期实乃前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依笔者之见，梁启超思想的“ 善变” ，首先来自他独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新传统主义的文化观，这是考察其史学理论必须充分关注的思想背景。其次，从首倡“史界革命” 开始，梁氏理想的新史学兼具交织渗透的两个维度——“科学史学” 与“ 民族文化史学”。随着社会环境和思想潮流的更迭演变，二种旋律间的内在张力规范了新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发展逻辑；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潮流。这或许为理解梁启超新史学的“变”与“不变” ，提供一个值得反思的新视角。
梁启超以“流质易变”著称于世，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常随时代风潮而转移，同代学人对此啧有烦言，梁氏本人也从不讳言。其思想的驳杂多变，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论者或谓其思想“今不如昔” ，或谓其思想缺乏稳定性。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后人关注的焦点和评价的基调时有调整。
梁启超自谓“太无成见”，这与他独特的思想性格难以分割。他在许多场合公开解剖自己，言辞坦率而真切，极富感染力。在这些“自我鉴定”中，梁启超强调他对新知有强烈的探索欲，感受敏锐而浅尝辄止。他曾用一诙谐的比喻，形容自己对学术的态度，“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 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 他不仅用“趣味主义”激励青年后学，而且现身说法，以此教育子女，“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初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至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对于“趣味主义”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并非一味自责，甚至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得。
除了“趣味主义”的学术性格，梁启超性格中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面，即他的自我期许。自维新变法伊始，他始终沉浸在引领时代的激越和亢奋之中。世人的高度期待，自我的人生定位，两者交互推动，驱使他永远不甘寂寞，不断地追踪新知。一旦社会政治、学术思潮显露变化的端倪，他便敏锐地捕捉先机，改弦更张，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 挑战昔日之“梁启超” 。1902年，继《清议报》之后，他创办《新民丛报》，揭开其人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恰在此时，他撰写一篇《三十自述》，追述个人的教育、治学及其思想历程，点明其志在警醒国人奋而救国，字里行间，洋溢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气。1920 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称：“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对个人在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历史贡献有准确的认知；但他的抱负实不止于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这段话张扬而富有自信。显然，他所向往的历史地位，绝非如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以学术为业” 的专业知识分子，其人生目标是想跻身一代通儒的行列，与王阳明、顾炎武等古代“大儒”并肩。易以今语，则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在分析顾炎武在清学史上的地位时，梁启超评说道:“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 玩味其词，“夫子自道”之意，跃然纸上。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葛，也是导致梁氏思想多变的要因之一。虽然从1916年开始，梁启超几度宣示脱离政坛，1920年后开始“讲学生活”，似与政治渐行渐远，甚至还忏悔“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然而，终其一生，他对于政治始终兴味浓厚，从来没有彻底摆脱。晚年专注教育及学术活动，用意不全在造就几个读书种子，不过是效法宋明大儒，广泛培育门徒，造就转移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的一股势力。钱穆的学术观念，与梁启超颇为接近，他有一段精妙的话，可以转来揭示梁氏“讲学活动”的深层旨趣，即“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事实上，晚年他虽然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外界却一直以“研究系”党魁视之，而研究系的要角，如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一度与北洋军阀合作密切，他们无不与梁氏暗通款曲。当大革命浪潮由南向北袭来之际，由于对国共两党的政见深为不满，梁启超已在酝酿重出江湖，只是因病重而未果。他在清华的授业弟子，普遍为他陷于政海、妨碍学术事业而惋惜。陈寅恪却对他的精神世界颇具“ 瞭解之同情” ，陈氏认为：“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知行合一是学术的真谛。学术如果不能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政治的良性发展，其价值便会招致质疑。按梁启超晚年所说，儒家道术，千言万语，各种法门，归结为“内圣外王”。所谓“内圣外王”，“即专注重如何修养健全人格，人格到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内圣”是“为己之学”，“外王”是“为人之学”，个人与社会、学术与政治应当打通一片。他痛恨晚清以来国势的日渐衰颓，竭力彰显学人的社会使命感，“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 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
趣味主义的治学态度，定位于通儒的人生理想，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这些因素与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相互牵引，加剧了思想变动的复杂性。对于“过渡时代” 的知识分子而言，在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现代性冲击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他们本身继承的文化传统对其吸纳西学的潜在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如果不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便很难真正理解这些知识分子在相同境遇下的不同反应。在梁启超系统接受西学之前，他已承受清代思想界流行的考据学、今文学和理学的熏染，这些传统思想的元素，在西学的关照下，或者被改造和沟通，或者被拒斥和疏离。这一过程实际上不是单向的，西方学术同时也经受中学的检验，或是被毅然排斥，或是欣然接纳。此外，在20世纪初叶，西方的社会政治及哲学思想经历了深刻的转变，兴起了一股反思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流弊的思潮，即是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上述因素加剧了文化选择的复杂性，五四以后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走向分裂的根源就在这里。“沟通中西”，可谓梁氏毕生所追求的文化目标。至于如何沟通，如何选择，则随时而异。他最初忧心于中国文化传统之沦丧，所见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观略同；亡命东瀛后，援引西学批判传统政制及其意识形态；五四以后，倡导以我为主的文化综合，自以为找到化解中西文明冲突的一剂良方。每一阶段的主张虽异，关注的问题始终如一。在近代中国急剧变动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梁启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反思和内省，随着国内外的时代风潮而波动，这是不足为奇的。质言之，考察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实践，必须充分重视梁氏独特的思想性格，尤其是贯彻全部学术人生与思想世界的中西文化观。
近代自然科学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17 世纪由于天文学、物理学的巨大成功，科学所带来的新观念逐渐取代基督教，成为哲学家和普通公众的信仰支柱，从而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文化氛围。19世纪中叶，随着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的发表，生物进化论首先完成了自然科学各部门知识的大综合，自然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演化奥秘，以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客观规律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9世纪末叶，“社会达尔文主义” 凭借科学的威名风靡世界，“到处成为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的基本精神食粮”。梁启超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接受历史进化论，在他看来，“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惕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社会达尔文主义包含的竞争、进化和进步的观念，对于迫切探求国家富强之路的梁启超，具有异乎寻常的诱惑力，构成其新史学的核心理念。
20世纪初叶，梁启超率先倡导“新史学”，集中批判旧史学的政治历史观念，重新检讨史学在学术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史学的独立化、专业化和体制化，新史学运动取得一项重要的成果，即是职业历史学和新汉学的崛起。新汉学一派的史家重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致力于史学的科学化。所谓“科学史学”，就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模型从事历史研究。具体而言，首先，通过对史料进行严谨的批判，确定客观史实，追求所谓的“信史”。其次，在此基础上，力图对历史的演变做出科学的阐释，寻求隐藏其间的原理或规律。他们以此为准绳，对中西学术遗产兼收并蓄。对中国而言，他们传承乾嘉考证学，并上溯至宋代以来的考证学传统；对西方而言，主要汲取欧洲东方学与兰克史学的治学理念及方法。他们接续、改造宋以来的考据学传统，构造自身的学术系谱，故称之为“新汉学”（“新历史考证学”或“新考证学”）。
“科学史学”成为梁启超推动史学革命、创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梁氏所谓的“ 科学史学”，主要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文化史学为代表的20世纪欧美新史学为典范，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并以历史进化论为前提假设，致力于使历史学成为一门如实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具体内涵包括五项:
（一）历史进化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依据西方的知识体系，将宇宙现象划为天然界、历史界两类。前者周而复始，成循环状，后者则按进化论的原理日进无穷。与此相应，派生出研究自然现象的“天然学”（自然科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历史学”（社会科学）。从梁启超对两门学科研究难易的比较中，可以窥见他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有使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学术意识。他认为：“求史学之公理，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学者，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学、如物质学、如化学，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灭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瞠乎其后，皆由现象之繁赜，而未到终点也，但其事虽难，而治此学者不可不勉。”至于狭义之历史学，梁启超将之界定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在梁氏前期著述中，“公理公例”一词连篇累牍。以《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为例，经逐一检查，“公理公例”有时指进化论，有时指西方各门学科的现代知识。在他看来，这些具体学科的知识都可归入历史进化论的范畴。历史进化论是新史学的核心预设，梁启超晚年虽对此产生怀疑，但只限于文化理论的质疑，并没有动摇它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质疑历史进化论，根源来自他晚年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性反省。按他的观察和思考，在欧洲爆发的一战，意味着由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竟然演变为人类相互屠杀的利器，这恰好证明历史进化论是有缺陷的。他一改无条件承认历史现象是进化和进步的观念，将物质文明从进化名单中剔除，只承认属于精神文明的两种观念形态的进化：“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否认物质文明的进化，则国人不必对西方文明深怀敬畏，不用事事以西方为师，这无形中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但梁氏晚年的治史实践，依旧秉持进化论的理念。1927年，他在燕京大学主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从史迹、思想和文学三个方面，指出史书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性。在每一方面之下，他首先提到的一项判断标准，就是“进化系统紊乱” 、“时代思想紊乱” 、“进化源流混淆”。辨伪考证的学术工作，恰恰以历史进化论为理据。
（二）历史认识论。站在历史进化论的立场上，社会历史现象既然是不断进化和进步的，则背后显然有规律可循。为使史学获得科学的资格，史学必须探索历史演进中的客观规律。至于历史规律的性质，探索历史规律的途径，梁氏的认识和表述变化极大。他在《新史学》中，把效法自然科学寻求“公理公例”作为“良史”的标准。关于史学之界说，《中国历史研究法》表述为：“史也者，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人类社会演进的“公理公例”被清晰地定义为“因果关系”。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经验，梁启超笃信“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因果是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但同时，他对于历史学能否完全适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已经萌生怀疑。他指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据此，他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所适用的不同“因果律”，强调历史研究不能机械套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历史因果律只是一种“有弹性的因果”。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梁启超几乎完全否认历史因果律的存在，连“有弹性的因果”也撤销了，只承认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是“互缘”。他说：“我们既承认历史为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法则的支配。”因果律在历史研究中是否毫无意义？梁启超认为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只是文化创造的精神部分，即所谓的“文化种”；文化创造的物质结果，即“文化果” ，则依旧受制于因果律。
（三）史学方法论。梁启超早年深信归纳逻辑为西方文明的原动力，将归纳研究法视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一节文字，比较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的长短，所论其实不限于先秦和希腊，实为一篇精要的中西学术比较论。他所列举的先秦学派的缺点（亦可看作传统学术的缺点）包括：（1）论理（Logic） 思想之缺乏；（2）物理实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观念太深；（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按梁氏的认识，科学传统之缺乏，是中国固有学术最主要的缺陷。上述六项都是参照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发展条件推论出来的。旧学中唯一具有科学精神的是清代考证学，考证学方法被认为最合于归纳逻辑，“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动力者，必推培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晚年他通过《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两种清学史名著，对清学做了深入系统的梳理，注重继承和改造清代考证学，有意沿着这一方向建设新史学。清代考证学固然是一种归纳研究法，但它的范围集中于古文献，过于狭窄，必须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即“扩充材料”和“扩充工具” 。
梁氏所谓的归纳研究法，包含两个步骤：其一，汇集同类现象，获得某种现象的概括认识；其二，寻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前一步骤是综合的过程，后一步骤是分析的过程。归纳研究法是否能完全解释历史真相，梁启超后来也有怀疑。既然历史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历史是经由人类的自由意志发动，历史发展当然不可能重复，史家的职责是探索“ 不共相”，然而归纳研究法只能概括“共相”，梁氏最后只能承认：归纳研究法的价值到整理史料为止，至于说明历史真相则非其所能。那么究竟用什么方法把握历史真相呢？梁氏猜想“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对此，他不是非常肯定。如果真的相信只能从直觉来把握历史真相的话，就无所谓学术研究了。实则梁氏仍然一直运用归纳研究法，史学理论上的矛盾、困惑对其史学研究的实际干扰有限。
（四）治史态度。梁启超早期的论著，政治激情多于平心研究，结论常流于偏颇，晚年才重视研究态度的客观忠实。他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推崇清学“ 正统派” 的学术贡献，详细论列其治学精神、方法、态度和文风，最为欣赏考据学派的“学者的人格”，即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进而明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对亲自参与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以及康、梁师徒的历史功过，亦毫不掩饰，予以中肯评价。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批评传统史家“明道”、“经世”的观念，呼吁史家追求“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 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标举“史家四长”，为现代史家确立职业规范。“史德”位居“四长”之首，其含义就是忠实，“即对于所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最理想的史家，就是“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这其实是“学者的人格”之形象化表述。英国政治家格林威尔的“画我须是我”一语，梁氏经常提起，引为治学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