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迟宇宙
◎来源 | 商业人物（biz-leaders） 已获授权
*本文来自《联想局》书稿未删减版，已获作者独家授权。书稿成稿于2003年，出版于2004年。
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
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
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
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那天半夜，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谈到了柳传志。
他站起身来，来回走了几步。“你说柳总他，业绩做得一般，钱也不多，大家为什么那么愿意帮他？是会做人吗？”
在“孙宏斌前传”中，柳传志改变了他的命运。“联想前传”中，他或许改变了联想的命运。无论柳传志、杨元庆他们承认与否，有很多事情，包括“孙宏斌事件”，如果不曾发生在孙宏斌身上，也一定会发生在杨元庆或郭为身上。这是联想的宿命。
“ 老的那种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 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过“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坏，而他又愿意陷入回忆，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孤独、绝望和正在进行的漫长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乱的道路，后面则漆黑一片。我们可以略微想象一下，一个习惯于演讲的鼓动者突然失去了听众，他到底会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还是寂寞无助的一个可怜虫？
“ 一天一天，在那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天是完全一样的，你往回看的话，你每一天完全都一样，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我觉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那两年，我每天，每天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那时候，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的、漫无目的的人生。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个时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
他优柔寡断、感性永远多于理性、脾气急躁、懒惰……他承认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别人减掉，但现在他是加法哲学最忠诚的奴仆。正是他的加法哲学，他的中国智慧，正是他这些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这个充满无数偶然性的大时代，让他成为出类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临猗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像个平凡的生灵，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了计算流体力学专业。他的专业要求他经常性地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边界条件、网格技术中去，在流体物理和计算模型研究中观察液滴与固体壁面碰撞和无粘流动与粘性流动的相互干扰。
这样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一张硕士学位证书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万润南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卖盗版碟片尚未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攒机的生活开始让很多人乐此不疲。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有一次孙宏斌说：
“ 其实我们说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我们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杨元庆这一批人，当时下海还是学做生意，那是真正的下海。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的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试图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
“ 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六十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上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而这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比如说‘9·11’造就了布什，二战时的罗斯福、丘吉尔，其实都是被一些事件造就了。咱们过去说时世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正是招聘的负责人。他们在电话了聊了一会，彼此感觉不错，陈恒六似乎对他的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大门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
1988年联想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描述说是“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⑴年龄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上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而引爆它的导火索，便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
“ 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⑵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他们做各种各样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们破坏他的布局。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他们：“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要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⑶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
“ 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⑷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常务副总裁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老贾（贾绪福）各打了二十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他们“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一向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旭福的煽风点火。事实确也如此。所以，李勤又颇为严厉地说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并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本来认为老贾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比较早地跟他谈一谈，但后来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在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应当认真讲，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的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⑸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二十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自己）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浅），由于你涉世的深度（不深），（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⑹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了四年的自由，使他成为联想历史上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当当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元老院”中，细细回味自己这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中的成功：
“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碰巧孙宏斌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在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早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
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
“怎么能这样？！”
“我说怎么了？”
……
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柳传志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人家伙给开除了。
“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
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
“ ……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激化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两种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的时候也很横，说什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与他几乎同时进入联想的杨元庆获得这样的权力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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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的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
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
“ ……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了，在与“创业者”的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掉的危险。他们的权力之大也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听孙宏斌他们的一些会议时，他跟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就跟军队一样，“腾”一下起立，看着孙宏斌的脸色和他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都进来以后，孙宏斌喊一声“坐来”，他们才都一起坐下。“孙宏斌那是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的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的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他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的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的不冷静，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促使柳传志最终下手的，是孙宏斌他们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在那天的会上，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
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
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
“ 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们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这样咱俩好合好散，咱俩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随便选一个，你要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没听明白，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都沉浸在平静之中，他有时候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姓杨的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演化为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对峙时，他站在房间的门口，大声呵斥他们，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许多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
“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的那些话如果在一年内，甚至在两个月内说的话，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能力。
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
“ 现在我也觉得，你作为领导的人，有的功劳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因为有些功劳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头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头上也很正常。为什么别人干活，都算你头上？因为你是总经理……每个人都在受偶然性影响，我觉得每个人都得认，不管好的坏的都得认，……要那帮人不胡说八道就没事了。”
他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⑺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发了这件事，是太多内心的冲突促发了这件事。传说中的卷款潜逃并没有发生，但孙宏斌依旧被判了5年徒刑。或许在1990年春天，必须有一个局中人站出来解决当时正在交锋的两种观点，以自己的出局来抚慰两代人的内心，而这个人碰巧是孙宏斌罢了。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一面是当年的“老兄弟”，他们无力驾驭这批年轻人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个叫孙宏斌的“刺儿头”，要他做出一个加减法（加N减1）选择，几乎无须耗费任何时间。
“我是把很多本该发生在三年里面、十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一年里面，或者三个月里面发生了。”有一次孙宏斌说。
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生活的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三十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不知道什么叫油水，真的没有油水的话，你可以吃很多特别油的东西。没有糖水你可以吃很多巧克力，因为你身上缺糖了。你缺油水，肥肉你可以吃三斤……”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阳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缕空气，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
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在监狱里已经思考过未来。那时候他老婆去探监，说她妈一个月给她200块钱去看他时，他就决定要介入房地产经纪这行当。那时候卖房子的、帮别人卖房子的和房地产信息的都已悄然兴起，吸引孙宏斌的，是这个行当不怎么需要钱。
他没有在北京逗留，没有与那些期盼与他见面的人喝酒、聊天，讲述监狱中的生活。他要告别过去，告别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人的世界。他当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意思是一个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