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副主编 赵涵漠
最近我在读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女士的小说《天才雷普利》。我当然是带着一种想象的框架去阅读这本书的——毕竟，它被称为「推理小说」，还曾获得过一项侦探文学奖。我误以为那甫一出场就带着些郁郁寡欢的雷普利先生应该是位侦探，即便不是职业的，恐怕也会歪打正着地去解决些罪案。
但接下来的阅读感受难免会包含些慌张，甚至懊丧，主角雷普利不但没有展示出英雄主义的一面，甚至偷窃，撒谎，与正派相距过远——我仍然是怀抱希望的，毕竟在通俗小说中，这样特意被塑造为更贴近人性的侦探不在少数。直到雷普利在大海上杀掉了他最要好的朋友时（用船桨狠狠地将朋友打垮，刺死，再扔进大海），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希望必须破灭了，我追随的不是一个侦探，而是一个凶手——他杀了一个人，甚至此后他还杀了第二个人。追逐线索的警察和侦探先后短暂地出现，但仅仅一两个章节后就毫无作为地离场。我们必须看着这位焦虑不安的凶手获得胜利，金钱，新的社会身份，他什么都有了，没什么反转或高潮可言，甚至也没有华彩的犯罪篇章。小说像地下河水一样向黑暗涌去，毫无波澜。
这是一种颇为古怪的阅读体验，文学评论者们常用以描述这本小说的形容词即是「disturbing」。一切都是反情节的，读者既猜不到何时会随作者爬上山峰或跃下深谷，甚至在这个故事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山峰或深谷。这有点像《人物》所从事的工作——对真实生活中的故事的记录，命运之手安排着故事的节奏，几乎所有那些打动人心的故事都没有框架可言。
2016年春天，从马来西亚起飞的那架著名的飞机MH370失踪两周年，《人物》曾经记录过那群失踪者家属的故事，当时的主笔王晶晶曾写道，「没有起点，看不到终点……希望和愤怒共同寄生在这些家属身上，吸吮着他们的生命力。」一些人相信自己的亲人仍活在这个世界上，飞机只是被劫持了，他们用一切微小的证据、传言、不确定去佐证自己的结论。家属中那些接受死亡事实的人被视作严重的背叛。
2017年春天，MH370失踪的第三年，主笔谢梦遥再次去写了有关这架飞机的故事，你能看到，故事的主题仍是如此，没有起点，看不到终点，家属们期待的戏剧性的时刻没有发生，失踪者们仍无踪迹，没有遗体，但也没有重逢——从去年到今年，这两篇报道的主题是相似的，家属们仍旧相信乘客活在世界某一个隐蔽的角落。但这几无变化的局面背后，等待、沉默、搜寻、希望，却因时间愈久而变得加倍惊心。
真实生活总是缺乏波澜可言，它甚至不允许任何文学的技法去设置悬念和冲突。但可以因此就认定它缺少力量吗？3月27日，谢梦遥正在山东采访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独子乘坐MH370后失踪至今。第二天，谢梦遥发了一条朋友圈：
「昨天住在老人家里，她为我煮了面，我们聊起搬入的新家，突然间，她语气平板地对我说了一句：『简单铺了地板，等我儿回来要重新装修的。』我想即便10年后，我也忘不了她操着山东方言说话的那一刻，她神情笃定的样子。」
是的，那些最有力量的诉说常常埋伏在日常生活之中，它们会突然跳出来，狠狠击中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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