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极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能构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创伤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70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接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近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认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压抑”）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